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灭绝。但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严格的说法是：全世界天花病毒已经在野外灭绝。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还保留了两份天花病毒活体样本。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世界卫生组织已召开多次会议，讨论何时销毁这两个样本，以实现人类彻底灭绝天花的目标。人类历史上，天花野外灭绝是件大事，毕竟，这个病毒仅在20世纪就造成3亿多人死亡。从古至今，世界上多少人死于天花，没有准确统计数据。
天花历史非常久远，但究竟起于何时、何地?没有准确答案。有人说起源于古埃及，也有说起源于古代印度。这种说法来源于少量的文字记载，这也可能是一种不公平：有记载的，就说它是源头；没记载的，可能更早，却能“逍遥法外”。毕竟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没有文字的年代，比有文字的年代要长得多。
而天花蔓延到全世界是因为15世纪欧洲人开始的大航海。此后不久，全世界几乎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出现了天花。西方历史学家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人带去的天花等传染病。当然，从来没有人要求欧洲人为此道歉，因为欧洲人也很冤：天花不是欧洲发明的，欧洲也有很多人死于天花。
对于中国来说，有一点非常清楚，天花是外来的。但是，天花何时传到中国，由什么途径传到中国，同样是一个历史迷雾。一般认为，天花在汉朝传入中国。中国人曾经称天花为“虏疮”，因此有人认为，是汉朝在对外战争中的俘虏将天花病毒带进了中国。也就是说，天花在中国的肆虐历史有近2000年。4世纪时东晋医学家、科学家、道士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明确记载了天花的症状、危害以及药物治疗法。但那时的治疗效果显然不太理想。
葛洪之后约300多年，唐朝名医孙思邈写了一部医书《千金要方》。后人从这本书里推测，孙思邈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治疗天花的种痘术。又过了约300多年，北宋的一则记载说，四川峨眉的一位医者能种痘，人称神医。后来还被请到北宋都城开封，为朝廷大官种痘。现在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没有更多的记载，彼此之间也没有关联，更缺乏后续线索。中国历史上比较清晰、成熟的种痘技术出现于16世纪的明代。而笔者认为，唐宋时期的这些记载应该可信，而且非常重要。
中国古代的种痘技术又称“人痘”，即从得了天花的病人身上取得病毒活体，植入人体后，获得免疫。换句话说，就是以得一次小病的代价，获得对天花的终身免疫。古代技术条件不如今天，具体来说，在天花没有流行时，很难保存活体病毒。因此，古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在实验室里按部就班地试验。古代人痘技术只能在每次天花流行时进行接种和试验。一位医生有一次种痘试验，下一次不知道何时才会有。然而，经过很多医生漫长的历史积累，几百年后，到了明代，中国的人痘技术终于成熟。中国古代后来也有记载说用玻璃瓶保存病毒并埋入土里，但很难确认这种做法的成功率有多高，也不知道它确切的起源时间。保存活体病毒的方法古人称之为“养苗”，后来的“疫苗”就来自这个说法。
中国古代的人痘技术有几种方式，例如，将得了天花的小孩的衣服拿给没得病的孩子穿。这种做法显然是没有“养苗”，只能在天花流行时采用。其他还有“水苗法”，意思是将天花病毒稀释以后再用。这种做法显然也不是“养苗”，而是流行时的做法。其他还有“鼻痘法”，就是将少量的活体病毒从鼻腔植入。这些做法都是在没有实验室的条件下，在每一次天花流行的时候，由不同的医生在不同的地点，各自试验、尝试。所以才经历了数百年逐渐成熟的。仅就“稀释”我们就可以想象，其间经过了多少失败。因为从病人身上获得的活体病毒毒性较大，稍有差池就可能让未得病者丧命。事实上，即便是欧洲后来出现的牛痘技术，也有因接种死亡的(后来出现的青霉素要打皮试，也是因为本来是治病的青霉素，本身也可能致死)。而中国古代认为，接种人痘的死亡率在5%以下才算成功。笔者认为，仅这一概念的确立，就要经历无数的试验和漫长的时间。
无论如何，中国到16世纪明朝晚期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人痘技术，使得天花的死亡率大为下降。后来，这一技术传到了欧洲。有一条记载比较清晰，康熙时期，一位俄罗斯人在北京学会了人痘技术，又将这一技术传到了土耳其。当时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任公使的英国人蒙塔古夫人，将这一技术带回了英国，时间大约在1717年以后。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讲述了蒙塔古夫人的故事，使得它广为人知。而且，伏尔泰还特地说明：
【“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有这样的习惯”。】
后来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中人们发现，1700年1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斯特医生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寄信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经商的一位商人。他在信中，向李斯特医生介绍了中国的“人痘技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英国皇家学会的另一位医生举行了一次学术报告，内容就是介绍中国的“人痘技术”。从时间上说，后一位医生得到中国“人痘技术”的信息应该比李斯特更早，也就是说，结合伏尔泰的说法，按合理推测，英国人至少在17世纪末就已经知道了中国的“人痘技术”。但是，蒙塔古夫人给自己的孩子接种人痘是1718年，那时，她还在土耳其。1721年，伦敦流行天花，蒙塔古夫人已经回到伦敦，便积极推广人痘接种。当时包括皇家学会会员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技术，不得不先找了四名死刑犯当众试验，结果成功了。伏尔泰说，蒙塔古夫人救了死刑犯两条命，一条是绞刑架上的命，一条是天花肆虐下的命。自此以后，人痘技术才在英国得到推广。那么，英国从1700年（或以前）得知人痘技术到1721年被动接受人痘技术，为何会出现20多年的时间差？
伏尔泰在讲述蒙塔古夫人的经历时已经提示了我们。伏尔泰说，蒙塔古夫人的牧师反对她给自己的孩子接种人痘。牧师说，这不是基督教的做法，即便有效，也只对异教徒有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人痘技术”从字面上传到英国时，傲慢的英国人不相信异教徒中国人的这种办法能有效，所以才将其束之高阁。直到天花开始流行，才在蒙塔古夫人的坚持下，用死刑犯死马当活马医地试一下。
人痘技术在英国获得成功后，将近80年时间，英国人一直使用来自中国的“人痘技术”治疗天花，直到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现了牛痘，1798年詹纳发表了关于牛痘技术的学术论文。进入19世纪，牛痘技术由英国推广，在全世界传播。此后，历史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世纪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将战胜天花的功劳归之于英国的牛痘技术。今天在百度上查“牛痘”或‘天花疫苗’，也都是这个结论。“人痘技术”几乎不再有人提，人痘技术的历史功绩几乎被遗忘。即便偶然提到人痘，也只把它当成落后技术。为什么会这样?
人痘技术是从得了天花的患者身上获得病毒，牛痘是从牛身上获得病毒。两者有几点区别，首先，人痘技术除非在天花流行时，获得病毒、保存病毒比较困难。牛痘是牛的传染病，人类没有天花流行时，它也存在，使得在技术条件落后的年代随时有病毒源。其次，人痘由于病毒毒性强，即便要“稀释”，也具有一定的危险。而牛痘病毒在牛、猫、鼠身上都有，如果传染给人，症状较轻，致死率不高。英国的詹纳医生当时发现挤奶女工很少得天花，最终发现是挤奶女工以及屠夫感染了牛痘，从而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也就是说，相对于人痘，牛痘更容易获得，更安全。
大自然的神奇有时令人费解。比方说在天花蔓延到全球的时候，牛痘并没有。牛痘作为牛的传染病大都在欧洲，尤其以英国这个岛国为多。对此，我们可以说英国因祸得福。正是因为牛痘病流行，加上天花流行，才使得挤奶女工感染牛痘能获得天花免疫有了统计意义。
但是，它丝毫不能否认人痘的价值。当人痘技术在西方使用了几十年后，从根本上说，种痘防疫的概念来自“人痘”;种痘需要稀释，提高安全性，是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疫苗如何存活保存，如何植入人体，中国人也提供了多种实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人痘技术”一千多年的历史积累，牛痘技术根本不可能这么快成功。英国的牛痘技术其实就是站在中国这一巨人的肩膀上，才获得了成功。那么，为何发明人痘技术的中国巨人被遗忘了？历史只是记住了向前多走了一小步的英国牛痘技术？这又要说到西方传教士。
牛痘技术进入中国比较可靠的实证是在1805年。当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公司任职的英国医生皮尔逊，为在澳门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成功地接种了牛痘。在此之前似乎也有，但可能失败了。为什么?今天因为有冷藏技术，疫苗保持活性比较容易。前面说过，人痘技术保存活疫苗较难，其实，最初的牛痘技术也一样。只不过由于牛痘毒性较小，可以在患者身上保存。所谓“接种”，就是一个一个地人传人，如果时间间隔太长，人体保存的牛痘活疫苗便失效。再一个，如果哪位接种了牛痘疫苗的人，不愿意被医生采痘、采苗，或者人离开了，找不到了，牛痘疫苗人传人“接种”的链条就断了。以澳门的皮尔逊医生来说，他的牛痘疫苗来自菲律宾的马尼拉。笔者没有查询到英国如何将疫苗续接到马尼拉，猜测可能是通过印度、马六甲的接力棒传递。从马尼拉到澳门，是通过一条船上载了很多孩子，航行过程中，孩子挨个接种，最终到澳门，疫苗在人体内依然有活性，再继续接种。
皮尔逊在澳门首次成功地接种牛痘疫苗并不是为了中国人。在英国人殖民香港之前，澳门是中国境内外国人最集中、最多的地方，当时大约有几千外国人。葡萄牙最初要垄断与中国的贸易，不愿其他外国人进入澳门，中国又不愿给外国人再开第二个澳门，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驾船来到中国，要么随到随走，不能长期停留，要么就在澳门之外另找地方。但外国人在澳门以外建立的据点后来都被中国政府驱逐了，包括占据台湾的荷兰人，也被郑成功驱逐了。澳门葡萄牙人排斥其他西方人的做法，也导致他们经济利益受损。在中国政府、其他西方国家以及澳门自身利益的多方影响下，澳门最终同意对其他外国人开放，如此，即便不干活，至少可以通过做“二房东收房租”赚钱(大房东是中国政府，澳门葡萄牙人每年要向中国政府交地租)。因此，鸦片战争割让香港以前的一段时间，西方各国商人如要在中国长期居留，一般只能在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此专门设立了澳门公司。所以，皮尔逊医生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常驻澳门，主要是给东印度公司澳门公司的职员和家属看病。就接种牛痘疫苗而言，给英国人以外的西方人接种，也是情理之中。之所以也给当地的中国人接种，实际上是为了保证疫苗不断种。
1816年，皮尔逊医生向英国汇报时说，牛痘首次进中国后十年间，已经有两次失传，原因是中国人不信任。每次失传后，都不得不从菲律宾再次引种。皮尔逊说，他在澳门总共给数千人接种牛痘疫苗，详细数字缺乏，但笔者认为主要是在澳门的外国人，当时澳门的外国人总数约5000左右。皮尔逊所称的数千人，可能包括一部分中国人，他们很可能是受洗之后为外国人打工的中国雇员。真正使牛痘技术在中国人中间广为传播的，其实是中国人。
当时有所谓十三行，即中国政府授权指定与外国人做贸易的中国商人，其中一位行商名叫郑崇谦，他认为牛痘技术可以在中国普及，便招募了几个中国人，跟着皮尔逊学习牛痘技术。其中有一个叫邱熺。邱熺原先是商人，不懂医术，但跟着皮尔逊学习牛痘技术后，开始钻研医术，尤其是中医。皮尔逊曾经说，中国人对洋医不信任，这既有文化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愤怒的中国人，出于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愤慨，曾经捣毁了在广东的教会医院。邱熺通过将牛痘技术与传统的人痘技术的结合，并用中医理论加以解释，同时配备防止牛痘接种并发症的中药，使得中医界和中国民众增强了对牛痘的信任，也确实改变了人痘技术不方便的局面，使得更简便的牛痘技术得以推广。邱熺还带了不少学生，其中之一是他的儿子邱昶。牛痘技术传到北京，就是邱昶所为。
邱熺父子以及其他中国人在国内推广牛痘技术的成功，还有一个被忽略的角色。皮尔逊曾提到牛痘疫苗进入澳门后两次失传，原因其实就是接种的人不多，不能做到广泛的“人传人”。自邱熺等人学会接种牛痘后，十三行的中国行商们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支付给接种者的。在“人传人”的接种链条中，从被接种者身上采苗、采浆，是往后续接的关键。洋医主要给洋人接种，澳门的洋人接种后，是否愿意被采浆，帮助他人，很难说。澳门由洋医接种的中国人也不多。而且，皮尔逊拿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薪水，没义务也没兴趣为更多的中国人接种。因此，十三行筹集的资金，给予每个接种后愿意被采苗、采浆的中国人以酬金奖励，使得疫苗“人传人”的链条得以延续不断。对于十三行的历史评价，一般来说不是太好，尤其是按照西方的看法，十三行就是官商一体的对外贸易垄断。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站在中国立场，仅就牛痘技术推广而言，十三行的做法其实是为国家做贡献。1805年，皮尔逊在澳门首次接种牛痘疫苗成功，30年后，在邱熺等人以及十三行的大力推动下，中国接种牛痘疫苗的人数达到约100万。顺便说一下，在这里我们是否看到英国人最近说的60%以上感染以获得“群体免疫”的由来?
人痘技术、牛痘技术的评价和历史沉浮，在那时就带来一个问题，并延续至今，即中医和西医的关系。粗略地分，人痘技术似乎可以算中医，牛痘技术似乎可以算西医。但从种痘免疫的角度说，免疫学究竟算中医还是西医，就很难说。而且笔者认为，将人痘、牛痘区分为中医、西医，其实太武断了。如果我们说牛痘是中医的继承与发展，在笔者看来也毫无问题。历史的发展掺杂了文明冲突和政治对抗，使得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就有了一个复杂的背景。
英国医生皮尔逊1832年离开了中国。在此期间，另一位英国医生李文斯顿也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于1808年来到中国。李文斯顿在中国的活动，与英国加尔文宗传教士马礼逊，有较为密切的关系。1807年，马礼逊受伦敦传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其使命除了传教，还有收集中国的各种资料、信息、情报，为英国进一步获得在中国的利益而服务。由于东印度公司当时严重缺乏中文翻译，1809年，马礼逊又兼职做了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中文翻译，多赚了一份工资。马礼逊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编撰了一部《华英字典》，整个篇幅将近5000页。名为字典，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例如，其中关于中国科举制度、教育制度的介绍，篇幅之大，远远不是字典性质，几乎可以单独成书出版。由于马礼逊的特殊使命，加上他在马六甲办了一份英文报纸，专门向英国国内介绍东方，很快有了名声。英国国内很多机构，例如大学、专业协会等，纷纷委托马礼逊收集中国专门领域的资料。其中包括园艺、医学等领域。马礼逊一个人承担不了那么多的情报收集工作，便将收集中国野生植物、医药、疾病等内容的任务，分包给了李文斯顿医生。
为了这项工作，马礼逊和李文斯顿购置了很多中医药书籍，最终由李文斯顿完成了报告。此后，1820年，马礼逊、李文斯顿在澳门开办了一家诊所。但是合伙开诊所的目的各不相同，马礼逊的目的是向病人传教，李文斯顿的目的之一是在以前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了解中医。因此，李文斯顿医生具体负责的这家诊所里聘请了当地著名的老中医，还有中医药房的药剂师。事实上，这家诊所最初看病主要是中医，李文斯顿给人看病反倒成了次要，由此他能在各种病症医治过程中观察、请教中医治病的方法和疗效。一段时间后，李文斯顿充分肯定了中医，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中医有些方法是西医所不及的。这一态度恰似同一时期皮尔逊医生的牛痘技术与邱熺的人痘、牛痘相结合。后来有人将李文斯顿称为中西医合作的第一人。但是，李文斯顿于1825年去世后，这个短暂的中西医合作阶段便彻底结束了。
皮尔逊、李文斯顿是单纯的医生，马礼逊是单纯的传教士。由于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缺乏好印象，加上马礼逊所代表的耶稣教当时在中国实力薄弱，急于同更强大的天主教争夺地盘，因此，在与皮尔逊、李文斯顿等人合作后，马礼逊认为，利用医药是最有效、最快捷的传教办法。耶稣教系统的英美传教士便不断向母国呼吁，多派遣医药传教士。此后，西方的确派遣了一些集传教士和医生于一身的医药传教士，其中有两个人比较特别。一是普鲁士人郭实猎(又译郭士力)，他是懂医术的传教士。早期在佛教强大的暹罗(泰国)传教时，差点被暹罗国王赶走，但因其会看病，国王又留下了他，还请他给王室成员看病。由此使得郭实猎大为推崇将医药和传教结合在一起。由于德国崛起较后，当时在中国没多少势力，郭实猎在众多西方传教士中显得尤其急不可耐，他后来积极投入鸦片战争，随英国军队到处实施侵略，对中国犯下很多罪行。事实上，郭实猎在医药传教士的背后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间谍。只不过郭实猎因为太迫不及待，使得他的间谍身份比较公开。几年后，当“中国医药传教会”成立时，成立宣言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医药传教士的“第二个益处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信息……因为病人通常对医生是坦诚的”，也就是说，医药传教士获得情报更方便。神职人员充当间谍、收集情报，在欧洲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另一位是伯驾。他是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药传教士，曾经给林则徐看过病。鸦片战争后，1855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公使，是美国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之一。
马礼逊去世后，1838年，耶稣教系统的多国传教士在广州集会，成立了“中国医药传教会”。其首要目的就是传教。医药传教士最初来华时，主要是兼顾在华洋人的信仰和健康，当时对于向中国人传教，并不是医药传教士的首要目的。然而，1838年以后，这个首要目的变了。它同时带来一个新问题。皮尔逊、李文斯顿等只是单纯的医生，不承担传教的责任，当医药传教士承担向中国人传教的责任时，如何处理与中医的关系，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在中西方历史上，医药都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中医很长时间与道教密不可分，所谓西医也一样。因此，在传统的中医和西医里，都有不少与宗教相关的迷信，中西方没有例外。西方经启蒙运动后，西医与宗教的关系有所剥离，似乎成为与宗教没什么关系的科学。对此，治病方式暂且不论，仅就靠治病来传教，就可以从耶稣那里找到源头。于是，我们就能理解，当西方耶稣教确立了医药传教的方针后，西医与中医的关系，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上就变成了宗教与异教徒的关系。如果像李文斯顿的诊所那样中医、西医都能治好病，病人该信什么教？所以，从医药传教的角度说，必须排斥中医，必须显示只有西医才能治好病，从而导致病人只能信奉耶稣教。由此我们发现医药传教士回到了一个世纪前，伏尔泰描述蒙塔古夫人时的情形，牧师反对蒙塔古夫人用非基督教的方式治病。对于牧师来说，能否治病不重要，宗教信仰才是第一位。
这一原则首先体现在“中国医药传教会”的宣言中。这一宣言提到要“导致中国医学的科学化”。这个说法比较暧昧。但是，只要我们理解西方人认为科学只是属于他们，而不属于别人，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医学的科学化”就是指西医，而不包括中医。其次，“中国医药传教会”首任会长，英国人郭雷枢当年年底到美国费城为募资而发表演讲时说：“中医的医疗充满了儿戏般的迷信;……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外科手术”。很显然，这些传教士对中医的态度暴露无遗。第三，从此以后，西方医生尤其是医药传教士，再也没有像李文斯顿那样“中西医结合”，而是彻底排除中医。其表现之一是，医药传教士最初开办的诊所、医院，最多的治疗方向是眼科。因为白内障等眼睛疾病是伴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在中国此类眼疾患者不少，而中医的药物治疗的确对此成效不大，但西医的手术治疗效果好得多。这不是巧合，而是在事先调查的基础上精心选择的一个扬长避短的传教突破口。同时我们也就能理解，当西方刚刚研制出青霉素时，医药传教士就能大批获得中国政府都弄不到的盘尼西林，目的就是凸显西医的神奇疗效，促使更多人入教。
“中国医药传教会”最初规定医药传教看病治病不收费，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传教效果。这会导致传教成本很高。后来，有些医药传教士也收费，但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收成本价。有些传教士甚至调查病人的家庭状况，真没钱，也就不收了。但不管怎么说，医疗成本高无法避免。实际上，如果采用李文斯顿当年的办法，不管是人员还是药材，成本都能降低。然而，为了保持传教的首要性，医药传教士以及教会医院坚决拒绝降低成本的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宁愿向国内募捐，当然也包括在中国募捐。
2001年《华尔街日报》发布了一个统计，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榜，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宋子文，这5位大都比较熟悉，还有一位名叫伍秉鉴，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华尔街日报》还说，伍秉鉴是19世纪前半叶的世界首富。这一点也让不少人惊讶。为何伍秉鉴会成为那时的世界首富?为何过了一个半世纪，美国人又将这份往事挖出来大声宣传?伍秉鉴就是十三行的行商之一，也称伍浩官。前面我们提到，为了推广牛痘，十三行筹集了一大笔钱，伍秉鉴也参与了。但伍秉鉴还有一个行为比较特别，他经常大手笔地赞助西医。现有资料中，笔者没有查到伍秉鉴是否信了洋教。但是，1838年“中国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时，伍秉鉴是42名终身会员之一。这42名终身会员中，有一个就是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人义律，并在鸦片战争后迅速派兵占领了香港。当然，终身会员的条件之一是交固定会费，但是同样包含了为传教而支付捐助。因此，伍秉鉴还有一个头衔是慈善家。
伍秉鉴为西方医药传教士捐助了多少钱，我没有详细数据。然而，分析伍秉鉴现象我们发现，伍秉鉴虽然向清政府捐了三品顶戴，也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后出了不少钱，但媒体常常把伍秉鉴的这些行为说成是被迫、无奈，还说他最终被清政府抛弃。有意思的是，媒体还说，伍秉鉴的大量财产其实已经转移到了美国，临终前伍秉鉴还对美国友人说，如果不是年纪大了，他真想移民去美国。由此我们看到，21世纪以来，中外媒体大力宣传伍秉鉴，实际上与近年来富人移民的话题紧密相关，无非是利用伍秉鉴这个事例说明，在中国赚钱不安全，为国家出力也没用，还是把钱转到美国最好。伍秉鉴的身份在今天可能可以类比BAT大佬。给伍秉鉴冠以世界首富、慈善家，暗带富人移民的话题，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学术话题，而是政治话题，甚至已游离于历史真相之外。其中的关键，就是伍秉鉴当年确实为西方在中国传教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他能够成为“首富”的交换条件。对于西方来说，是不是自己人，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信不信我的教，或者是否支持我传教。伍秉鉴常年支持西医，并大力支持西方在中国传教，显然属于西方自己人。
我们不能否定医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医院，为一些中国人治疗了疾病，但我们必须指出，它的根本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传教。1838年“中国医药传教会”成立后不久，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两者之间并非毫无关系。很多医药传教士像郭实猎一样，积极投身于对中国的侵略。例如前文提到的美国医药传教士伯驾，现在很多人还在纪念他是广州博济医院的创始人，事实上，伯驾积极参与了中美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签订，还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提出美国人要占领台湾。
与此同时，医药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锤打击就是竭力贬低中医。前文提到，在防治天花的重大历史实践中，舆论只剩下西方的牛痘，而忽视中国的人痘，就是一个必然的典型。牛痘、人痘其实有非常近的血缘关系，说牛痘是继承了中医，在笔者看来不过分。这就好比有了先进的发动机，依然不能忘记瓦特。有了先进的波音飞机，依然还在纪念莱特兄弟。但是，瓦特和莱特都是西方自己人。为了传教，为了打击异端，扬西医、贬中医已经成为西方的长期战略，而中国的人痘是广义的异教徒。因此，与人痘彻底切割，将防治天花的功绩完全归于西医范畴的牛痘技术，就是具体的战术。站在历史的长河岸边，如果要为人类灭绝天花而树碑立传，中国的人痘技术绝对应该是彪炳史册的首功。但是，话语权的丧失，我们失去了这项光荣。此后，医药传教士的这一方针也传入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完全遵照西方医药传教士的原则，彻底抛弃中医(汉医)，将汉医定为非法，从而以最具体的实际行动脱亚入欧，投入西方怀抱。日本的这一做法后来又经中国大批赴日留学生再带回中国，中医的命运从此一蹶不振。如今，面对新冠肺炎，中西医之争再次汹涌。本文不再展开，仅此以为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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