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满清宣统皇帝退位，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
在南京，孙中山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心怀叵测的袁世凯，决定自己远离政治，投身长期构想的“实业救国”战略中。
彼时的中国，经济主权十不存一，矿山铁路港口海关被列强围猎，一车车矿产原料廉价运往海外，换来是洋枪洋炮洋钉洋火洋布倾销国内，连丝绸茶叶瓷器等传统王牌出口品都被挤出了国际市场，民族工业在逆境中艰难求生，实业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湖南，一位年轻的新军士兵也觉得革命结束了，便卸下戎装，走到了“实业救国”路口。
“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一元钱报名费。”
多年后的延安，毛主席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了这段青葱往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人类化工的黄金时代，量大价廉的工业制备碳酸钠促使新的肥皂技术快速发展。哪怕在落后的旧中国，肥皂技术人才也成了就业刚需，才有了那张免费招生广告。
后来，袁世凯背叛革命，孙中山再次扛起大旗，却留下了“同志任需努力”的遗憾，而青年毛泽东在肥皂学校毕业后径直走上了真正救亡图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尘又一次陪同毛主席谈话，工作人员发现老人家对当年学到的化学分子式依旧记得清清楚楚。
同样记忆深刻的，还有那个百折不挠的工业化之梦。
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129周年，也是共青团中央“中国制造日”活动举办的日子。
尽管因为当前疫情正经历放开后的第一波高峰，现场活动很遗憾地推迟到2023年2月下旬举办。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这个全球经济局势危机四伏、科技竞争风云激荡、产业博弈风谲云诡、贸易争端刺刀见红的当下，从老人家当年一次次关键抉择中，探寻未来中国制造屹立于浪潮之巅的真正“秘密”。
01
1936年，当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陕北保安县吴起镇时，他被这个生活上仍停留在中世纪，却到处充满机器轰隆声的“红色工业中心”给震撼到了。
他看到了，红军把车床、模具和数十台缝纫机带到了古老的黄土高原上。机器在窑洞工厂里运转，简陋的环境下，工人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出品的商品和农具。
在红军西征期间，吴起镇成为红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吴起制造”字样的手榴弹、迫击炮、炮弹、手枪、轻机关枪、火药、被服、鞋袜、药品等等一箱箱运往前线。
1939年，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技师刘贵福造出了解放区根据地的第一支步枪。
在延安第一届“五一”工业展览会上，这支获甲等产品奖的马步枪让毛主席异常兴奋：
“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这个枪使用方便、造得好！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兵源军械弹药军需消耗激增，很多人在前期工业成果的基础上，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建立重工业、大军工，还有人认为应该大量接受外部财政援助进行大工业建设。
毛主席却看到了这种空想盲目背后的危险性，一方面强调“必须发展工业”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长期持久抗战的前提，同时也驳斥了在根据地不稳固的情况下用有限财力物力、依赖外部援助搞大工业的想法，确定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既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能因地制宜遍地开花，然后合并零散产能，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大的有序发展。
当时，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将延安视作抗日圣地，源源不断加入了北上的队伍。
为了充分运用其中的科技人才参与到革命建设中，毛主席确定了“科技教育、科技研究和经济建设三位一体”为特点的高效务实的科技政策系统。
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设大学部与中学部，实行科学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经济建设机关三位一体，把自然科学院与军委军工局、边区政府建设厅所属的工厂、农场结合起来，共同组成“学校管理委员会”。其中，化学系改为化学工程系，物理系改为机械工程系，生物系改为农业系，还有一个地矿系。
此后，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工业学校、职业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专业学校纷纷成立，专业人才的加入大大激发提高了陕甘宁边区的工业潜力。
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边区，现在已经建立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八十余个大小公营工厂”。
其中， 绝大部分工业产品实现自给，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胜利和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技术封锁。同时，农业、畜牧业、造纸业、纺织业、医疗卫生事业等与边区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产业得到很大发展，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所以，尽管陕北苏区的工业化不彻底、不全面，科技体系也显得过于简单实用，但充分地挖掘了根据地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给养潜力，比如用当地特有的马兰草造纸，在南泥湾垦荒，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支撑了当时相对弱小的红色政权在白色恐怖中的艰难求生。
这种阶段性策略，种下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思想种子。但，此时毛主席心中的工业化目标更加深远。
02
抗日战争末期，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毛主席开始整合解放区分散的工业资源，延安自然科学院也在抗战胜利后迁到新解放区张家口，并改名为华北大学工学院。
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工业的观点已经不再局限于战争时期的作用，还对工业作为社会基础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报告中，提出要把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
毛主席还极其预见性地看到，“中国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必须实行国家工业化。工业不发展，即使是独立国，依然有可能变成工业国的附庸。”
这番话，放今天，可以说依旧振聋发聩。
而在当时，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土地革命与战场形势的快速推进，一些人搞起了极端平均主义与批斗破坏工商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考虑工业化的发展。
为此，毛主席曾经专门花了三天时间说服西北的同志，因为只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才能抵得住当时的那股激进的风气。
建国后，在1953年的一次宴席上，毛主席又对工商业领域人士说：
“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重工业是工业基础，轻工业是民生刚需，化学工业是现代工业体系运转的粘合剂润滑剂，而运输业则是国民经济的血管，这四个人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的一环。
毛主席点出的这四个人反映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成就，却也暗示了近代中国工业最大的问题——没有体系与规划，全靠个人民间自觉，结果就是“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因为后面这些无不是一个国家完整工业体系共同发力的结果，而当时中国最缺乏又是重工业。
为此，毛主席提出“重工业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是其它。”
很多人对此并不理解，号称“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甚至公开喊话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了农民，说“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引起了社会激烈的争论。
毛主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
“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但建设重工业阻力不止来自反对声音，从战略到落实，每一步都是荆棘与坎坷。
1949年12月21日，刚刚到达莫斯科不久的毛主席就去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当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他把手指往地上一戳，对随行的人员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1950年2月14日，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不仅放弃了旅顺、大连两个苏军控制的港口与中国长春铁路，还确定了一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业项目。
随着苏联援助支持的156个工业项目落地，新中国围绕国防需要，重建了东北工业长子。但外部援助终归有限，特别是事关国防重工的九种大型技术设备，连苏联自己都缺乏，必须克服困难想方设法自己造。
当时中国准备自行制造安装万吨水压机时，很多人都反对，认为不可能，条件不够，好像超过了客观条件，有点蛮干、盲干的意思。
最终还是毛主席顶着压力，批准了万吨水压机的制造，并对负责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同志们留下一句承诺：
“你们今后工作中发生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写信给我。”
“到生产机床时，再来看看，以遂我愿。”
在制造过程中，工人们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国内没有大型铣床，工人们便调转思维，“蚂蚁啃骨头”，把简陋的小型机床吊到巨大的工件上加工。
1955年，北京中南海曾举办一次长达半年的机械制造展览，主要车床等“工业母机”。毛主席百忙之中前后参观了六次，是中央领导中参观最多的。
每一次老人家都问得非常仔细，中间休息也是与参展工作人员一起聊天喝茶，大到工业布局、行业特点，小到生产问题、产品质量甚至振动引起的误差，都饶有兴致地刨根问底。
此后十几年里，2800毫米铝板热轧机与冷轧机、2800毫米合金钢板冷轧机、3万吨模锻水冷机、12500卧式挤压水压机、两种规格钢管冷轧机、万吨油压机、500毫米二十辊带钢轧机，一一下线上岗。
九大重机降世，满足了导弹、歼击机、海军舰艇、原子能武器所需的各类特殊锻件板材，是第一代大国重器。
同时间，重工业部通过了奠基性的三酸一碱+染料三大草案，形成了最基本的化工布局。
有了机械制造、有了工业母机、有了化工产业，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尖端科技，在毛主席的亲自督促下一个个成为现实。
1966年，运7飞机开始研制，航空系统内部提出了一大堆发展方案，纷争不已，项目无法进行，毛主席亲自干预才平息了这个问题，使运7的发展走上正轨。1968年，中央提出要搞运10那样的大型客机，三机部也是争论不休拿不出方案，也是毛主席亲自提出这个问题，航空系统才协调一致地动起来。
当两弹元勋们在罗布泊戈壁滩见证中国原子弹、氢弹相继炸响之时，另一项国之重器核潜艇，因为苏联的背信弃义与经济环境的恶化，不得不在“二选一”中被搁置。
苏联人认定中国搞不了核潜艇，毛主席只回了一句：“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极大地激励了整个研发队伍的信心，才有了多年后实现中国二次核反击能力的长征系列核潜艇。
从发展战略的调整到一个个具体项目推动，没有毛主席一次次决断，中国的工业化之路绝对不会有如此强大的执行力。
03
1971年8-9月间，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按照惯例派工作人员到街上调研。其中有位工作人员排两小时长队才买了一条“的确良”涤纶裤子，回来后向毛主席汇报，说：
“为了买条‘的确良’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毛主席听完特别难受。
随后，毛主席与周总理商量，认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
“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
新中国建立之初，内忧外患，立足未稳，只能全盘倒向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体系，最快速度地保障国防安全。然而面对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病，很多人满心欢喜，高呼“苏联万岁”，毛主席“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后来中苏分道扬镳，毛主席决策进行“三线建设”，解决了倒向苏联模式后全国工业布局不合理问题，同时中国还自主研发出了“两弹一星”等，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最大限度保障国家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与欧美关系的缓和，结合当时实际，毛主席开始考虑将我国经济的发展重点，转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上，一项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的方案逐渐成型。
其实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后，毛主席就曾考虑，要扩大与各个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但碍于国际形势始终无法如愿。
1972年2月，毛主席与来访的尼克松谈起了双边交往问题时表示：
“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小球推动了大球，也给技术引进打开了方便之门。
70年代，欧美石油危机、经济危机接连爆发，西方发达国家急于为过剩的产品、设备、技术等寻求出路，这为我国外贸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2年2月，经过毛主席圈阅、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家计委出台了《关于成套进口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并在1973年初再次通过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约合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简称“四三方案”。
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
此后，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价值8.8亿美元的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4亿美元，前后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计划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总投资约214亿美元，才能为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真正解决穿衣吃饭问题打下坚实的工业基础。
而当时一年全国财政收入也不过七八百亿人民币，能挤出的投资建设资金少之又少，只能在民生刚需与重大工程中有所取舍，期间的阻力可想而知。
于是就有了“曙光一号”的暂停。
“曙光一号”是在神舟飞船之前中国第一个载人航天项目，也是毛主席批准，由钱学森主导，立项于“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后第二年，即1971年4月，代号：“714工程”。当时飞船设计可乘坐2人，类似美国的双子星座载人飞船，计划于1973年发射。
各承制单位开展大量试验，取得了许多研制成果，如：
提出了对运载工具、地面测量控制、发射场、测量船的总体要求和系统技术性能指标，促进了相关配套系统的发展；在飞船外形设计、质量特性分配、返回走廊设计和安全救生等方面，均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计算与技术攻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掌握了飞船返回技术，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打下坚实技术。
只可惜，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建设资金紧张，于是在1975年中央不得不决定暂停“714工程”，不与美苏进行载人航天的太空争霸。
当时，中央专门传达下了毛主席关于载人航天的指示，大意是：“宇航员这事要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曙光一号”最终尘封在一张张的构思草图与一个全尺寸模型上。
后来，航天部门的重点转而投入到了各种类型的应用卫星的开发中，也给“四三方案”的落实推进留下了更大的资金空间，是中国尖端科技为国民基本建设做出的关键让步。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回首那些往事，就不知道当年筚路蓝缕时的抉择之艰难、创业之艰辛。
从革命老区在强敌环伺中的自力更生，到新中国在内外压力下的全面工业化建设，从倾注全力补齐重工业短板保障国家安全，到关键时刻扭转发展战略改善粮食民生，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工业化之路，资源极其短缺有限，内外矛盾环境又无比尖锐恶劣，在左支右绌中要实现一个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复兴，如同驾驶一艘满是窟窿却必须迎风破浪的大船，排山倒海的的压力全部倾泻到了这位为共和国倾尽所有的孤独舵手肩上。
他说他这辈子，做的事，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在这条工业化的长征之路，也只有他每每在惊涛骇浪之际一次次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在前三十年在隐忍艰难中打下的坚实工业化基础，才有了后三十年的中国制造横扫全球的厚积薄发。
人们常说，当他接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烂摊子时，中国还不能生产一颗铁钉，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中国已经能够制造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化肥、化纤和“两弹一星”。
实际上，对于曾经那个想当肥皂制造家的年轻人而言，中国制造，从始至终，都是他最心底的牵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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