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姑娘，至少在我所知的鲁南、鲁东南等地域，又被称为“识字班”，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口中，现在还能听到这种称谓。
我小的时候，一直听着大人们称姑娘为“识字班”，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奇怪，以为本来就是这个称呼的。后来才认识到，中国自古并没有把姑娘称作“识字班”的习惯，这个称呼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共产党人领导的现代革命的产物，是现代以来伟大的扫盲运动的产物，甚至也可以说，它跟毛主席的文化革命思想息息相关。
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虽然也推崇读书识字，甚至极端拔高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那只不过变相地维护社会统冶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读书识字是统治者的专享，普通的劳动者是很难享有这种受教育的权利的。毛主席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揭示过这种教育本质，他说：
“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
毛主席从早期革命开始，就要打破传统的教育强权，实施平民教育。他曾在意欲筹办的半耕半读教育新村的计划书中写道：
“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
1927年3月，毛主席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的关于文化运动的章节里，他写道：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
毛主席的文化思想始终伴随着他的革命历程，他革命的足迹到了哪里，文化的普及就扎根在哪里，他的革命所及之处，便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根据毛主席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所做的调查报告，当时的文化教育方式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有日学，有夜学，有墙报，有俱乐部，有识字牌，有读报团，还有识字班。毛主席于1933年11月所作的“长冈乡调查”中，对“识字班”这一文化教育方式这样描述：
“丙班，儿童读本。每校一校长，一教员。校长可不识字，只要热心，学生没有来时，‘请校长来指示’。校长也来读书。校长‘老同志’多。九个夜学校长，女的占五个。教员无女子。九个夜学教员，七个是乡苏代表。都是尽义务的。小孩子累赘的，‘更多年纪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这些人编入识字班。编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为一组，举一组长— — 稍识几个字的。组长多属夜学学生。教法：随时，随地，随人数，乘凉时，喝茶时，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起初，画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字从‘桌椅板凳猪牛鸡鸭’写起。各人簿子，大约十天由组长收齐，送夜学老 师看改，‘写得多写得好’的给以口头夸奖。字，组长有不晓得写的，问夜学老师，夜学老师有不晓得的，问日学老师。用此办法，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此办法今夏开始实行，识字班的组织则去年就有了。”
毛主席在另一个调查报告“才溪乡调查”中，对识字班的调查情况是这样写的：
“识字班。二十四组，每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每五天由夜学教员发五个新字去认。每组一个组长，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牵累，不能入夜学的，便入识字班。”
毛主席的调查报告被油印成单行本，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印发给与会的代表。当年，苏维埃政府颁发《识字班办法》，要求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创办识字班，将离夜校较远或有家庭负担，不能参加夜校或日校学习的人员编入识字班，利用闲暇时间随时学习。识字班这一文化教育形式作为一种先进经验，在中央苏区普及开来，在之后的时期内，又进而普及到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山东解放区便是其中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山东边区省委确定在沂蒙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之后又建立中共鲁东南特委，建立鲁东南抗日根据地，辖莒县、日照、高密、诸城、胶县等县。鲁东南特委的所在地为莒县的大店。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有“华东小延安”之称；莒县的大店，又有山东的“小延安”之称。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山东解放区普遍开展文化普及教育，利用夜校、识字班等组织形式，扫除文盲，解放人民，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尤其是未婚女青年，参加识字班组织的特别多，久而久之，“识字班”就成为对姑娘们的代名词了。有人考证认为，山东把姑娘的称呼为“识字班”，其源头为莒县大店，也有一定道理。
新中国建立后，文盲数量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消除文盲成了人民政府一项重要任务。
1955年10月14日，毛主席召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对文化教育工作，他说：
“七年之内扫盲，每人识一千字，主要靠各县来办，全县规划，编课本，各省要部署一下。”
新中国开展的比较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有四次：第一次扫盲运动发生在1950年至1953年，全国共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第二次扫盲运动高潮发生在1955年至1957年，至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第三次扫盲运动发生在1958年；第四次发生在1960年至1964年。通过对国民的文化素质的全面调查，此时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在扫盲运动中，产生于战争年代的“识字班”仍然被人们所采用，除此之此，人们还编制了其他各种各样的速成识字法，组织了诸如“车间学校”、“地头学习小组”、“炕头学习小组”、“农民夜校”等众多学习型组织，形成了诸如工矿企业的“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农村的“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多种教学形式，那时还出现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有趣的学习口号和顺口溜，如“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 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见字问字，见人问人”等。新中国的扫盲运动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收藏的一本叫《农村政治夜校课本》的书，是1971年12月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不识字或初识字的工农群众尽快攻克“文化关”。这个课本里收录了不少打油诗，其中一篇这样写：
“收了工，吃罢饭，快到夜校把书念，鼓足干劲争上游，早日攻下文化关。坚持经常不松劲，风吹雨打不缺班。学好文化干革命，掌好政权和文权。”
另一篇是这样的：
“村村队队办夜校，人人甩掉文盲帽，能写文章能看报，天下大事都知道，全县人民齐称赞，政治夜校办得好，展望未来心里乐，继续革命志更高。”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是毛主席“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的伟大实践，是一场伟大的“启智运动”，是“让亿万人睁开眼睛的事业”，山东姑娘“识字班”的称呼，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一伟大文化革命历程，同时也见证了世世代代受压迫最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同胞翻身得解放的伟大巨变。
“识字班来扭一扭，惹得青年跟着走。谁要生产当模范，俺就和他握握手。”
“识字班来扭呀扭，一扭扭到十八九。俺娘不给俺找婆家，俺就跟着同志走。”
这些曾流传于山东解放区的歌谣，仿佛让人看到了一张张获得了新生的姑娘们的灿烂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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