钱昌明：论孙中山的“胜”与袁世凯的“亡”
——漫谈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历史发展有它的必然性，同时又具有偶然性。诚如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70页，1966年人民版)
孙中山与袁世凯，同为晚清历史人物。两人的政治追求不一，历史作用各异;但却有不少的“相同”点。
两人同为历史“名人”，一正一反：前者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后者曾以“窃国大盗”而闻名。两人同为“清廷”掘墓人，一外一内：前者掀起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外部起事;后者压迫清帝退位，从内部逼宫，埋葬了清王朝。两人都享年59岁：一实一虚：前者为实岁(59周岁);后者为虚岁(59虚岁)。最为奇特的是，孙氏的胜利与袁氏败亡，两者都出自一种偶然。
孙中山不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自幼崇敬“反清”英雄洪秀全。从1885年(19岁)起就立志推翻清王朝，通过组织兴中会，于1895年(29岁)发动了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惨遭失败。其后，他亡命海外，成为清政府悬赏通缉的“逃犯”，长期在国外活动。他通过联合革命力量，在日本东京组织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不断鼓吹革命，不断地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坚持斗争。但由于缺乏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缺乏国内群众基础，更没有建设革命根据地，虽前后策动过十次武装起义①，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但其革命影响却在不断地得以扩大。
孙中山的“胜利”，完全是一种偶然。
大家知道，清王朝“亡”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新兵起义——又称辛亥革命。其实，这次起义同孙中山没有半点关系。起义发生时，孙本人还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直至当地时间10月12日(美国的时差晚中国24个小时)，他从报纸上看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才急赴芝加哥市。13日，得以同盟会芝加哥分会名义发布“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此为孙对国内武昌首义的第一个反应。
强者自信力量，弱者寄望幻想。孙中山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得知武昌起义胜利后，并没有想到要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而是幻想寄望帝国主义抛弃清政府、立即承认中国革命。为此，他先后前往华盛顿、伦敦、巴黎，在美、英、法等国进行游说，结果一无所获。至12月21日才在国内同志的催促下到达香港，随即被胡汉民接到广州(时广东已宣告“独立”，胡已成为广东“都督”)。
武昌起义胜利，湖北军政府成立，改号“中华民国”，各省纷纷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12月12日，已宣告“独立”的17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推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时会上不同派别(武昌首义派、革命派、立宪派等)在人选问题上矛盾尖锐、相互争执不下，陷入僵局。25日，孙中山正好在胡汉民的陪同下抵达上海。鉴于孙中山先生在长期反清革命斗争中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声望，结果，代表们一致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
可见，如果没有偶发的武昌起义，如果没有17省代表会议的僵局，孙中山都不可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句话，孙的“胜利”，实属偶然。
再来说一下袁世凯的败亡。
袁世凯出身官封建官僚家庭，其为人机敏，善于见风使舵、精于计算，心狠手辣、惯于投机。凭借家族背景，他先进军界，后投靠李鸿章，取悦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义和团，滥杀无辜，闹得山东义和团有关地区“村村冒烟，家家带孝”!袁就此换得平步青云。1898年，他首叛光绪，出卖维新派，从慈禧那儿猎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政大权;1912年他再叛宣统，强行“逼宫”，窃得“民国大总统”之位;1913年，为实现专制统治，他三叛“宪政”，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解散国民党，直至让自己当上了“终身总统”。袁氏一生，可谓“精准计算，步步得手”。殊不知其机关算尽，最终却败亡于一个“偶然”。
袁氏不仅具有一颗政治野心，更是一个具浓厚封建思想意识的人。
河南项城袁氏家族，兴于袁世凯祖辈。其叔祖袁甲三为清末将领，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官至一品，受命署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授漕运总督，1863年病死。时年虚岁五九，未过花甲。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寿短，年仅虚岁五三。其嗣父袁保庆寿更短，虚度五十。
袁世凯官运亨通、万事顺遂，家有一妻九妾，可谓享尽人间富贵。他自觉自己可以左右一切，唯独控制不了自己的健康。尽管他常将人参、鹿茸一把一把塞在嘴里嚼着吃，每天还要吃两个奶妈挤出来的人奶，即便如此，仍改变不了他每况愈下的体质。最后他只能感叹：“我的身体不行了，参茸补品不能接受了”。
1915年，袁氏虚岁五十有八，某日他自感身体不佳，突然想起他叔祖的五九寿期，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再想想自己生父、嗣父的寿期更短，越发害怕。他不由想起民间的“冲喜”习俗，决定复辟帝制——以登大位来“对冲”他想象中会面临死亡的噩运。
经过一番权强运作，次年(1916年)，袁氏粉墨登场，当上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又谁知命运偏偏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正因为他当了这个皇帝，这才引来了一片反对、全民声讨，直闹到众叛亲离。最后，袁世凯在又气又急的忧愤中死去。可笑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他最害怕的噩运年——虚岁五九!要不是他自作自受，也许他倒能平安度过这一年。
孙中山的“胜”与袁世凯的“亡”，虽说都是出于“偶然”，但却又是事物内在发展的“必然”。这个“必然”就是：民心!也就是“民心向背”。
别说老天不长眼，恶贯满盈自有日。
武昌起义偶然的“胜”，恰恰是孙中山长期从事反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这是孙中山的十次武装起义唤醒了民众——愚公感动了“上帝”，于是“上帝”派神仙下凡，一下就把愚公门前的大山搬走了!
袁氏“洪宪帝制”的败，看似“偶然”，实亦必然。因为复辟不得人心!
注释：
①孙中山发动的十次“反清”武装起义：第一次，1895年10月，乙未广州起义;第二次，1900年10月，恵州三州田起义;第三次，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第四次，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第五次，1907年6月，恵州七女湖起义;第六次，1907年4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第七次，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第八次，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第九次，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第十次，1911年4月，广州黄花冈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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