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从生产力发展上说，正是中国动员大量资源投入工业、科技建设，独立自主地实现工业化的时代。有人存心积虑地否定那个时代，所抓住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所谓的“吃不饱饭”丶“挨饿”、“普遍贫穷” 。怨妇似的装腔作势，真是煞有介事！如此丑化老一代劳动创业者、抹黑新中国的历史，令人不齿！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新中国初的贫穷是如何产生的？是农业集体化道路造成的吗？绝不是。
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它是旧中国近百年的封建制度、殖民地历史，即帝国主义侵略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所造成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早就闻名于世。连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都承认：中国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贫困，成为广大老百姓起来闹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解放前中国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75%以上，文盲占95%以上。农民吃糠咽菜、逃荒要饭、甚至卖儿鬻女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家。这种沉重的历史积垫，在任何社会里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创业、治穷的历史。从“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经过了近30年的建设，就己经成为一个具有比较雄厚物质基础的工业国家，从而屹立于世界。它决不是一个“穷”字所能概括的。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贫穷？比如一个家庭，全家省吃俭用，集一切财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办了车马、生产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贫穷吗？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创建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积累了那样多的物质基础和家产，创造了那样多的尖端工业和科技成就，那叫贫穷吗？就只说毛泽东时代创建的核武库、“两弹一星”、核潜艇等技术系统就值多少财富？还有当时建造的一系例大型工业基地、水利工程，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等，将相当于多少经济实力？据有人推算，中国在1949—1979年三十年间的基本建设总投入（资金和劳动力价值）若按目前的价格指数计算就达3636万亿元 ，这么大的价值都作为固定资产存在着。这相当于2007年GDP（24.66万亿元）的147倍。这难道不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吗？如果老一代建设者当时不搞那些建设和积累、统统吃光分净，无疑能改善生活，但还有国家的强大和后来发展的基础吗！
在当时“备战备荒”的形势下，国家每年的生产积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在毛主席逝世时, 即无内债、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的黄金储备达1280万盎司。全国粮库充满，存粮5000多亿斤。(1978至1980年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还有500多万吨棉花, 20多亿美元。 1974年，陈云向李先念建议，购进了600吨黄金等。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几万亿。那么多的积累和财富在当时决没有任何挥霍、浪费，它最终还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新的领导人上台不久，1977年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还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和成套轻工设备，1978年一次就引进22个大型化工和钢铁项目，使用外汇超过1950—1977年引进使用外汇的总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并逐步放开了生活品供应，大量增加对农业的补偿和支援等。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清楚地看出，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创业者们“革命加拼命”生产而又“勒紧裤腰带”生活所留下的积累，而决非来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饱食公共资产后，却翻过来指责毛泽东时代“发展缓慢”、“没有改善生活”。世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行径 ！
有些人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穷”或许只是指生活方面的，但那也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六十年代初才有过的现象，而决不能概括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
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党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号召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等，从而根本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人民生活也逐渐好转起来。突出的变化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一直是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仅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3212万吨，14年间增长了71%，年均增长率达3.5% 。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评价尽管是低调的，但这里仍然使人们知道：粮食产量在十几年间一直保持稳定、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在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1975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307.9公斤，1979年升至342公斤。当年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是1062.4万吨，人均10.89公斤。按照国际上划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当时中国的人均主食数量已大大超过贫困和饥饿阶段，从总体上达到温饱。说明从此中国的粮食安全、吃饭问题历史地得到解决。
据国际组织关于世界各国人均食品消费量统计所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国人均实际消费的粮食、猪肉数量分别是185公斤、10公斤，而当时居于亚洲富国行列的日本这两项消费数量分别是126公斤、13公斤，韩国分别是206公斤、7公斤，菲律宾分别是122公斤、7公斤等。从这种比较中明显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在基本食品消费量上已与日、韩两国相差不大，（差别在生活质量上）在亚洲处于前列；而明显高出当时的印度（人均粮食消费153公斤）等国。
邓小平在1982年讲：“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他这里所讲的显然是农村改革之前的状况。新中国仅以三十年的时间, 就在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这种成就在全世界来说也是少有的。
众说周知，自七十年代我国杂交水稻、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新品种已经普遍推广，亩产都比六十年代初增加了一倍以上。水稻亩产达到1000斤以上，玉米、小麦亩产达到了四五百斤（季），全国粮食并不短缺。生产队除分配社员口粮外，在毛主席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集体都有库存蓄备。不说集体的分配，就只说社员每户自留地上的产品也够大半年的生活所需，哪有什么“吃不饱饭”问题！对于困难地区的社队，国家每年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布等发放量也都很大，大家都在集体中，哪有看着有人挨饿、受冻而无人管的事情！至今有人关于七十年代中国还有“挨饿”现象的说法根本是没有事实的！
事实是，中国在七十年代末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从总体上说也告别了生活贫困，大多数人到达了温饱。如里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其实离共同富裕就不远了。在工业化实现之后再反哺农业、扩大消费品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这本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有些条件好的农村社队就己经开始向富裕水平发展了。
例如，江苏省华西大队，在1978年粮食亩产就达到2720斤。工业和副业产值达100多万元，占到全大队总产值的78% 。每个工业劳动力每年创造产值5100多元。就己经踏进共同富裕的门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
又如河南省的刘庄村，在七十年代就发展起大队机械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淀粉厂等企业。到1977年，其工副业收入占年收入总量的比重就上升到64.4％ 。到1980年，刘庄已拥有造纸、食品、机械、化工等13个工厂，工副业产值就占生产总值的80％ ，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占到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全大队总收入达到3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元，成为中原第一个小康村。其实，在七十年代后期，全国各地初步实现脱贫至富的社队并不少。
当然从总体上实现了温饱，并不意味没有了贫困人口。由于各地区、各社队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按照七十年代末的标准，当时全国贫困人口约有2.5亿。而70%的人口基本上实现了温饱。虽然农村生活质量较差，都是以吃粗粮为主。但却消除了挨饿受冻现象。对于广大贫下中农说这已是很大知足了。——应该知道，常年中吃白麵细粮的生活即使旧社会的地主富农家庭也从未有实现过。——尤其是到了在七十年代，城乡群众生活就已经是一个供应保证、衣食无忧的景象了。所缺乏的只不过是当时只有富裕家庭才有的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之类的东西了。就连当时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在报道中也盛赞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奇的。”（英、马克斯韦尔《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文件中更把中国称着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榜样。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根本没有所谓中国“吃不饱饭”“普遍贫困”这个概念。所谓“吃不饱饭”、“普遍贫困” 、“挨饿”之类，完全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来的，把只在“三年困难时期”才有的事情推论到整个“六七十年代”。暴露了翻案派抹黑、否定毛泽东时代，企图变天复辟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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