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编者按：今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125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和无比敬仰!为表达我们的敬仰和追思，“思想火炬”官方微信公众号决定从12月16日起推出系列专题“纪念125周年”，陆续刊发一些领导、专家缅怀毛主席的文章，今天是第十二篇，我们推出的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伍修权的文章。】
中国革命中的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活动几乎都与毛泽东紧密相连着。我们的成就和失误，许多都是执行他的指示的结果;同样，他的功勋和遗憾，其中不少也有着我们的份。他去世以后，国内外常有人贬低、攻击或否定他，我对此是不能赞同的。因为我们跟毛泽东干了半个多世纪，否定他不仅否定了我们自己，更否定了他和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思想、业绩仍然在我们生活中产生着重大作用和巨大影响，人们一直忘不了、舍不开他，他始终活在我们中间。
与别的老同志相比，我与毛泽东同志直接交往不算太多，但仅有的几次不仅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更是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几页。下面就是深藏在我记忆中的几件事。
山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有过一种说法，叫“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意思是指国内正在进行的革命，不太符合“正统”的马列主义，许多是山沟沟里的一些土知识分子和农民甚至“山大王”们搞的一套。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出生于湖南山村韶山冲，正领着工农武装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毛泽东。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中国革命的领导和改变其领导成分，将在国外比较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的青年革命者，陆续派回国内，他们中有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和沈泽民、陈昌浩等，其首要人物却是深受共产国际信任并重用的陈绍禹(王明)。我也是那时从苏联回来的，上述那些人都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除王明以外，我们大都先后去了毛泽东所创建和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并接受了毛泽东所代表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只有并未进过“山沟沟”的王明，始终不理解也不承认并非来自莫斯科的马列主义，一直站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对立面，先后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我于1931年夏进中央苏区不久，就去瑞金担任了红军学校学员连队指导员兼军事教员，就是在那里我初次见到并认识了毛泽东。他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又是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前敌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苏区以前我就不断听到他的大名，白区报纸上也时有关于他的报道。他和朱德同志共同领导的“朱毛红军”，早已为国内外人士所瞩目和关注。他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更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心腹大患。可是我见他以后，其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苏联见过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更不像人们概念中的军事家和军队统帅，而是一个对人亲切和蔼、言谈诙谐和不修边幅的中国书生，甚至像农村塾师。
他是应红军学校师生要求给大家讲课来的。虽然我早已听到过针对他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议论，但是第一次接触他并听他讲话以后，立即对他产生了信服甚至折服之情。那天他讲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这本来是个比较枯燥、深奥的政治经济问题，我在苏联学习时，每逢这类课程，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强记政治名词、理论定义、专用术语和数据比例上。谁知毛泽东讲课时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全部用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现实事例，来分析解释政治和经济上的各个重要问题，阐述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例如他说外国资本对我国的经济侵略，造成了我国手工业经济的破产，举了个农村随处可见的例子，中国过去一直用竹篾箍木盆木桶，现在从外国进口了铁丝，很快夺取了竹篾的市场，木盆木桶都改用铁丝箍了，结果使我国大批竹箍手工业者失业，劈竹篾用的竹子滞销，生产和销售外国铁丝的资本家们都发了财。毛泽东在讲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全是普通农民都能听明白的语言，加上许多俗话、谚语和生动手势，使所有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观点。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他已三十多岁，并且已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高的威望影响，所以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从此坚信和追随他，一生也没有动摇过。六十年代初我陪外宾见他时，他曾向外宾介绍说：伍修权是个老实人，在莫斯科回来的人中，他是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
正由于毛泽东在广大群众中的很高声望，在1931年举行的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也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称他为毛主席，并且一叫几十年，后来“主席”二字竟成了他的专用称呼。不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都不知道，正是当时，毛泽东日子并不好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不断对他进行排斥打击，他的思想主张都被当作所谓“右倾错误”和“富农路线”等等横加批评指责。在1932年10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受到排斥和打击，会后被撤消了所有军事领导职务，被迫离开军队。1933年初，受王明遥控的博古等人的临时中央迁入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王明的“左”倾错误全面深入地在苏区推行贯彻，毛泽东的处境就更糟了。当年秋天，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人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分来到苏区，我被中央指派去为他作翻译，直接领教了这位“洋钦差”的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李德和博古一唱一和地完全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和否定了他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已被完全剥夺了，仅剩了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地方政府职务虚衔，所以博古曾嘲笑他成了“加里宁”，和苏联没有实权的苏维埃主席一样。毛泽东被迫“靠边站”时，不是去养病，就是去作农村调查，中央和军委的会议很少通知他参加，他的声音也很难听到了。
但是，正由于党和红军失去了他的领导，人们反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正确主张和积极作用。他指挥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每次都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粉碎了5到10倍敌人的进攻。第四次反“围剿”，由于仍沿用了他原来的战略战术，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和博古凭着洋本子在地图上指挥作战，盲目宣称“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要打“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搞什么“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等等，结果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部队伤亡惨重，阵地连连失守，兵力越战越弱，苏区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了撤退转移一条路。严重失败使许多红军指战员都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毛主席指挥我们时接连胜利，现在却光打败仗?”
“为什么不让毛主席来继续指挥我们?”……】
连高级领导人中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异议和批评，并且逐步转而听取和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也由应该听从李德的指挥，转为更加信服毛泽东的领导。
严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认识到：山沟沟里不是出不了马列主义，能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马列主义在苏区山沟里的实际应用。李德和博古所推行的王明那一套，完全脱离了苏区的实际情况，必然把革命引向失败。
正是党和红军的这种思想认识，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
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中共党史上把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称为“伟大的历史转折”。事情确是这样。正是从那时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开始为全党全军所认识和接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受到了批判和纠正。这个胜利是毛泽东长期深入细致和艰苦工作的结果。鉴于对遵义会议本身的记述研究已有不少，我想从另一方面作些补充，即毛泽东如何在组织上和方法上保证会议取得成功的。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好在当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声望，又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党内许多人不同意把他留下，博古等才勉强地带上他，但是只让他跟着军委二队的休养连，作为病号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正好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重伤未愈，也在军委二队坐担架，二人的担架经常走在一起，毛泽东就抓紧时机将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一路和王稼祥边走边谈，把他的思想主张对王稼祥作了深入详尽的阐述解释。
王稼祥与博古、张闻天和王明同为“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刚”之一。但是他为人正直坦诚，到苏区以后越来越为毛泽东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所吸引，早在宁都会议时就曾力排众议为毛泽东辩护。长征以后他和毛泽东的多次长谈，使他们进一步相互了解和尊重了，王稼祥完全同意并信服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毛泽东又通过他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长征途中他们三人索性一起行军和宿营。日夜反复交谈，对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面临的危险局势，解脱困境的办法，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直到进了遵义，他们三人都住在遵义新城同一座楼上。当时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形影不离，人们就把他们叫成了“新三人团”，这意味着党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核心。博古、李德对此虽然很为不满，认为他们在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团体”，但因当时敌情紧迫，内外交困，早已自顾不暇，也只能对他们听之任之了。周恩来本来就很敬重毛泽东，实际上支持着他们的活动。这样除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在苏区的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中有二人转向了毛泽东，加上周恩来的实际支持，博古完全被架空了，李德更成了“孤家寡人”，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更是尊重和拥护毛泽东的，毛泽东的意见这才开始被中央采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原定的长征路线，转兵贵州，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使奔波苦战几个月、损兵折将一大半的中央红军，终于有了个难得的喘息机会。正是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和适宜环境。
毛泽东通过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特别是反“围剿”的失败问题，讨论解决面临的严重局势。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的支持。
李德也被通知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有幸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中央和军委以往的会议，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说了算。这次会议却一反往常，不仅取消了李德的特权，会前的酝酿准备，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干与，开会时更把他摆到了实际是受审的位置上，别人都围桌而坐，他却被指定坐在门口一张独凳上。会议还是由博古主持并由他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由于明显地失去了多数人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主要人物的支持，不得不丧气地承认失败，只是力图把失败原因推诿到客观上。周恩来作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贯彻执行者，主动承担责任，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大家马上对他表示了谅解。
许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讨论时的主要发言，是由毛泽东作的。其实讨论发言时的第一发重炮，是由张闻天发出的。正是他的发言，不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评和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更严厉指责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发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惊，也使不少参加会议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难，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
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几条结论性的话我却一直难忘。他说反“围剿”军事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即“左”倾教条主义。他在发言中又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他的论点。心里本来不太服气的博古，这时也只得低头接受批评，一向“老子说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气也无言以对。别的同志更觉得毛泽东说出了大家早已要说只是还没有说出的话。正是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言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是由于毛泽东的推举，这一决议是由张闻天执笔写出的。
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中，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李德可说毫不留情，措词十分尖锐严厉，多处直接指责了他个人。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毛泽东会下还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对博古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负责人，尽量予以爱护和照顾。毛泽东这样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委屈，认为许多事原来是中共中央推给他干的，现在出了问题却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气无处发。但是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实际效果很好，会议团结和争取了博古，使他冷静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开始认识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从这里我体会到了毛泽东努力缩小打击面，尽量团结大多数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怀。
遵义会议决定撤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接受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议，实际上实现了他的意图，但是在后来的党内分工时，他却又极力推举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会议还决定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和“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是党内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本人开始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由于战事需要，才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这才开始成为党和红军实际上的负责人。这个不短的过程，都表明毛泽东为了党的事业，善于等待和因势利导地稳步前进。正如他当时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样，为了达到目标，不惜迂回曲折。
在遵义会议以前，还曾经有人提出，当时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同样有着严重问题，也应该加以检查批判和纠正。毛泽东不仅马上劝阻别人这样做，而且在自己的发言和最后的决议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之类的话。他这一着也是十分高明的。因为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批评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线，不仅牵动太大，并且将失去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连一直受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可能会难以接受和转不过弯来。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和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绕开了政治路线问题，只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风时，共产国际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后台，其政治主张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并日益巩固，这才对遵义会议以前那一段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毛泽东为此等待了将近十年。在这一方面，他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的典范。
遵义会议使长征红军反败为胜，转危为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也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开始为全党全军所接受，他也才逐步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如果当年他只凭意气，急于求成，不讲究策略步骤，不仅难以取得遵义会议的成功，长征红军以至党和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是后来这样，中国人民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走上正轨和取得胜利。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功勋，确是永远不能抹煞的!
分裂危机化险为夷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发生了张国焘阴谋分裂的严重事件。当时我已离开军委不再为李德作翻译，调到三军团担任叶剑英参谋长的副手，以后因为部队成员缩编，又主动要求下团工作，去了杨勇所在的10团。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全部中央红军只剩了一两万人，四方面军却有七八万人。张国焘自恃人多势壮，竟想由他来指挥全党全军，还要否定中央已定的北上方针，让中央红军都跟他返回南方去。否则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场党内危机和分裂危险又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在此以前，毛泽东对张国焘作了大量耐心而艰苦细致的工作。两军会师时，他指示召开隆重而热烈的会师大会，我们也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肯定和赞扬，又让中央红军的文艺家们，为大会作了精采演出，表示对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由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肃反，清除和杀害了许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使四方面军文化人才奇缺，毛泽东又指示将中央红军的大批宣传文化干部，派到四方面军去帮助工作，著名的红军艺术家李伯钊和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等都去了四方面军。四方面军也派了一些干部到中央红军和红军大学来工作。毛泽东自己更不断地找张国焘交谈、商讨问题，对他表示十分尊重。因为张国焘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主席，毛泽东就招呼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人，一律称呼张国焘为“张主席”。但是，当张国焘伸手要军委主席职位，毛主席则考虑到这是个要害职位，便说军委主席已是党内外威望很高的朱德，不宜随便撤换，同时又作了某种妥协，让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并且让人马上改称他为“张总政委”。部分地满足了张国焘的权力欲与虚荣心。
但是张国焘野心很大，欲壑难填，在过草地以后一意孤行地拒绝北上，表示如果中央红军不跟他走，他就要带原四方面军部队单独南下，甚至企图胁迫中央放弃北上方针，据说还发过一份要“武力解决”的密电。我从未见过这份电报。史实到底如何留待党史研究者去考证核实，但不论有没有那份电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确有行动，已是事实，我也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在过草地前，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左路军，中央机关和原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等带队。当我们越过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连夜赶回中央报告了张国焘闹分裂的紧急情况。毛泽东为防意外，带着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连夜离开驻地。我所在的10团奉彭德怀军团长之命，负责保卫中央机关。那天清晨，我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和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等在一座大庙旁议事。我们听说张国焘要派部队来，血气方刚的10团政委杨勇气愤地说，他们要来，我们就坚决打!毛泽东听到了忙过来说，打不得，打不得!这时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命令原四方面军的人都跟他走，“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许多人都很生气，毛泽东却冷静地去劝阻李特。但李特不听，他又把李特拉到庙里去坐下来谈。李特按张国焘的腔调指责中央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还是耐心开导他说，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任何个人不能随便改变。李特仍然不听，执拗地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马上跟他回去。我的马夫(当时叫饲养员)也是四方面军来的，不得不跟李特去了，所以长征后期只得由我自己牵马养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与李特等人的对立情绪很严重。但是毛泽东依然大度地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实在要走也可以，相信将来总有重新会合的一天。他还对我们说，一、四方面军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全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就跟党中央走，愿意南下的也可以跟张国焘同志走，不过以后还会回来的。我们有的人还是愤愤不平想不通，他又对我们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只要他们还是红军，迟早还会走到一起来的。
当时，正是由于毛泽东顾全大局地采取忍让克制态度，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也严正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制止了几乎发生的党和红军内部火并，挫败了张国焘的野心。要是那时真发生了冲突，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中国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曲折甚至挫折。幸赖毛泽东的冷静和英明，加上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抵制，终于使党和红军平安度过了一场严重危机。毛泽东更以其实际行动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的四方面军同志，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张国焘的面目和野心，最后在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在走了一年弯路以后，还是遵照中央的方针路线重新北上，在西北实现了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壮举。
对于违抗中央决议、图谋分裂红军的张国焘本人，毛泽东对其一直采取争取挽救态度，当时有人主张立即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认为不行，说张国焘还蒙蔽了好几万人的部队呢，一下子搞翻了脸，以后就不好见面了。中央根据他的意见，作了关于张国焘所犯错误的决定，不仅继续称张为同志，并且将传达范围限制得很小，最初只让中央委员知道这件事，尽量维护张国焘的“面子”。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时，毛泽东决定将中央红军改称为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支队司令，他自任支队政委，也一度不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避免与张国焘过分对立。后来又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电召张国焘到陕北。
张国焘回中央以后，毛泽东一面只在很小范围内批评其错误，一面又让他担任了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去西安以后，又由张国焘代理主席职务，仍然执掌不少的权力。在此期间，组织上分配我担任了边区政府秘书长，并且与张国焘住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助手。因为我本来是边区政府前身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秘书长，早就从事着相近的工作，谁知张国焘却认为我是毛泽东派去监视他的。其实这完全是他自己心怀鬼胎。
毛泽东从未向我单独交代过什么任务，我也从未直接向他报告过什么。相反，毛泽东不只要求大家继续尊重张国焘，注意称呼他为“张主席”，自己也经常同他来往交谈，甚至照常和他说笑拉家常。1937年秋天，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着儿子来到延安，毛泽东和他们开玩笑说，国民党里有个“张杨”(指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也有个“张杨”(指张国焘及其妻子杨子烈)。这实际表明了他对张国焘还是另有看法的。1938年2月我离开延安调任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同年4月张国焘乘祭黄陵的机会，私逃到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当即同意杨子烈带着儿子去了张国焘那儿，对他们一家做到了仁至义尽。直到张国焘公开背叛革命，拒绝党的挽救，中央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公布了他的罪行。毛泽东的对待和处理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即使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他都能如此谦诚相待和宽宏大量，不愧为党内斗争中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式的典范。
亢而不卑的莫斯科之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正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开国当年12月，我领受了一项特殊任务，负责毛泽东出访苏联时专列路过东北境内的安全。一切布置停当后，我赶到山海关迎接已成为新中国头号领导人的毛泽东主席。在来自北京的专列上，我见到了三年不见的毛主席。与延安时期相比，他已发福了，为了出国，穿了一身比较讲究的中山装，他带头穿的这种衣服，后来几乎成为我国的礼服，竟被西方人称之为“毛式服装”。这次访苏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而且是长途旅行，所以他的心情举止不象往常那么轻松随便。我在车上向他汇报了情况，高岗等东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上车看望他时，他也关切地问了一些问题。我随着他乘坐的专列，一直陪他到了满州里，下车目送他的专列驶入苏联国境，我此行的任务也宣告完成。
当时我已接到调令，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苏联东欧司司长。护送毛主席出境的任务完成后，我利用调动工作的机会，请假回武汉探亲。哪知我刚到家几天，就接到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电令，要我马上去北京随他出国赴苏。毛主席这次去苏联是参加斯大林70诞辰的庆典，也准备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同苏联领导人商谈。后来中苏双方认为可以趁毛主席访苏签订一项友好条约，这才又让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赴苏进行签约谈判。由于我已是苏欧司长，周总理指定我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并为他作外交工作助手。我赶到北京几天后就随周总理出国，直奔阔别近20年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会合了先期到达的毛主席一行。
我们是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的，随毛主席先到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鉴于过去通过共产国际支持了王明，打击压制了毛泽东，对中国党作过一些不切实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定损失，斯大林对此感到歉疚。由于他与毛泽东是初交，互相不摸脾气，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的活动，大都由他自己提出苏方才作安排，苏方避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当时毛泽东也在观察斯大林，想了解对方怎样对待自己，结果双方产生了一些隔阂和误会。
例如斯大林曾问毛泽东，他此行有些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泽东却以他惯常的幽默藏而不露地说，我这一趟当然不能白来，总要搞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听了怎么也闹不清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同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起研究，也解不开这个哑谜。后来由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从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那儿才摸到了底。原来毛泽东想让苏联与中国签订一项同盟条约，“既好看”，就是可以对外宣传;“又好吃”，就是我国能获实利。斯大林明白后马上表示同意，并且希望由他和毛泽东二人联名签署这一条约。可是毛泽东却表示，自己是党和国家的主席，签订条约是两国政府间的事，只能由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与相当于政府总理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来共同签署。这才马上电召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赶来，进行签约的实际会谈与准备工作。直到会谈结束准备签字时，斯大林还希望能与毛泽东联名签署这一条约，但是毛泽东仍然客气地拒绝了，所以后来只由周恩来与维辛斯基都以外交部长的身分，签署了世界瞩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件事表明了毛泽东不愿受别人尤其是外国轻易摆布的自立性格。就在我们来到前后还发生过几件事，苏方曾请毛主席参观一些地方，如苏联卫国战争的战绩、遗址和汽车工厂等等，他看了却认为不过如此，对苏方人员的“吹牛”很不以为然。在列宁格勒参观冬宫时，有几个馆据说正修理内部，没有开放，他就悄悄对陪同的翻译师哲说，那里面肯定是过去沙皇抢的我们中国的东西，他们不敢让我们看。当时莫斯科正上演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芭蕾舞剧《红婴粟》，苏方请毛泽东和我们去看。他让自己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和大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先去看了。他们看后回来说了剧情，原来此剧说苏联的商船停泊在上海港口时，一个苏联海员在码头上结识了一个中国妓女，接受了妓女献给他的爱情和红婴粟花，他则向那妓女灌输革命思想，通过妓女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后来引起了中国革命，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一听十分反感，认为这是歪曲和污蔑中国革命，断然拒绝去看演出。由于陈伯达去看了并在演出谢幕时鼓过掌，毛泽东就批评责备他道，就是你看得津津有味，还给人家鼓掌捧场呢!毛泽东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仅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也成为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态度的依据。
中苏会谈和签约中的大事，毛主席一直抓得很紧，周总理每天向他详细汇报一切情况，条约的文稿也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审改推敲，在一些细节和具体问题上，他允许向对方作一点妥协让步，一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等大问题，他总是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例如在我国东北境内先由沙皇俄国建造，后由苏联管理经营的中长铁路，我国新疆的矿产开采及经营权益，中苏、中蒙接壤地区的国防和双边关系，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从我国东北掳获运走的日本财产物资和工业机器设备等等，苏联继承沙皇俄国在我国大连、旅顺的特权及资产，以及北京的原沙俄兵营等等，毛泽东认为这应全部无偿地交还中国，指示我们在签订总的中苏条约的同时，另行一一签订明确具体的单项协定，只能在维护我国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到对方。我们遵照他的指示与要求，与苏方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协商。在毛主席、周总理于当年2月17日先期回国后，我奉命和李富春等同志一起留在莫斯科，与苏方就若干具体问题继续谈判并签订有关协定。历史证明，当年的这些条约及协定，对于维护我国独立主权，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树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形象，起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应该说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具体指示的结果。
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举行后的当晚，由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出面主持盛大酒会，招待苏联党政军及各界领导人，隔一天后苏方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并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饯行。斯大林自恃是苏联以至国际共运最高领袖，通常是不参加这些外交宴会的，这次却由于毛泽东的来到，每一次他不仅破例地亲自出席，并且对毛泽东特别尊重客气，席间还和毛泽东相互说笑，显得十分融洽友好。其实当时他们心中各自都有一本帐。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多次抵制过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方式并不符合斯大林的意图，建立新中国时又不照搬苏联的模式，政府中又有不少亲西方的人士。毛泽东对斯大林从未俯首听命和低三下四过。因此斯大林心有疑虑，担心毛泽东是个闹独立性的铁托式人物。只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结果，使斯大林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新中国的诞生又使苏联有了个东方大国作为盟友，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于苏联的巩固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斯大林一直不愿怠慢更不敢得罪在声望和地位上都不亚于自己的毛泽东，倒是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不仅始终保持尊严，有时还使使性子甚至发发脾气。
就在毛主席访苏时，有段时间苏方没有给他安排什么活动，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中闲住了几天后，忽然向苏联的接待联络人员发起火来，说是我现在每天就是吃饭、拉屎、睡觉三件事，真不知你们把我从那么远请来干什么?翻译师哲对他说，你发火的对象都是苏联一般的工作人员，他们什么都听上面的，你对他们发火也没有用。毛泽东却说，我就是要他去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在发脾气了!他的这种基于民族自尊心的独立不羁性格，确曾赢得了苏方以至斯大林的敬畏。
不过这又只是毛泽东性格的一个方面，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当然深知中苏团结的重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方针，建国后他第一个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又是苏联，并且是去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庆典，这就以行动驳斥了说他是“东方铁托”的议论。所以建国初期中苏友好调子之高和气氛之热，我这个苏联东欧司长活动之多，业务之忙，都是按他的决策指示进行的，而这都是适应当时形势和符合我国利益的。
这种状况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才逐步发生了变化。
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
据师哲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等中国同志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
我不知道这话对毛泽东有过什么影响，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谁听谁的问题，即谁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的问题。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继承了斯大林在党的关系上的“老子党”做法，在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作风。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和极力抵制，自视为“正宗”马列主义的苏共头头处处咄咄逼人，从来不买外国人帐的中共领袖常常寸步不让，这就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中国党对苏共方针路线和内外政策的全面抵制和公开的批评，最后造成了国际共运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60年代初，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世界各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及其组织，全都一分为二，重新划线站队，绝大多数党或国家本着传统做法支持苏共，也有少数国家的党或小派别，赞成或同情中共，各国各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共产党之间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当然地成为“交战”一方的最高决策人和战略总指挥。
在此之前，我已从外交部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由从事政府外交转为党的国际联络工作，因此也直接参与了这场针对苏共的名为“国际反修斗争”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事情是从斯大林辞世几年后开始的，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动摇混乱，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党虽然力求维持表面上的中苏团结，实际上是反对苏共的许多做法的，赫鲁晓夫对此也心照不宣，对中国党的不紧跟他们十分不满。50年代后期，他们的不满日益公开化，苏共一面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国内政策表示批评和反对，又在当时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公开偏袒印度一方，赫鲁晓夫甚至在我国建国10周年庆典时，不指名地攻击我国是“好斗的公鸡”，又在种种场合用各种方式批评指责我国的内外政策是“实际上反动的”、“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等等。
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我国派出了“观察员”身分的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康生领队。当时赫鲁晓夫正鼓吹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单方面裁军120万，华沙条约各国也跟着裁军共达380万人，又宣称要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签订互不侵犯和裁军、禁止核试验等一系列协议，中国代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提出国际形势好转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帝国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所有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协议，对我国一概没有约束力。赫鲁晓夫对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很恼火，在招待会祝酒时，就不指名地说中国党在拆苏共的台，暗骂中共领袖是“应该扔到墙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场合多次批评中共的主张和做法，我国代表团向国内报告后，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国际混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当年4月是列宁90诞辰，经毛主席决策并审改，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要文章。文中按毛主席的观点及要求，对苏共的思想路线及其内外政策引据马恩列之经典，作了全面、系统和严厉的批判。其批判对象虽然只提了南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但谁都知道其矛头是直指苏共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苏共对此当然不能沉默，马上与各党通气，决定利用当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代大会，约集各国党领导人，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岐。毛主席决定由彭真、康生和我加上驻罗大使许建国等，组成代表团赴会。出发前先集中在钓鱼台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研究制定赴会后的方针对策。我们按时出国并与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一起参加了罗共的大会。赫鲁晓夫亲率苏共代表团先我们一天到达，他们不仅利用罗共大会讲坛在致词中不点名地指责了中共，更在当天向各国代表团散发并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公开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等等，接着又发动各党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围攻中共代表团，全面批驳我国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说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极左路线”，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义”等等，使我们一时十分孤立，只剩东欧最小的阿尔巴尼亚一家还倾向和同情我们。
我们将事态迅速报告了北京，中央马上给我们发来写好的声明，让代表团立即译成外文发出去。声明中揭露苏共对我党搞突然袭击，对各国党采取家长式的专横态度，而中国党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任何错误的观点和作法屈服。这个措词强硬的声明更加激怒了赫鲁晓夫，他们在会上对我们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我见代表团长彭真有时也情绪激动得难以自控，就悄悄给他递过去一张写有“哀兵必胜”的字条，一面表示支持，一面让他压压火。当时现场口头翻译的是阎明复，这次显示出了高超的翻译水平和很强的思辩才能，准确而有力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与意志，反而使赫鲁晓夫等围攻者常常慌不择言甚至语无伦次。
苏共原想利用这次机会压服中共，结果只“打”成了平局，反而使分岐更明显、矛盾更尖锐了，他们岂肯就此罢休，经过组织发动和挑拨收买，使本来只是中苏两党之争，变成了中共与各国党之争，并且使本来主要是党内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观点之争，很快转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布加勒斯特会议一结束，苏共中央就通过苏联政府通知我国，将按照协定来华帮助建设或进行合作的苏联专家立即全部撤走，并中止执行和片面撕毁几百项协议合同，又找岔子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在中苏边界上挑起纠纷，一时真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是，毛主席镇静又充满自信地指挥全党全国，顶住了突然而来的恶劣形势，迅速组织了反击，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立场，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使赫鲁晓夫等人未能完全得逞。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由于苏联的毁约以至反华，我国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都蒙受了不少的损失，加上几乎同时发生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其实也是这场国际论争和政治风云的反映和后果之一。
1960年9月上旬，我出访古巴尚未回国，就奉中央电令转道莫斯科，参加当月17日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我立即赶去并参加了会谈。我党代表团长是邓小平总书记，他在会上严正指出，苏共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把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已造成了我国的损失，同时表示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决不妥协的决心。苏共当然不会轻易认错，于是这次本想解决两党两国关系恶化问题的会谈，仅仅是“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散了会，唯一达成协议的是于当年10月和11月的十月革命43周年，中共再来代表团继续会谈。不久，由邓小平和刘少奇于10月、11月分别率领代表团连续赴苏，可惜每次都是各抒己见争吵一番而已，只在十月革命43周年时和81国的“兄弟党”一起签署了一项纯属对外宣传的《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这些文件丝毫掩盖不了由中苏两党分岐引起的国际共运间的分裂状况，由于中国党的批评反对，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
国际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主要发生在1960年。从这年2月起，我党先后派出5个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或在布加勒斯特与苏共领导人接触。每次会谈接触都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决策进行的，每次会谈结束回国时，他都要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有时他在杭州或北戴河，我们都要专程赶了去，他对代表团的活动，一再表示了肯定、赞许和支持，我们也因为上头有他的指导和指挥，不论什么情况都觉得信心百倍。由于这年我党代表团曾去莫斯科5次，郭沫若曾为此写诗说：“五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虽然毛主席本人并不住在钓鱼台，但是我们每次出国前的准备，回国后的总结，大都在钓鱼台进行，中央的“反修”领导和写作班子，也常在钓鱼台办公。如果说我们是这场国际论争的前线指战员，稳坐指挥并“钓鱼”的当然是毛主席了。
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将分裂形势推向了新高潮，赫鲁晓夫等公开攻击中共及支持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惯例是党代大会得邀请各国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却不让阿党参加22大。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公开回答苏共对我党的攻击后，提前回国不再参加会议。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中央决定我为代表团长出席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四国党代大会。各党大会无一例外地按苏共的调子对中共及阿党进行了攻击，我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一作了回答，苏共及东道国当然要作出反应，结果在捷、德的党代大会上，我致词中提到苏共时，台下竟起哄、拍桌、吹哨和跺地板企图打断我的发言。我当时心里虽然不免尴尬，表面上却还镇静，我想自己正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党，执行着自己领袖的指示，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里，主人不能也不应该对我无礼，就像毛主席诗中所说：“我自岿然不动”地硬着头皮顶住了。有的记者形容我当时能“泰然自若”，因而称我为“伍泰然”。
与此同时，中联部另一副部长赵毅敏代表我党出席意大利党代大会时，也受到了与我相似的对待。对这股气势不小的政治风潮，我国蔑称之为“反华大合唱”，我们几乎到处都受到攻击反对。我和赵毅敏先后回国后，分别向毛主席作了如实汇报，他对我们进行了鼓励和慰问，甚至连续吟诗自励：“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苏共指挥的“反华大合唱”，我国针锋相对的“独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的“帮腔”，正喧闹得不可开交时，与我国友好的越南等国建议停止公开论争，举行中苏会谈以平息争端。几经斡旋磋商，定于1963年7月由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可是因为在此以前，苏共不仅公开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共的文章报道，还在中苏边境、我国新疆和我国驻苏大使馆连续制造事端，其反华调子正越唱越高。为不让苏共乘机封住我们的口，就在代表团访苏前的6月14日，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定题定稿的，更加全面深刻地批判驳斥苏共观点的长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实际上使中苏论争达到了又一高峰。苏共哪能认输，立即予以“断然拒绝”，认为“25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诽谤与攻击”，并再次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和留学生，还砸坏了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展览橱窗等等。就在这股极不平静极不友好的气氛中，我党代表团还是按原计划启程出国了。我又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中苏两党的高级会谈就在双方的激烈论争和互相抗议中开始了。会谈中自然也是各不相让地你攻过来我顶过去，对于这种“会谈”，西方记者称之为“聋子对话”，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代表团每天及时将会谈的情况和内容报告北京，中央向毛主席报告请示后，又立即给我们发来指示，所以会外反而比会内忙。就在会谈中，苏共于7月14日又发表了名为苏共中央给全党实际上是给全世界的公开信，对中共的“25条”进行了坚决回击和全面驳斥。这使勉强进行的“聋子对话”也对不下去了，最后仅达成一项协议，会谈暂停，以后再说。第二天我们就全体回国。
我们的专机飞临北京机场时，我发现机场上十分热闹，一下飞机忽见等候在机场，亲自来迎接我们的竟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全体中央领导人，机场上聚集五千多人的欢迎队伍，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喧天锣鼓声中不时传出震耳的“反修”口号，全场到处都是红旗、彩旗和标语横幅，我们刚走下舷梯，毛主席就领头走过来，与我们一一热烈握手问好，又让少先队员为全体代表团成员献上了鲜花，还让我们与以他为首的欢迎者一起排在飞机前合影留念。我们绕场一周和离开机场时，全场一片雷鸣似的欢呼和掌声，中外记者纷纷把这一盛大场面和热烈气氛摄入镜头和写入报道，第二天各报和各种新闻工具都突出报道了我们代表团的归来特别是毛主席对我们的迎接。对这场破格破例的欢迎仪式，我们都明白这并不是冲着我们这几个人，而是借题发挥地对外国“帝修反”特别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组织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政治示威。
欢迎仪式一结束，又破例地没让我们各自回家休息，全体代表团成员都奉命跟着毛主席的车一直开进了中南海。毛主席和我们一样，也一点没有休息，坐下来就让我们作详细汇报。邓小平、彭真作汇报时，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认真地静坐倾听着。从毛主席那专注和满意的神情中，我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无比关切，对所汇报的内容不断点头称是，有时还插几句问话甚至笑话。
这次无结果的会谈，特别是中共“25条”和苏共“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苏论争和共运分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央的“反修”写作班子，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连续发表了一批深入批判“苏修”的大文章。原来计划连发10篇，哪知才发表了第9篇，赫鲁晓夫就被迫下台了。虽然这是苏共内部的一次“宫廷政变”，但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我们的“九评”也是促使“赫修”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九评”把他轰下台的。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这天夜里，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以中联部负责人身分，出面接待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听取他的重要情况通报。因为中联部机关都已下班，我只得用自己家的客厅接待了苏联大使。他来就是通报赫鲁晓夫由于“健康原因”下台的事，于是我有幸成为我国第一个知道此事的人。苏联大使一离开，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杨尚昆，他马上报告了毛主席。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莫斯科时，突然从我国又发出一个更具轰动效应的名符其实的“爆炸性”消息——中国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原来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早就一切就绪，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赫鲁晓夫一下台，毛主席当机立断，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仅把世界公众的视线牵到了中国，更把我国的这一胜利和赫鲁晓夫的垮台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形象地说明了“苏修”的失败和我们的成功。正如7月间在北京机场利用欢迎中共代表团回国进行的政治示威一样，这次又利用原子弹试验进行了一次实力示威。这不能不说又是毛主席的大手笔。
毛主席马上决定再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去苏联祝贺节日，我有幸又参加了这一代表团。我们出发前，中央已用各种方式向苏联发出了重修于好的意愿和信息，对新上台的勃烈日涅夫表示祝贺，在报纸上介绍其新的建设成就。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一一拜访了苏共各领导人，反复表示希望团结友好的愿望，所有的庆祝活动都积极参加，对苏方人员一律热诚相待。哪知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苏方仅仅撤换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其思想路线，新领导人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方针，相反企图使我们改变方针。
在一次宴会上，苏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对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了台，你们也应该像我们这样，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元帅马上顶回了他的挑衅。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当即向苏方提出抗议，勃烈日涅夫打马虎眼地说这是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了，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不，他这是酒后吐真言。”迫使苏方向我们道歉认错。这次访苏也就这样未能如愿地结束了。我们来时颇有劲头，回国时不免有点失望甚至败兴。
我们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只觉面前呈现了几个月前的盛大场面，毛主席再次领着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和数千各界群众在一起，为我们举行了又一次热烈的欢迎仪式。我们下飞机和他见面握手后，他又领着我们绕场一周，接受各界群众对他和我们的欢迎欢呼。毛主席此举，再次向外显示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对他本人的拥戴，苏共的妄想图谋永远不会实现，同时也宣告了我们党与“苏修”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次中苏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矛盾更尖锐结怨更深了。也就从那年十月革命节起，我们与苏共完全停止了交往，我直到24年以后即1988年，才能再去苏联，中苏关系中断了几乎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中苏关系恶化期间，我还曾出访过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这两国一个与苏联对着干，一个也已不一条心。当时我们在东欧除了有的国家党内的少数反对派，也就剩了这一个半朋友。只是后来那个被毛主席誉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也同我们闹翻了，据说他们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反而成了什么“修正主义”。这世界大舞台真比舞台小天地更加变幻莫测令人莫衷一是。
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国际“反修大战”，我党已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任何国家的党，都不应该干涉别党别国的内部事务及其方针政策，应当尊重各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苏联，是曾不断干涉过我们的内部事务，多次批评指责我们的方针政策。不过，我们也对人家的一套进行过毫不客气的严厉批判和全盘否定。我个人认为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想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出了他非凡的才智与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了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我作为当年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与过来人，仅将以上事实回忆出来，供后人对此进行分析评说。
劫难岁月的希望寄托
史无前例的“文革”初期，我还在执行外事任务，曾参加以康生为首的代表团重访了阿尔巴尼亚。开始我以为“文革”大体是文化界的事，可是后来不行了，不仅是我所在的中联部，连我和我的全家都被卷入了。我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等会议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看了他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许多文件材料，一面感到自己有点思想跟不上，一面又认为运动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必须坚决响应和积极参加。在自己尚未完全投入运动时，常通过家里人和孩子们了解些情况。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会议简报上摘发了我的发言，毛主席看到了，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敢接触红卫兵的现象，以我为正面例子讲道：“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他认为这是接近和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式。不过，当运动搞到自己头上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党内大阴谋家、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一开始就插手和操纵了中联部的“文革”运动。最初他想拉我跟他走。但是我见他平时不务正业，运动一来就特别活跃，从中捞名争权获利，并且一直老谋深算，早就称为“康老”，我就将《愚公移山》中一个反面人物的名字加到他头上，背地里称他为“智叟”。这次运动，他更不择手段了，1966年初，由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和康生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当时文化革命(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经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批准后，由彭真去向正在外地的毛主席汇报。汇报前彭真和五人小组成员一起整理出一个汇报提纲，后来就被称为“二月提纲”，康生不仅参加了讨论，同意提纲的各项内容，还在形成文件时画圈认可，并且和彭真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哪知他一察觉毛主席并不赞成这个提纲，立即翻脸不认账，说汇报提纲是背着他搞出的，他根本不同意提纲的内容，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彭真头上。当有人拿出他画圈表示同意的文件稿时，他又耍赖说那个圈不是他自己画的。他的这些行为令人十分反感，我早就对他避而远之，存有戒心，当然不肯上他的钩。他一见我不跟他走，立即反过手狠整我，抓住我在东北局时曾支持过彭真，在中联部时支持过王稼祥，在外交部时又为南斯拉夫说过好话，他就伙同林彪、叶群等定我为“彭真黑帮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指使造反派揪斗批判我。
我对此当然不服气，认为党和毛主席一直是了解和信任我的，毛主席曾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是个老实人。我家里就有直通中央领导同志的红机子电话，如果我把自己的问题向他反映一下，他只要为我说一句话，就谁也怎么不了我了。但是我几次拿起红机子又放下了，我想到现在运动这么紧张，每时每刻都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去过问，我不应该将个人的事去干扰他，使他再分心。为了表示自己内心对他的敬爱和体谅，终于没有给他打电话，只向周总理的秘书电话报告了一下我的处境。造反派发现我用红机子打过电话，不仅马上把红机子给拆了，还干脆把我“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别说再打电话，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在本单位被关了一阵，又被绑架似的押送到通县乡下的卫戍区部队中被“监护”起来。只是这里是监而不护，根本不被当人看，冬天挨冻，夏天挨蚊子叮，吃的是棒子面加白菜帮或咸菜。成年整月不见天日，还不断忍受专案组的审讯逼供和看守的辱骂训斥，与家里更是音信不通，相互生死不知。那时每天“陪”着我苦度岁月的，只有一部“毛选”，我翻来复去地通读了许多遍，为了保持自己说话和发声能力，常常出声地一篇接一篇的朗读其中文章，读着读着，不由分外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盼望他能拯救我脱离苦海。那时虽然外头什么事都不知道，每天的日子更是难捱，但是只要想到毛主席还健在，我们个人总有重见天日之时，我们的党和国家总会转入正常生活，所以也真诚地随着外头的广播声，默唱着“……他是我们的大救星，”甚至默祝他老人家真能“万寿无疆”。不过尽管我日夜盼望和真诚祝愿，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心脏病、糖尿病和浮肿病一齐出现了。
就在我情绪十分消极时，忽然情况好转，伙食逐步改善，允许有病吃药，还被安排见了一次家属子女，这是1972年的事。后来知道，这果然是毛主席发了话，当然不是为我一个人说的。原来是铁道部的刘建章同志，忍受不了对自己的迫害，设法上书中央，使毛主席了解到许多干部受摧残折磨的情况，他毕竟还是关怀我们这批跟他几十年的老同志的，立即下令制止这种“法西斯审查方式”，不准继续虐待我们。这才使我们忽然获救，开始重享人的待遇。专案人员对我审查了几年，并未查出我有什么严重问题，从“黑帮”“反革命”依次降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犯错误的好人”和“可以悔改的干部”。当时我们已获准看到报纸，又几次看到家属子女，知道了许多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有关方面正在按他的指示，一步一步对我们落实政策。这使我信心倍增，认为自己不久也会和许多受审查同志一起，重见天日并重获工作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
1974年国庆前夕，我突然被解除监护放回家里。当时我的家早已七零八落了，我一被“监护”全家就从原来宿舍“扫地出门”，后来寄居在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全家人大都天各一方，我90多岁的老母，被赶回武昌老家，子女们多数分散在外地插队劳动或学习，好几个都被当作“黑帮子女”和“小反革命”关押批斗过。我到家时，老伴将家中仅有的两个鸡蛋煎了，算是为我举行了接风盛宴。其情其景十分凄凉。好在当天就得通知，让我参加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我马上理了发刮了胡子，老伴找出我当年从事外事活动的衣服皮鞋等等，整容换装之后，几年来的“囚犯”形象一下改观了。当我按时进入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时，不由感慨万千，转瞬间从监护着的“阶下囚”变成赴国宴的“座上客”，这个角色转换得也太快了。正当我思潮纷涌时，只听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原来是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和熟人，他们许多也是刚从监护点、下放地和“牛棚”、监狱中出来的，有的同志竟与我关在同一座楼内几年，却从未相见毫不知情。我们都为自己的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人间而庆幸不已，并且都认为，是毛主席使我们获得了“新生”。
招待会开始后，几年来只能梦寐相见的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家祝酒并致词。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形象，专心致志地听着他的声音，只见他消瘦和衰老多了，连声音都显得沙哑和似乎底气不足，但是他的话却使我们止不住热泪盈眶。不只是为我们个人的忽然翻身，更是为了党和国家终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和优良传统而无比兴奋和激动。当时林彪一伙虽已垮台，“四人帮”却还在台上，宴会厅的中心席位上就坐着那帮人，甚至我的邻座就有他们的帮凶爪牙。但是我想，只要毛主席、周总理健在，他们毕竟翻不了天，我们能出席今天的国宴，说明毛主席、周总理忘不了我们这批老战士。按照惯例，毛主席本人没有出席今天的国宴，不过我感到，他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尽管我们从战争年代到“文革”运动，都经受了严峻以至残酷的考验，但我们对他的忠诚热爱，一直没有动摇，他永远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第二天正是国庆之日，套红的报纸上发表了国宴参加者的全部名单，在“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之后，也出现了我的名字，虽然只是3个小号铅字，却是八年来第一次不是作为“黑帮”“反革命”和“打倒对象”出现，标志着我新生活的开始。由于这次名字见报的共有好几千人，光是名单就登了《人民日报》一个多版。这个异乎寻常的做法又是毛主席、周总理的决定，由于党和国家的逐步恢复正常生活，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出来工作，一个一个地解放干部速度太慢，周总理便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反对，向毛主席建议整批整批地让正受审查和关押的干部迅速重新工作，毛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决定利用国庆节时一齐露面亮相，再在报上公布名单，算是宣布对我们集体解放了。对此，我们永远难忘毛主席、周总理的恩惠。
国庆以后，我先后拜望了一些老领导和老同志，在看望叶剑英元帅时，他关切地问我对今后的工作怎么考虑的。我说我正为这事作难，我在的中联部，早已被康生及其一伙人把持，我将难以和他们一道工作。当时叶帅正主持军委工作，就说：“这样吧，你回军队来，总参谋部正需要你这样的干部。你回去给毛主席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愿望，对自己的问题也作一点自我批评，写好交给我，我去送给毛主席，同时向他推荐你，要你来总参工作。”我听了简直喜出望外，马上回去以最真诚的心愿和恳切的语言，写了给毛主席的信，送给叶帅的几天后，他就给了我答复，说毛主席看了我的信，表示满意，接受叶帅的建议，同意我回军队到总参工作。不久，经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正式批准，任命我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二部部长。叶帅亲自领我去总参报了到，他向总参党委介绍我时，一再强调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并任命我回总参工作的，我心里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了我重新工作并重回军队的大好机会，我又可以跟他“继续革命”了。
好事一件接一件，我又被通知参加了于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这次会议的全部议程及其文件，都是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进行和制订的，周总理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经他反复审改定稿的。正是在周总理的报告中，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通过周总理发出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我们多次为周总理的报告兴奋得大鼓其掌。后来分组讨论时，周总理又亲自参加了我所在的天津代表团的小组会，他亲切地一一问候我们之后，坦然而又沉重地说，他已经得了癌症，工作时间不太多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他正在同疾病作斗争，还要继续和大家一同奋斗。他说这话时，我的心里酸痛无比，才几年功夫，他因操劳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出现了很深的皱纹和寿斑，动作和声音都显得苍老了，但是他还是鼓励我们特别是年轻同志，努力工作，要求大家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把我国早日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令人痛心的是这次会后仅过一年，周总理就猝然辞世，当年7月，朱德老帅也因年高逝去;唐山大地震后，我国又发生了更强烈的政治地震，我们追随几十年的毛泽东主席，也忽然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内，我们连续失去了三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当时真有“天柱折，地维绝”之感。当我获准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向其告别时，许多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志，都孩子似的痛哭起来。几十年来，不论什么危难情况和险恶环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仅仅想到他，我们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和勇气，有他在，我们就有胜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现在一下失去了他，我们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儿”……与此同时，更使我们焦心的是，“四人帮”正打着他的旗号妄图抢班夺权，他们已经把全党全国搞得乱了套，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些人，必将真的“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甚至“永远不得翻身”了。
但是，毛主席培养教育出来的革命者，终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将党和国家的权力重新牢牢地掌握在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新老战士手中。这时我们又由衷地欢欣鼓舞，1976年10月，我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欢庆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并且很有信心地认为，毛主席本人虽然不在了，他的思想言论和精神品德，将永远引导、帮助和鼓励我们前进，他的形象永远矗立在我们心里，他的声音永远响彻在我们耳际，他永远和我们战斗在一起!
我国古往今来，一个人对整个国家历史直至亿万人个人命运，能造成如此巨大影响和深刻烙印的，毛泽东如果不是绝无仅有和空前绝后的，也将是屈指可数和别无几人的。我作为毛泽东的老兵之一，将永远为此骄傲自豪，当他百岁诞辰将临时，我仅将自己的回忆和感想，奉献给广大读者，同时算是给他老人家的一份微薄寿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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