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它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除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应地也要破坏它的经济基础，将小农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给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写信，谈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问题，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他在信中写道：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 ——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毛主席对小农经济的基本态度，由他的革命态度所决定，由他的革命目标所决定，一个坚定的民主革命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必然是小农经济的改造者，只有改造小农经济，民主社会的基础才能夯实。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经营小生产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时说，这个阶级发财观念极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党内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错误思想，指出其根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他进而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
一九三四年一月，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指出在红色区域农业发展中，“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说：
“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与他人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书中指出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但由于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
对于在革命战争中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的人们，他认为主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毛主席称这种局部保守性为“小生产者的近视”。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而要发挥积极性，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他进而指出面临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
一九三九年二月，毛主席就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宣传部长张闻天写信，谈到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时说：
“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主席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边区仅有土地革命还不能提高生产力，还要进行生产方式的革命，他说：
“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容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土地革命，他说：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全国解放以后，进入三年恢复时期，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增加生产，根据革命战争年代增加生产的成功经验，普遍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根据当时的生产情况，丰产成绩最好的是国营农场，其次是生产合作社，再次是互助组，最差的是单干模式。但当时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
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底，我国进入了三大改造时期，即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反映在农业上，就是全面实现合作化，建立广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指出：
“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 ，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毛主席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他要求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他说：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关一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他在加点的文字中指出：“要过更好的日子，一定还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农业来说，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
“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当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杜(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生产和富裕生活。 ”
“农业怎样改造?就是按照农民自愿(不能单靠行政命令，尤其不能采用强迫办法) ，一步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由办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办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办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场)。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指出：
“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简便形式。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
“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每一个省和每一个县，只要是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方，均必须有领导地认真办好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五四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稿，他指出：
“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但要发挥这种增产潜在力，靠小农经济是有限的，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他还论述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 ，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一一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 ，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按语，他在按语中说：
“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结论的报告，他说：
“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主席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我们还是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 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性质，他说：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个体经济正在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经济制度正在进行着大变动，他说：
“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其中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他说：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中国农业合作化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更高的阶段，即人民公社时期。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有个逐步发展逐步深入的过程，毛主席对人民公社的认识达到了理论的高度，全面而深刻。他认为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他们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六年时间，发展到了现在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一一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毛主席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十七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谈到革命和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十年。我们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农民所有制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
人民公社这一新的所有制形式，必竟属于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缺少经验可以借鉴，失误在所难免，与旧的所有制必然存在着斗争。六十年代初期，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存在的“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困难，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在许多地方发展起来，集体与单干的争论变得不可调和。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毛主席听取秘书田家英对农业六十条的调查汇报，田家英汇报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摘，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主席是不赞同分田单干的，他在听取田家英汇报时一言不发，后来他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毛主席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问到农村单干情况，他说：
“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同一些中央领导及来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地方负责人谈话，他说：
“我‘周游’了全国，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下百分之四十。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极分化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说：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同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讲到形势、单干问题时，他说：
“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二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他说：
“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现在有人讲农业恢复要什么五年至八年，不要说那么多年嘛，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了，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时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整个说来今年夏季是增产了，山东就增产八亿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罗瑞卿谈到安徽的钱让能说不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时，毛主席说:
“为什么江西没有搞单干，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情况也有好转嘛！搞得好的情况，各省都有。”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刘少奇讲到有些人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等问题时，毛主席多次插话说：
“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主张包产到户和单干，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已经单干了的，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得很多的地方，如安徽可以分二年、三年，说服愿意的先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
一九六二年九月下旬，毛主席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进行多次修改，其中写道：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六十年代初期的“单干风”，因为涉及面比较广，甚至越往上刮的风越大，毛主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挡住了单干风的漫延。那次经历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进行了更多的思考。他曾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一九六五年五月，毛主席在井冈山跟湖南第一书记张平化谈到包产到户问题时说：“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谈到单干风，他说：
“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听取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当汇报到农村的单干问题时，他说:
“单干的问题，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四年还没有解决，后年春可以解决。地、富、反、坏，还有富裕中农，许多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六二年，湖北同志说搞单干的有三分之一。我的调查组在韶山，说百分之四十的农户要分田到户，百分之六十能保住就不错。还说一个生产队十五户，赞成分田的是多数，不赞成的只有几户。他们没有进行思想教育。”
毛主席对小农经济的态度是坚决而且是鲜明的，这种态度的源泉是他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他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对小农经济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是深刻的，从理论上说，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而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中国要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必须改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然就建立不起来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所需要的社会形态，改造小农经济，是为了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从现实方面说，单干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与共产党人的初心想违背的，也是毛主席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另外，新中国建立起来的农业集体所有制与工业的全民所有制是同时并举互为服务的关系，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但改变，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不出去，工业公有制也会改变，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
小农经济不是毛主席思想的范筹，改造小农经济是毛主席思想的范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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