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五中全会对革命形势作出错误判断，认为“中国的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一一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充分肯定白区工人“浓厚的政治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和“罢工工人与军警之肉搏冲突”，要求白区党组织到工厂中去发动各业工人举行罢工，组织“革命反攻”。
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说：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取得很多成绩。白色区域工人运动“开始走上坚决转变的轨道”。
《决议》接着说：工会工作的坚决转变，必须加强党对罢工运动的领导，必须组织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特别是铁路、矿山、海员、纱厂的罢工运动。“党应该灵活的抓住一切可能适时去组织同情斗争，组织同盟罢工，扩大罢工”。
“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左”倾错误已经使工人运动元气大伤的实际情况，仍然鼓吹“组织同情斗争，组织同盟罢工，扩大罢工”。上海美亚绸厂罢工，就是在这个《决议〉〉精神的指导下，盲目“组织同情罢工，组织同盟罢工，扩大罢工”遭到失败的一个典型。
上海美亚绸厂，是中国最大的绸厂，有“绸业巨擘”之称。它分总厂和10个分厂，共有工人4500多人。
1933年7月，美亚绸厂总经理蔡声白以“丝绸销路不振”为由，宣布一律给工人发九折工资。
1934年3月2日，蔡声白得寸进尺，再次以“营业不振”为名，宣布在原来九折的基础上，按不同工种，分别再减低工资百分之二十、二十五、三十。这就是说，不到一年时间，工人的工资就减少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当天晚上，美亚六厂青年团支部书记张祺召开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决定第二天罢工，以示抗议。
3月3日早晨，美亚六厂全体工人宣布罢工，提出“反对减工资”等3项要求，并推举7名代表去各厂串连，呼吁大家一致行动。
减少工资，涉及每一个工人的切身利益。罢工反抗，是工人的一致愿望。3月7日，美亚绸厂总厂和10个分厂的1500多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
美亚绸厂总同盟罢工，是在青年团法南区委领导下进行的。法南区的党、团组织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罢工的班子，统一领导美亚绸厂罢工和各厂援助罢工的工作。
美亚六厂宣布罢工后，青年团法南区委就派人来传达区委关于坚持扩大罢工、建立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指示。各分厂罢工委员会推举代表，组成总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
总罢工委员会把各分厂提出的要求，归纳为“恢复1933年7月以前的工资标准”等5项要求，不按政府当局规定的先由社会局调解的程度，直接向资方交涉。
总罢工委员会与总经理蔡声白相约，于3月11日在法租界马浪路总厂谈判。下午，40名工人代表，在200名纠察队的保护下，来到总厂。1000多名工人集结在总厂周围声援。
厂方拒绝谈判，下令关上铁门，不准工人代表出厂，并叫来大批法国巡捕，逮捕工人代表。集结在厂外的1000多名工人高呼“誓死保卫代表”，同法国巡捕搏斗，历时两小时，有100多名工人被打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一惨案”。
中共中央对美亚绸厂的罢工非常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1934年3月3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为援助开滦与美亚工人罢工宣言》说，开滦煤矿和美亚绸厂罢工，是“两个南北辉映的光荣而伟大的罢工”。“这两个伟大的罢工，在正确的革命领导下，不但将要掀起无产阶级伟大的罢工浪潮，而且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将要开展更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宣言》号召美亚绸厂工人：要坚持自己的条件，要资本家限期答复全部条件;动员工人和家属去包围资本家，不答复条件就扣留资本家;拒绝任何第三者调解，反对秘密谈判;要派宣传队到上海一切绸厂宣传，要求他们一致参加斗争，实行上海绸业总同盟罢工。
上海各级党、团组织，用各种形式，从政治上、经济上支援美亚绸厂罢工。
美亚绸厂总同盟罢工后，市面上的丝绸供不应求，开工的绸厂利润倍增。蔡声白为了避免更大损失，他让厂里的职员出面，组织“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这是取得部分胜利结束罢工的极好时机。
工人方面，也有人提出，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总罢工委员会就请比较有名的律师薛笃弼帮忙，薛笃弼认为诉讼对工人不利。他表示愿意为劳资双方调解。经薛笃弼和蔡声白多次交涉，商定把工人工资改为打八五折或九折的折衷方案，结束罢工。
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白区的工人运动只有一个模式：斗!斗!斗!非法为英勇，合法为投降，调解为妥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从领导意图来说，这次发动美亚绸厂罢工的目的，是从美亚绸厂扩大到全市丝织业，一直扩大到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拒绝任何第三者调解，反对秘密谈判”方针指导下，上海工会联合会派人来总罢工委员会传达上级指示：要坚持直接谈判，警惕职员插手，不要上当。要求总罢工委员会“以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来争取美亚的胜利的罢工斗争，有计划的组织上海绸厂的总同盟罢工，开展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拥护苏维埃红军的运动。”
在这种情况，律师同资方商定的结束罢工的折衷方案，也就吹了。
4月6日，正在江西前线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给江苏省政府、上海市政府发出通令，声称：剿共时期，工人不得罢工。严令上海市政府予以制止，限令工人克日复工。市社会局随即通知劳资双方出席调解会议。
总罢工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对付社会局4月10日举行的调解会议。决定仍然坚持5项要求，发动全体工人到社会局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0日上午，总罢工委员会代表按时到达社会局。资方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腰杆硬了，说工厂已经停工，根本谈不上讨论工资问题，拒绝出席。调解会议也就流产了。
下午，按照总罢工委员会的布置，4000多名美亚绸厂工人来到江湾市政府请愿，包围社会局，要求社会局叫资方来谈判。资方不来，工人坚持一夜不散。
4月11日早晨，上海市长吴铁城下令，用武力镇压美亚绸厂工人。大批警察和保安队开来，把工人包围起来，用青竹棍打，刺刀捅，还用高压水龙猛射。100多名工人被打伤，30多名工人代表被逮捕。
“四·一一”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于4月16日发出《致上海的列宁的青年团员》文告，号召扩大上海绸厂的同盟罢工，坚决反对失败情绪的机会主义，建立上海绸厂的赤色工会，每个绸厂应有团支部，在绸厂中建立党的堡垒。
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恒丰、元丰等40多家绸厂的5千多工人相继举行同情罢工，并迅速扩大到全上海100多家绸厂，1万多名工人的同情罢工。
“四·一一”惨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会衔发出布吿，限令美亚绸厂工人“克日复工”。
美亚绸厂资方在政府当局的支持下，宣布不复工者“一律不准寄宿本厂工房，并停止其膳食”。
美亚四厂的工人被赶出工房，在马路边过集体难民生活。十厂工人迁到"五卅”公墓住。九厂的女工无处住宿，彻夜在街头徘徊。在罢工工人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刻，上海不仅没有设法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却给总罢工委员会发出指示：不管资本家怎么威胁，决不复工，斗争到底!
由于罢工已经拖延了近50天，元气大伤，大多数工人对罢工失去信心。各厂学徒首先复工，总厂随着全部复工，二厂、五厂也宣布将单独复工。
总罢工委员会的许多代表被逮捕后，已无力控制各分厂的罢工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委员会不得不决定4月22日复工。
复工的时候，资方宣称：工厂已经改组，复工工人必须重新登记。143名罢工积极分子被资方借机开除。被捕的工人代表，分别被判处30天到45天徒刑。美亚四厂党支部书记周国良被判处5年徒刑。
历时50天的美亚绸厂总同盟罢工，惨败告终。
上海，是白区工人运动的中心。美亚绸厂总同盟罢工失败后，白区工人运动就一蹶不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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