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以为，影响深远的庐山会议，要联系中苏关系的变化，才能看清楚。
1959年的庐山会议，好似一场暴风骤雨，深刻影响了中国。
今天，我们回顾那27年的历史时，总是不得不面对这一道难题：即如何看待庐山会议。
小兵觉得，也许需要我们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变化的高度，需要联系苏联企图控制中国、影响中国的“老子党”的作风，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据马社香《韶山档案》记载：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南斯拉夫的铁托、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等一些“不听指挥”的人，甚为不满，不惜发动力量，干涉他国内政，促成他国人事更迭。
1959年夏，随着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特别是苏联红军中开始出现了一股势力，希望我们中国也能发生分裂，最好是“强硬派”的他老人家能离开指挥岗位。
在1958年，苏联还只是提建立“联合长波电台”，遭到毛主席的坚决拒绝后，他们并没有死心；发展到了1964年，他们竟然在十月革命节的国宴上对中国代表团的贺老总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反对他老人家的那股势力，已经非常壮大。他们会不会在我们国内寻找同盟者呢？
毫无疑问，哪怕有一点可能的迹象，哪怕发现一丝丝有人企图和苏联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出卖国家利益的线索，洞察秋毫的毛主席也会毫不手软地把他打下去。
我们知道，毛主席对“里通外国”的人，是极为痛恨的！
有人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是错误的。但大家要知道的是，当年这可是开大会通过的决定啊，是全体重要干部一边倒的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怎能把这个错误，单单地归结在他老人家一个人身上呢？
面对中苏关系的剧烈变化，那个时候的我们，难道不该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吗？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那回事，这是后话。
我们知道，到了1965年9月，毛主席就任命彭老总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毛主席还就此事专门说过：我过去反对彭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彭也是真心诚意的。
我们今天，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来评价当年那艰难时刻做出的集体决定！
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庐山会议，千万不能由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啊。
显然，抛开当时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就不能客观、理性、一分为二的认识庐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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