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黄万里教授“被钓鱼事件”始末
老田
黄万里先生已经作古了，有人把他称为中国的“真正科学良知的代表”(著名公知丁东)，是一个马寅初和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李锐)。也许正是因为其地位重要，结果就被海内外有心人设局，目的虽然不一定直接就是为了败坏黄万里先生的令名，但效果确实是伤害了黄个人的道德地位与形象，甚至还有可能要由此其牵连公知们的抱负和事业。有念及此，老田一头冷汗，为了避免后续有人继续上当，特不揣鄙陋，撰文揭穿这个极其隐晦的“钓鱼大局”。
一、两次“被钓鱼事件”的具体经过
为了实际上败坏黄万里先生的令名，海内外很多人士，简直是“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一份在美国出版的准民运刊物《当代中国研究》，发表了黄万里的一篇批评三峡的文章，文章中间竟然有这样的句子和段落：
“主张建设三峡工程的“长办”的人们认为，根据他们的推移质输沙量测验，长江重庆段通过的砾卵石只有每年27.7万吨，宜昌段为每年75.8万吨，数量极少，可以忽略不计，只考虑悬沙的问题就可以了。 ……但是，这一测验结果似乎不可靠。……在都江堰地段实测的砾卵石年输移量就有200万吨之多。……“长办”估计的悬移泥沙输移量年平均达7亿吨，床沙卵石输移量为1亿吨;而笔者运用统计方法所估算的结果，却因人们不承认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的合理性，而被拒绝接纳。许多人其实不了解，在大江里是无法实测出多层同时移动着的卵石的输移率的，他们采用从每平方公里的卵石量累积起来约略方法，其误差是非常大的。但是，即使长江中的卵石输移量只及“长办”估计的十分之一，那么每年也会有1，000万吨卵石堆在重庆段，……。”
【黄万里：论长江三峡修建高坝的可行性，载《当代中国研究》1998年第4期(总第63期)，网址：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980409&total=63】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间，黄万里把自己的观点以及自己估计的数字，强行加在“长办”的人头上，这是极不严肃的错误，甚至这个错误还是在前文重复了“长办”数字之后发生的，实在太不应该了。一般而言，刊物往往标注“文责自负”“不代表本刊观点”以彰显公正和独立，但是，对于明显的前言不搭后语的错误，编辑还是有责任提请修改的。但诡异的是，此种低级错误竟然被原样刊出来了，从这样的不足出发，刻薄者会想到怎么给黄万里老先生头上“泼脏水”都不为过。另一个诡异状况是，那些站在黄万里先生对面的主流派，也同样集体选择沉默，没有借机落井下石，这个不能够简单地视为善意宽容，而是需要给予深刻的警醒。
除了这一篇把黄万里老先生坑惨了的文字之外，黄老先生发表在《水力发电学报》上的两篇关于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文章，也是决定性地降低了黄老先生辩论地位的关键，把人想坏一点，这中间恐怕也存在着某种“钓鱼情节”(将会在后文展开分析)。
应该说，这是黄万里先生与国内水文领域积累的相关泥沙认识，进行认真对话的尝试。对话的结果，我们确凿无疑地知道，黄万里先生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其写文章所依据的数据和知识，均被人严重质疑，而且黄万里先生还未能对此给出有效的自我辩护。
这个辩论中间揭示的状况，与黄万里先生毕生醉心于水文泥沙事业的自我认同相悖。在《黄万里文集》的《序》中，其门人弟子提出这样的判断：“黄万里教授是蜚声中外的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教授的一些学术观点和意见，常常不为人所赞同和理解，被斥之为‘异端邪说’，遭到反对和批判，得不到公开发表和申辩的机会。……不论在甚么情况下，他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态度，对民众父老、对国家民族的一片赤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这部文集不是公开出版物，其编辑和选文状况，依据《黄万里文集》的《编后记》：“编辑小组成员为任裕民、杨铁笙和杨美卿。我们仅仅做了一些资料收集、文字校对与编辑、以及出版印刷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文集》凝聚了黄万里先生毕生的心血，其中文章的选取和审定，都由黄先生自己决定的。”】
可以看出，黄万里先生的尴尬处境，肇源于他与相关专业科学共同体的不睦，更为糟糕的是，黄先生的处境反而因为他后来获得的发表机会，更加恶化了。今天因为有了放马后炮的优势，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黄万里先生正是在被人诱导发了这么几篇白纸黑字的文章之后，才显著地确立了自己相对于国内水文泥沙研究的科学共同体的弱势地位。而且可以肯定，黄万里先生并没有因此获得什么看得见的收益，这种只投入不产出的状况，显非出于理性选择和自愿，看起来肯定存在着某些足以让黄老先生产生严重误判的状况，我们殷切期待知情者出来爆料。
有一位李际中将军，他在访美时曾经当面跟美国人说过：美国是军事强国，力推军事信息透明有助于加强其威慑能力，但中国是弱国所以需要严守机密，才能够实现威慑增值的同等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争取更多文章发表机会或者编辑《黄万里文集》都不能够算是明智选择，至少对于那些试图经营黄万里达到某些目的的人群来说，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二、“被钓鱼事件”的严重后果
我们在初中语文课上，就已经被教会最基本的逻辑要求(议论文三要素)：需要用靠谱的论据，经过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去支持结论。
不管怎么说，黄万里作为曾经的清华大学二级教授，还是名人，即便是“曾经被打成右派隔离专业二十年”，但是，写文章还是不应该违背“议论文三要素”逻辑要求的。
但是，在“被钓鱼事件”中间，黄老先生发表于《水力发电学报》1993年第3期《关于长江三峡卵砾石输移量的讨论》文章，却不是这样，这个文章的论据都是完全不靠谱的，推理逻辑是百分百“想当然”的，其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图是从黄万里文章中间，截取的局部文字。该文中心思想和论述方法，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这个段落中间，不仅使用的基础数据完全不靠谱，更为关键的推理过程则完全是从想当然出发的，这有悖于水文泥沙专业已有的知识积累。
黄推测三峡年入库砾卵石高达一亿吨的依据：以局部数据“平滑地”推断全局
应该说，黄万里先生所写的论文，无论是论据选用，还是用局部数字去推断全局的推理过程，与水文行业已有的知识积累完全格格不入，而且也没有就此讲出让人信服的新道理作为论述依据，这就挑战了专业同行们共享的世界观或者范式。如果是一般人这么干的话，没有二话，肯定要直接扣上“民科”的帽子。
果然，长江委水文局的文章对黄先生的批评相当集中：一是说他证据选择和运用错误，二是说他推理方法错误——用根本不存在的理论或者不能够成立的臆测展开推理过程。相关段落截取图形如下。
长江委水文局文章反驳黄：说他的推理逻辑和所依据事实均不靠谱
更为奇特的是，在《水力发电学报》1995年第1期黄先生回复文章中间，针对长江委水文局文章“不严肃”的批评意见竟然说“我只就自己手头上有的资料”写文章，这是含蓄地承认“我不了解贵行业的基础资料认定方式和实存状况”，而对于长江委文章批评他使用了臆测的推理方式，黄先生始终未能做出任何让人信服的辩护，这两个方面表现都“很怂”，相当于某种程度上自我确认为“民科”。
当然，如果黄先生真的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自辩，那就将会导致“民科”推倒科学共同体共享的理论范式，引发一场真正的“范式革命”了。一切理论抱负过于强烈的学术人，特别是想要完全创新一个学科的证据识别规则和推理规则的革命性学术人，都会遭遇到不被共同体认可的困境，一般而言，这样的认可总归要联系到革命性的范式跃迁——旧范式被推倒和新范式的引入。
而黄先生的不利处境在于：他的文章被发出来之后，未能真正引起一场范式革命，结果他的文章就被共享旧范式的学术共同体依据旧标准进行彻底打脸了，而且文章一经刊出，就算是白纸黑字俱在，就很难进行抵赖或者自我辩护了。自从黄先生两篇文章发出，就彻底陷入了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窘境，别人想要怎么打脸，就能够怎么打脸了。
在与黄老先生商榷文章中间，长江委水文局的文章，虽然用词稍嫌严苛，但基本上还属于摆事实讲道理的范围，通篇告诉黄老先生：他说的为什么不对，而对的应该要怎么说。而且长江委水文局的驳文，还主要是从黄文的推理逻辑入手进行反驳的，即便是都江堰年输移200万吨卵砾石的数据没有依据，也没有过多纠缠，轻轻地放过去了。后来读到清华水利系泥沙研究室主任张仁教授的驳文，那才叫厉害，老田读完不禁出了一头大汗。
在黄万里的文章中间，不只是引用都江堰一地数据，他合计使用了四个卵砾石数据，这四个数据的来源，依据黄文自注如下：
黄文使用的四个水文数字：被张仁反驳文章判定为全假的四个数据及其来源
张仁教授的驳文(《关于长江卵石输移量的讨论》)，发表于长江委下属刊物《人民长江》1994年3月号，此文上来就说，黄文使用的四个数据，每一个都不可靠，并切实指出可靠的数据是什么。张文指出：都江堰卵石输移量被认可的数据是每年70万吨，涪江数据是黄万里个人目测估定而“不是实测资料”，黄柏河卵砾石年输移量根据1973年的一项研究结果为7.12万吨，大渡河龚嘴水库有实测资料平均每年17.2万吨，此外张文还顺带指出黄文使用的流域面积数字多不准确。接着张文还讨论了黄文的其他论断为什么不合理。
这篇文章表面上看客客气气，实际上比长江委水文局的文章更不友好，可以说是专门打脸的。前文已经引述过“议论文三要素”指出：初中语文老师告诉过我们，使用不靠谱论据是不对的。而依据张文，黄文近乎全部使用了不靠谱资料。更为糟糕的是，黄文批评长江委文章说他们设计的卵石测量装置和方法，不可能很准确地测定卵石数据，但长江委水文局使用的方法和技术装置是专业人士设计且参考过全球同行实存技术的，而黄文中间自己使用的涪江数据却源于直接目测，这个“不是实测数据”的使用，相形之下问题就更大了。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问题，而是涉及到个人对于行业技术进步及其实存状况的掌握——毕竟在任何情况下把无知和不当质疑当做证据都是一个笑料。
使用不靠谱数据写论文，问题严重极了。查阅清华大学网站，发现《清华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经2016-2017学年度第10次校务会议通过)对此有着明确规定，规定内容完全符合初中语文课的逻辑要求：其中第三章“认定”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应当认定为构成学术不端行为。”而公知造谣团伙对于黄万里的投机经营方式，则显著地触发了“学术不端造成恶劣影响”的认定逻辑，清华同一办法的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还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网址：https://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thu/openness/xfjsxx/clxsbdxw_2018.htm】
应该说，不仅教师聘任单位对此有明确要求，而且，任何一份严肃的学术刊物，均需要设立相应的审稿要求——对论文提供的数据和推理过程、以及数据和推理与结论的因果或相关关系进行校核，目的是淘汰不合格稿件，对读者负责的同时也要对刊物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负责。《水力发电学报》作为“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主办的刊物，由著名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编辑出版，在其网站载明的《投稿须知》和《学术规范承诺书》中间，也提出了相应要求，对照阅读之后发现：完全吻合初中生语文课“议论文三要素”的逻辑要求。
《水力发电学报》网站上刊出的《投稿须知》和《学术规范承诺书》（局部）
看起来，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不可能违背初中语文课“议论文三要素”的逻辑要求的，充其量对其进行活用和化用，真要是违背了这些基本要求，学术生产就无法有序进行了。问题现在来了，这样一份有着明确规范要求的刊物，还是处在清华大学“学术不端”规则大棒威慑之下活动的，为什么要特意发表黄万里老先生使用不靠谱数据写出的论文呢?走后门发“关系稿”的可能性极低。既然从源头解释不了审稿环节不起作用的异常表现，那么就只能从后果上进行反推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自从黄老先生两篇文章被该刊发表之后，想要上门打脸的人，几乎是想怎么打脸就怎么打脸了，最后，黄万里先生既无法对白纸黑字进行抵赖，还无法很好地进行自我辩护。
要说背后没有黑幕，不存在某种程度的钓鱼状况(至少可以依据规则制止发表此文而实际上没有人出面制止)，地球人都不会相信，有道是“城市套路深，发文需小心。”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黄万里老先生正是因为在《水力发电学报》上发表这两篇文章之后，就被相对隐晦地指斥为“以民科状态”发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黄老先生在1995年的复文中间，还被迫含蓄地认可了民科身份——不能够就自己的推理方式给出符合学理依据的说明、还被迫承认了不了解基础水文数据的事实，这就可能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再也无法理直气壮地以“国际著名水利专家”身份自居了。
三、李锐是如何公开毁坏黄万里老先生的人设的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你的敌人骂了你，你的朋友特意来告诉你。就这样，一些好心的朋友决定性地成为伤害兑现的关键过渡环节。而在现实中间，猪队友对自己人的损害，往往远超对手。
在海内外很多自由派网站流传甚广，李锐“独家披露”过黄万里这样的言论：“黄坚决反对上三峡，论证时来过我家两次(我们过去不认识)，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钱正英)，两边各一男(张光斗、李鹏)。”【多维独家披露：原中国水电部副部长、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写给领导人的信(摘录)，2005年11月26日0:8:14(京港台时间)，来源网址：
http://photos.chinesenewsnet.com/Duowei/2005/09/Duowei_2005_9_14_12_11_10_20_188.jpg】
看到这一段文字之后，第一反应是想起了《增广贤文》中间的句子：“道吾好者是吾贼，道吾短者是吾师。”至少从表面上看，李锐是很高评黄老先生的，追捧他为“马寅初陈寅恪式的”人物，但是，在手法上却把黄老先生作为“经营对象”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完全不顾忌各种经营手段和方法对于黄老先生本人的伤害。
任何一位读者不管其政治取向如何，看到这段被李锐独家披露的文字，很难留下好的印象。而对于认真的读者而言，黄老先生的人设会彻底崩溃，甚至还会直接质疑黄老先生基本的智商和逻辑思维能力。在据说被黄老先生极度憎恶的三个人中间，张光斗的身份不存在任何疑问，他是一位工程力学专家(是三峡论证专家组顾问，参与审查枢纽建筑物设计)，而钱正英和李鹏是政府官员。具体到三峡论证问题上，张光斗作为技术专家参与技术职能的行使(参与审查大坝的工程力学特性方面可行性如何)，钱和李作为政府官员执掌资源配置职能(推荐上什么项目、投资多少)。如果黄万里作为“国际著名水利专家”想要在河流泥沙方面表达意见，需要争论或者反驳的对象，显然不是这几个人，而是泥沙专家组的成员及其观点。
“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泥沙专业组”的全部专家名单
按照李锐散布的这个说法，黄万里简直奇葩到顶了，黄万里自认是水文泥沙方面的专家，却基本上不关注泥沙专家的观点和问题，却老是怀着强烈的冲动去越界批判工程力学专家张光斗和执掌资源配置职能的政府高官，要知道，这些人的工作范围都不在水文泥沙专业。而网络流传的黄万里各类批评意见，很少直接对任何一位泥沙专家及其观点，也很少发现黄万里有过与任何一位泥沙专家进行公开的观点交锋。前文引述的张仁教授，倒是泥沙专业组成员，他撰文批评过黄万里的论文中间的每一个数据都不靠谱，迄今为止，未曾见到黄万里有过起码的自我辩护，作为“世界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在实际上被指斥为“学术不端”的情况下，实在不应该在自己选定的专业领域这么怂的，应该毫无迟疑地奋起还击，驳倒对手。
不过，黄万里倒真有一段时间，跟张光斗是同一个专业。那是在1950年代，张光斗和黄万里都曾经被视为工程力学专家，还曾经一道被邀请到安徽佛子岭大坝工地，一起审查“连拱坝”坝型设计的力学可靠性。据汪胡桢1980年代的回忆文章，审查过程中间大家对黄万里发布的支持言论还搭配了肢体动作很是赞赏，而张光斗的意见明显拘泥于书本被目为保守给予低评。【汪胡桢：沸腾的佛子岭——佛子岭水库建设的回忆(1984年)，
网址：http://www.ahsl.gov.cn/fzl/content/detail/5ccfa0100a5867dd218b467d.html】
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黄万里摇身一变成了水利专家，主要在河流水文和泥沙方面发表专家意见，这相当于是改了专业;而张光斗依然是工程力学专家身份专长是水工建筑物设计。看起来两个人在专业上早就分道扬镳了，虽然都在清华水利系就职，但黄跟张光斗从未进行过学术砥砺或者交锋，至少目前没有看到他们在专业方面有什么不同意见——张光斗从未公开评论过黄万里在河流泥沙方面的观点，而黄万里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就工程力学问题与张光斗商榷。
按照李锐散布的言论，黄万里就成了那个任意跨越专业界限、且不加分析地任意诽谤他人的人。人生在世，真的不可以简单信任那些自称朋友的人，李锐对于黄万里的损害远超黄的一切敌手。若李锐的言论被完全采信，黄万里老师很容易被看做是一个妄人，除了思维狭隘和偏激之外，还怀着深刻的红眼病看不惯混得好的同事，结果连起码的专业界限都分不清——他从未对张光斗的工程力学专业工作进行过任何分析却肆无忌惮地攻击之，甚至还怀有不切实际的“当造反派抢班夺权”的隐秘欲望——想要凌驾于政府主管官员之上对其配置职能行使状况任意指手画脚。
就知网进行搜索，未发现黄万里先生任何一篇河流水文与泥沙的专业论文，当然就更谈不上被同行引用和看重了，黄既然未曾发表过什么学术方面的独到见解，也就是谈不到受业内人士推重了，由此看来“国际著名水利专家”黄未曾受邀参与三峡工程论证，良有以也。以其门人弟子和黄本人亲自编选的《黄万里文集》校核，同样找不到他在河流泥沙方面的专业论文，也许是黄万里先生“非好辩也者”不愿意与专业人士多所交涉，但看来也是因此导致黄不为业内人士所知。推重黄万里先生在河流泥沙方面的专家身份和反对意见的，目前看来就只剩下公知群体了，不过，由公知群体授出和评定著名水利专家身份，怎么看都是不靠谱居多，且公知们此种业外推重方式和以造谣为主的经营方法，对黄先生本人而言，实际上带来的损害大于帮衬。
四、黄家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在西方的宗教故事中间，魔鬼往往会付出大价钱，去诱导心志不坚者出卖灵魂。在黄万里被公知们“钓鱼”事件中间，不要说大价钱，连蝇头小利都没有得到过，就是在这种状况下，黄老先生本人及其家人，都被诱导上了公知造谣团伙的战车，成为一个用谎言构成起来的故事猪脚。公知造谣团伙付出如此之低的价码，却赢得了黄老先生及其家人的高度配合，甚至还出现了老婆孩子齐上阵的架势，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官方常说的那句话——“不明真相的群众老是受蒙蔽”。
为了配合公知造谣团伙的“高光”宣传，黄万里及其家人就积极地配合编造谎言，例如黄万里在1950年代从未发表过反对三门峡的言论，现在却对着白纸黑字，根据公知造谣团伙的需要改口。1956-1957年，黄万里老先生部分地参加与三门峡水库的论证过程，依据亲历者温善章2004年接受邓英淘访问时的回忆，黄老先生从未反对过三门峡大坝上马，只是提出一个数学公式，建议库容选择依照多目标的数学规划方式进行优选。【温善章评黄万里学术观点，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89016a01015bmc.html】
同时，黄老先生的书面意见，还曾正式发表于1957年《中国水利》第7期杂志——《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黄万里亲自选目的《黄万里文集》也全文收录了此文，载第159-164页)。老田认真阅读之后发现：黄先生文章要求按照防洪、灌溉、发电、航运和供水等五个目标因子，结合起来通过他所建议的偏微分方程求得最优规划，因为方程求解不易，黄先生还具体地建议选择四五个数值进行试算以求得最优解。这个书面意见，有力地说明了黄万里先生只是对水库规划方式提出合理化建议，毫无坚决反对之意。甚至，在当年的《中国水利》杂志第8期上，还应黄万里先生本人要求，刊登过“更正声明”——说会议记录上说他的会上发言是“反对上马”乃是一种误解。
应该说，这些事实昭昭，文字俱在，不可能再改变了。但黄老先生本人在年老的时节，却被人诱导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说谎，他的一些家人也参与进来说他就是那样反对三门峡的，此种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对照在黑纸白字证据而发生，实在叫人目瞪口呆。
而且，在黄万里未能实际完成常规学科范式颠覆的情况下，他自己被诱导就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一再发文，其家人也被诱导同意：把他长期地暴露在“高光”环境中间，其结果是可以提前预见的：这总归要造成民科对科学共同体的对照关系，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其后果都是不好的。前文对黄万里先生公开发表文章的具体分析，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如果还心存侥幸的话，那么具体观察一下站在黄万里对立面那些主流派这些年的表现，肯定就能够稍减侥幸心理一二。
钱正英(前水利部长)和潘家铮(前水利部总工)等人都曾经散布说：对三峡工程论证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那些反对意见持有者，据说因为这些反对意见才使得三峡工程论证做得更加充分可靠。可是，从事实与结论的逻辑关系校验，这些说法明显是不能够成立的，毫无针对性的反对意见既然不可能提出真问题，也当然不可能真个改进设计。那么，黄万里先生的“反对派”们，口头颁授此种“淌来之誉”目的是什么呢?讨好的必要性肯定不存在，唯一的可能是利用反对派的存在，去展示自己的宽容和风度，借以从他身上榨取“社会声望的潜在剩余价值”，据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你们看我们的胸怀是多么的宽广啊!
据老田所知，迄今为止，以科学精神对黄万里的预言进行检验和对照发言的，都不是主流派的圈内人，而他们那些主流派似乎个个都心照不宣，集体选择沉默装风度，这是多么的可恶啊。
在现代社会中间，跨越专业界限进行批评，其处境是极端尴尬的，首先是各自掌握的基础数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其次学科专业知识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除非业内人士犯常识性错误，否则“外行压倒内行”就是不可想象的。就三峡工程论证而言，因为从1950年代就大规模开始技术工作，而工程又久拖不上，在经历近半个世纪时间之后，工程各项技术性研究的深度都相当可观，仅就工程的碱性骨料选择这么个小的方面而言，长江委年复一年地在坝区附近大山上钻石取样并长期进行骨料承压和稳定性试验，由此积累下来的基础数据成千上万，门外人士想要对此有根有据地说个不字，其难度当真是不小。
各种批评意见，真正影响到三峡工程设计方案的，依据老田所知就只有一条：依据国防安全理由提出的工程可靠性要求。依据这个方面的业外人士担忧，三峡工程选择了(实心)混凝土重力坝坝型(最昂贵的工程方案)，原本三峡地质条件很理想可以选择巴西伊泰普大坝那样的“空心箱型重力坝”——那样可以大量节省钢筋混凝土以降低造价。实心混凝土大坝的自身抗打击能力大为提高，可以保证三峡大坝这样的高价值目标，不会因常规打击报废或者停摆，而空心坝只要是被打出一个或者几个洞来，就就可能影响到整个工程的正常运作，造成重大损失，而实心大坝则可以把自身安全性提高到无限接近于“核打击门槛”附近——相比较而言核打击门槛要高很多。老实说，付出如此巨大的投资增加幅度，增加的安全性并不高，至于这个投入产出比应该怎么评估，至今未曾看到有人做出过有说服力的分析。
在完全无视反对意见所包含的“科学性”的情况下，主流派那些高评反对派及其反对意见的行为，仔细想想那是相当可恶的，他们的真实心态，恐怕是把反对派及其反对意见视为“送上门来的免费礼物”收下了。他们的真实态度肯定是：一边偷着笑，一边装风度。正是因为各种反对意见和反对派无损他们一根毫毛，然后他们就转过来从而利用之，正是通过在李锐、黄万里这样的反对派身上装风度，倒真的是给他们那些主流派授出了胸怀宽广的“淌来之誉”。正是因为持有这样的“小九九”，各种反对意见中间的民科特点甚至反科学表现，均被主流派人士选择性忽视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谁也不出来说话，真的要出面反驳的话，会有损于他们的“胸怀宽广”风度。结果，真正的较真文章，就只有等待老田这样的圈外人来准备了，人世间的事情，就有那么诡异。
最大的蔑视，真不是反驳你，而是彻底无视你，现在因为黄万里及其家人配合公知造谣团伙的“高光”宣传，还造就了一种更坏的状况——他们主流派得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反过来装风度利用你——主流派获得了在死人身上提高声望的潜在收益和再一次榨取机会。
五、今天应该如何理解孔夫子的“四绝”名句
孔子提出以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作为“为学”标准，今天看来，这个可以有新的理解。孔夫子实际上是殷切地告诉我们说：在科学共同体的常规范式未被推翻之前，选择当民科的光荣孤立姿态，是错误与有害的。这个“四绝”给我们行动策略建议是：要尽早结束民科状态，加入到科学共同体中间去，引导事情从内部开始起变化。
按照布尔迪厄对学术场域内部竞争的经典分析，处在边缘位置上的学者无妨采取激进策略，但一定要采取内部批判而非外部颠覆策略——视自己在竞争场域之中而非在外，要创造性地在场域内部竞争关系中间引领出新的学术潮流吸引更多的共同体内部人士支持，最终的范式革命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内部出现了新的批判力量和新潮流，在最理想的状况下才会出现“输者为赢”的中心与边缘位置互换，并实际上带来范式转换和世界观革命。就过去的知识史而言，范式革命都是内部人发起并引领出来的新潮流，基本上没有被人从外部颠覆过的先例，也就是说，范式革命可能而且仅仅可能在内部批判的道路上发生，外部颠覆的策略从来都没有奏效过。所以，以民科的光荣孤立姿态去对抗科学共同体，相当于是站在布尔迪厄命名的学术场域竞争外部，去对整个的科学共同体进行总体性的颠覆批判，这在理论上肯定是讲不清道理的，实践上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之所以选择当民科，不完全是因为学识不足，而是有着深刻心理原因的。现代性的一般状况，是个体被贬低为组织内部的一个螺丝钉，甚至对于绝大多数个体来说，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基于现代社会的组织强势，以及需要经由组织理性去接近客观理性的现实——这导致个人不管是当官参与执掌资源配置职能还是做专家参与执掌技术职能，都只能够在组织框架内部去发挥“一个螺丝钉”的作用，现代社会的大人物也无非只是处在集合“众多螺丝钉”思考的位置上发挥那种集合众多个体理性并梳理为组织理性去接近(或冒充)客观理性。此种个人被组织彻底框柱的状况，近乎全部否定了个人依据自身知识状况独立做出判断和决定的可能，这无疑对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吁求有着极大的贬低，由此肯定会激发的明确反抗意志。
为了反抗组织对个人的贬低，各种前现代想象力由此被召唤并激发出来，这个方面也算是史不绝书，这不仅会召唤出现积极的生产者，还会吸引众多的消费者。在国内的水利领域，李锐和黄万里都表现出独立掌握配置职能或者独掌技术职能的意欲，李锐在三峡问题上表现出那种试图独自掌握资源配置职能的强烈意欲，而黄万里则在三门峡和三峡问题上都表现出个体垄断全部技术职能的愿望，是一种明显的“前现代状况”。当然，他们的发言与辩护方式都是从个体与真理的关系角度入手的，公知造谣团伙的积极介入，实际上也不可能颠覆民科对共同体的弱势。在这个方面，恐怕他们自己也自愿选择了理性无知或者集体无意识状况，不愿意自拔出来，因此，与他们进行争论是无效的，因为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识别事实、以及事实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他们下判断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一种前现代个体价值实现方式或者信仰。
而公知造谣团伙之所以拿黄万里造谣编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还有很好的销路，均肇源于现代社会的个体困境。公知造谣团伙以编故事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反抗能量，准确说是体现了一种前现代知识信仰，在公知们的各种故事编写与讲述中间，毫无例外地要体现出个体垄断全部事实、知识和正当性的强烈欲望，故事中间的主角，肯定是个体掌握配置职能(或错误地行使配置职能)与个体掌握技术职能(或垄断真理)，如果不存在事实支撑这样的故事，那公知就转而捏造或者编造事实以完成这样的故事。总体而言，公知造谣团伙及其对黄万里的经营，是一种承载着前现代信仰的反抗意志，在编者和读者之间也主要是依靠这样的共同信仰来实现沟通与协调的。若真个事实如此，那么在现代社会中间，个体还有可能挣脱组织的框禁和贬低，这个反抗冲动和编故事讲述信仰的方法，从好的方面可以命名为“士大夫情结”，从坏的方面往往会被骂为“封建余孽”。
前现代知识信仰和反抗，往往会更集中于那些自认为超出侪辈甚多或者自认为出身高贵的人身上，这些人会更加自觉地选择前现代反抗这条路，李锐和黄万里先生，由此其选也。这个方面的隐秘反抗，及其造成的种种问题，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充分展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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