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柳亚子初识毛主席，二人相见恨晚，无话不谈。这次大会柳亚子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毛主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代理中央宣传部长。
蒋介石也参加了二中全会，还向大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指在排弃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柳亚子因此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认为此人必是中国革命未来发展的祸害。于是他先后找了中共代表恽代英、毛主席，劝其雇枪手杀掉蒋介石，结果遭到了拒绝，恽代英、毛主席这样告诉他：
“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不重视个人，搞群众运动，不搞阴谋。”
柳亚子对此很是失望，撂下一句“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上当的”便拂袖而去。
一晃二十三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电邀柳亚子赴北京共商建国大计，在北京期间，柳亚子拜谒了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的灵堂，他在写的“有感”诗中感叹道：“曲突迁薪今已矣，一夫不杀血成江”，回忆了当年力劝毛主席、恽代英招募力士狙击蒋介石的那段往事。
“暗杀”，是古往今来比较普遍的一种政治手段。历史上比较知名的刺杀事件不胜枚数，先秦时期的“荆轲刺秦王”，荆轲为了燕国的国家安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深入虎穴，谋刺秦王，虽然没有刺杀成功，却获了一个“壮士”的美名，一直留传至今。秦末时期的“鸿门宴”，项羽在鸿门设宴招待沛公刘邦，本来也是想借此消除竞争对手的，“击沛公于坐，杀之”，幸亏刘邦使计逃脱，气得项王的亚父范增大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
清朝末年，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目标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革命者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对清廷大员发动暗杀行动，同盟会员刘师复还组织“支那暗杀团”，针对朝廷官员进行暗杀。
1907年7月7日，革命义士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被刽子手剖腹挖心，心肚用于炒菜。章太炎称赞徐锡麟“震动全局，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
1910年2月23日，汪精卫因密谋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被称“银锭桥案”。他在临行前表“革命之决心”：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那个时候的汪精卫还是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优秀革命青年，他在狱中的“口占”也豪气冲天：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来的汪精卫走了歪路了，自当别论。
因为有这样的“暗杀”传统，所以当柳亚子看出蒋介石“革命祸害”本质的时候，想到用“暗杀”这一绝杀技自然也就很正常了。柳亚子对中共代表没有接受自己的暗杀建议一直是很难理解的，以至于他在那首《恭谒孙中山先生之灵堂有感》的诗注中写道：
“1926年夏，余游广州，初见蒋贼，即决其必反，力劝恽代英募力士狙击之，为中国除大害。代英不从，卒酿1927南京上海之变。”
柳亚子显然认为只要杀了蒋介石，就可以避免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就可以避免几十年“血成江”，而共产党人主张的是阶级对阶级的革命，不是针对某个人，暗杀了一个蒋介石，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仍然存在，革命仍然不可避免，这是共产党人公开的政治主张，是“阳谋”，杀掉了蒋介石，还有“李介石”，还有“王介石”，对个人的暗杀是没有用的，因此柳亚子的暗杀计划得不到共产党人的响应是必然的。
1935年11月1日，当年英勇无畏刺杀摄政王而今成为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被刺杀，原因是蒋介石、汪精卫在处置中日关系时妥协退让，出卖国家利益，批准签署“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将中国的权益拱手让给日本，引起爱国志士的愤慨。刺杀汪精卫的是孙凤鸣、华克之等爱国人士，本来主要刺杀目标是蒋介石，阴差阳错刺杀了汪精卫，汪精卫虽大难不死，但一颗子弹留在脊椎中无法取出。孙凤鸣在刺杀过程中当场牺牲，华克之趁乱逃脱，后来华克之辗转到达延安，毛主席接见了他，毛主席欣赏他的胆量，但并不赞成他的刺杀行为，他说：
“杀了蒋介石一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反而不利于抗日战争。”
共产党人不主张“暗杀”，但蒋介石是热衷于“暗杀”的。
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在湖南平江制造了“平江惨案”，暗杀了6名新四军、八路军官兵。毛主席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演说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说：
“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七大”上作结论报告，分析国内形势，列举抗战胜利后可能面临的十七条困难，其中一条是：
“ 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有准备，以防万一。”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会成员李公朴、闻一多，毛主席为他们的家属发出唁电，在给闻一多先生家属的唁电中说：
“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 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再次颂扬了闻一多的英雄气概，他写道：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解放以后，国民党残余势力以暗杀作为手段，对新中国进行着不遗余力地破坏。新生的共和国以镇压反革命的手段进行着反暗杀活动的斗争。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在七届三次会议上作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对于国内的形势，他指出：
“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1951年2月17日，毛主席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致信黄炎培，信中对“宽大无边”现象指出：
“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1951年3月13日，山东 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刺杀。毛主席就此事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务须重视，切勿等闲视之，指示指出：
“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务请你们注意: 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
在应对暗杀活动的过程中，毛主席也不止一次受到过暗杀的威胁。
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美蒋特务密谋炸毁毛主席所乘坐的专列，暗杀毛主席；1966年初，美国远东情报局针对毛主席每年国庆都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规律，制定了刺杀计划，准备在1969年10月1日新中国国庆20周年之际，通过在天安门城楼安装定时炸弹，暗杀毛主席。虽然美蒋的暗杀计划都没有成功，但暗杀与反暗杀背后的较量惊心动魄。
即便来自外部的暗杀活动从未消停，毛主席依然坚持着不搞阴谋的原则。
1961年12月26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
“要告诉我们的外交人员，不管所在国的政府是否反动，一概不搞颠覆活动。苏联就是搞窃听、造谣、收买、干涉、颠覆、撤退专家、断绝关系，一共总有七八种，我们一概不搞。”
1971年8月16日至17日，毛主席在武汉与一些地方领导人谈话，主要内容是：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5年6月7日，毛主席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当马科斯说到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时，毛主席说:
“好！以后我们两个国家团结！我们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不搞阴谋诡计去推翻你们，你们也不搞阴谋诡计推翻我们，相互都不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是反对阴谋的，他所有的谋略、思想都摆在太阳底下，坦坦荡荡，毫无隐瞒，他是古今中外靠阳谋赢得尊重的最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坦荡来自于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里先进的总能战胜落后的，新的总能战胜旧的，正义的总能战胜反动的，而他从事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又何需搞阴谋诡计呢？这也是毛主席反对“暗杀”的根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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