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标语作为宣传党和红军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团结教育和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进行革命动员和斗争的重要手段。红色标语以其直观明了、广泛深入、直面大众、富于鼓动等特点，在政策宣传、澄清谬论、动员群众、壮大队伍、对敌统战、赢得支持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加强宣传教育，传播党的革命形象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活动区域大多地处封建思想较为盛行、民族和阶级意识比较淡薄的偏僻农村山区，消息闭塞的山区民众对我们党及其军队的了解不足，容易将其与军阀旧军队混淆。加之在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和恶意宣传下，以至于最开始时“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因此，做好宣传工作成为让民众了解党和红军，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的紧要任务，而当时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就是广泛运用标语。
我们党历来重视通过各类标语来开展宣传工作。早在1927年“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就要求秋收起义的部队围绕“我们是什么军队，宗旨是什么，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打土豪”的主题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写贴标语布告等”(赖毅：《回忆井冈山斗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页)。1928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将宣传摆在与军事斗争同样重要的地位。11月，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说：“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签署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全文是竖写四言体石印布告，被制成巨幅标语等散播，开篇就指出“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文中纵论红军主张、国内时局、蒋匪本质、国家出路等，结尾呼吁“布告四方，大家起劲”，这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地群众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十大政纲”“共产党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为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军队”“红军公买公卖”“红军不拉夫”“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红色标语，在红军所到之处随处可见，铺天盖地。再加上群众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党和红军严明的纪律及实际行动，迅速赢得周围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国民党的诬蔑自然不攻自破。历史事实证明，红色标语的运用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团结教育群众的重要渠道和有效平台，其简易便捷性、直观生动性等优势，开辟出党的宣传工作星火燎原、如火如荼的新局面。
二、深化政治动员，缔造坚强革命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标语发挥了强大而重要的宣传动员作用，架起了群众支持党和红军的连心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一是促进革命队伍不断壮大。早在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就深刻认识到：“党要实现自己的一切任务，最重要的条件是要获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形成伟大的争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1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页)为此，我们党通过“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工农子弟都来当红军”“英勇的工农到红军中去”“紧急动员起来，努力扩大红军”等情真意切的红色标语宣传，有效地启发了广大民众的阶级觉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唤起民众加入党和红军的热情，党的组织建设和“扩红”效果非常明显。据《红色中华》第86期报道：在1933年的“红五月”，“兴国模范师四千五百零五人，自愿加入模范师的一千零七十三人，共五千五百七十八人，成立了兴国师，加入了三军团”。江西“全省在红五月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中，突破了二万五千人，创造了四个师。”(《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7日)据统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赣南苏区人口共240万，参加红军的就达22万人。而其他红军活动过的地区“扩红”成效也非常明显，比如福建上杭才溪乡有88%的青壮年男子参军，成为“苏区扩大红军模范乡”;贵州大定(今大方县)全县当时参加红军达2000多人，整个毕节地区扩红5000余人;四川雅安地区有4000多人参加红军。
二是促进革命组织发展迅猛。1931年11月，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土地革命战争和红军宣传动员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有特长的民众比如石匠、木匠等，也被吸收到红军的宣传队、书写队、錾字队、钻花队、粉笔队等宣传小分队，成为开展标语宣传的重要力量。通过“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赤色农会”“优秀青年赶快来加入青年团”“青年工农暴动起来”“少先队是红军赤卫军的后备队”“劳动妇女必须参加政权”等红色标语的宣传动员，各个苏区的工农商学兵、老弱妇孺残等几乎所有的群众都被组织起来，成为革命战争的坚强后盾。
三是有效激发革命斗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大民众和红军将士在红色标语的激励动员下坚定了昂扬的革命斗志。比如，在反“围剿”斗争时，通过“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保卫土地革命利益”等标语激起了民众支援前线的革命豪情，全力支持红军作战，仅在赣南参加“支前”的就有60多万人。又如，在长征途中提出的“乌江虽险，又怎能拦住红军的飞渡”“猛追呀!不让敌人跑了!”等标语，充分激起红军将士敢打必胜、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决心，革命斗志空前高涨。
三、强化对敌统战，“不战而屈人之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运用红色标语开展对敌统战，起到了分化敌军、瓦解敌人斗志等作用。
一是揭露国民党的罪恶本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标语是揭露国民党“克扣士兵军饷以饱军阀私囊”“背叛中国革命屠杀工农群众”“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庇护土豪劣绅加重租息剥削”“抽收苛捐杂税剥削工农小商”等十大罪恶。还有“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军阀混战争地盘，士兵送死当炮灰”等标语，使国军士兵认清了其罪恶本质，同时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二是促推国共声望“此消彼长”。通过“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白军是土豪劣绅的走狗，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卫队”“红军中官兵伕薪饷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等标语宣传的鲜明对比，深刻揭示出国共两党及其军队的强烈反差，让国军士兵认识到双方的本质和前途，有效瓦解了敌军军心，并认同红军正义之师的形象。
三是鼓励敌军将士反戈投诚。通过大量的“欢迎白军士兵拖枪投诚红军”“优待白军投诚士兵”“医治白军伤兵”、愿意回家的“发棉衣路费”等标语，极大地动摇和瓦解了敌人军心，使一些国民党军队或临阵倒戈或秘密起义，壮大了红军队伍。如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率领赴赣“剿匪”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宁都起义，并呼吁：“我们不要再作国民党的‘杀人机器’，我们再也不当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的走狗和奴隶了，起来!赶快起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2页)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标语宣传以有针对性的丰富内容、灵活多样的形式、入脑入心的效果，让党和红军开展革命工作如虎添翼，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推波助澜，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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