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领袖”是一种比较高的荣誉，是对一个领袖的最高的褒扬。怎样才能判定一个领袖人物是“群众领袖呢？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曾在一次中央党校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过这个问题，他说“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他以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作为衡量标准进行了分析：
“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 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毛主席是非常重视“群众领袖”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认为要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为此，要造就“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最好的“群众领袖”要具备一定的品质，要有一定的标准，这样才能被群众所认可。对于“群众领袖”的要求和所应具备的内在品质，毛主席在不同的时期都曾进行过论述。
1937年5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群众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1943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切实执行十大政策”，在讲到对敌斗争政策时，他指出“群众领袖”要对群众讲“王道”，他说：
“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过去一个时期，部队中的有些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采取霸道、蛮横的态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
1945年5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报告讲到“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问题时，提出了“训练领袖”的意见，他指出新的中央应该包括的同志包括：
“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包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因为训练出了千千万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群众领袖”，这些“群众领袖”被人民群众所广泛确认，人民群众认为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因此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一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成历史任务的强大的基础和依靠。“训练领袖”是一条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拥有一大批具有“群众领袖”品格的领袖人物，是联系党与人民群众的纽带，离开了“群众领袖”的影响和品质辐射，就难以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难以形成最强大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避免领袖脱离人民，防范官僚主义的滋生，毛主席反复强调要恪守“群众领袖”的品质，不忘做“群众领袖”。
1954年9月1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会上谈到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他指出领袖人物要接受批评，他说：
“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领导干部不管做多大的官，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态度跟人民见面，他还说：
“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
1959年3月2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接受群众监督问题，他说：
“事情都是群众在那里决定的。我们这些人是群众的领袖，你得老老实实替他办事，叫做为人民服务。办得好，就叫做他们的领袖，办不好，就不要了。”
1960年5月9日，毛主席会见伊拉克文化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伊朗工会代表团，塞浦路斯劳工联合会代表团，在会谈时他指出人民是上帝，只有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他说：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
1960年5月27日，毛主席与到访的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两人就领袖的衡量标准进行了一番对话，蒙哥马利认为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主席说：
“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与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十三陵水库观看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汇报表演，之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在会议上讲到接班人问题时说：
“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二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对于当时的个人崇拜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 Great Leader ,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1971年11月20日，毛主席接见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参加了座谈，谈到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
“马列主义的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不要办，对人民不利的名词要改。‘四个伟大’改了吗? ‘三忠于’我就不懂。你们开会讨论一下，把不适当的名词、形容词废掉，不要搞了。”
毛主席虽然一直不喜欢人们称他“伟大领袖”，甚至要求把这个称谓去掉，但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习惯称他为“人民领袖”、“群众领袖”，是无论如何也去不掉的，他毕生与中国人民群众血肉相联，他的“人民领袖”的称号是人民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确认的，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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