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肩负着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中国人民军队是党领导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枪杆子。对于党和人民军队来说,革命是没有讨价还价的,除非背叛宗旨、腐化变质。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就重视预防党和军队变质的问题,并创造性的进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探索。建国以后,随着干部工资制的确立,“资产阶级法权”对党和军队的腐蚀愈加明显,使毛泽东加深了关于解决干部工资制带来的负面问题的考虑。一方面,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在经济生产领域取消按劳分配,从来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彻底取消工资制;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实事求是的强调着工资制带来的消极影响,长期极尽所能的对党和军队严格要求,并主动带头降工资,探索着打击“资产阶级法权”负面影响、预防党的变质的道路。毛泽东关于“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的一系列思想和实践,都是实事求是的。
关键词:供给制;新民主主义;工资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的思想和实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己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心任务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武装夺取政权的前提是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剥削阶级的军阀掌控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其雄厚的资金的收买;秋收暴动失败之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却严重缺乏足够的资金用以补充“军饷”。而且,无产阶级先锋队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其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革命事业付出自己的一切,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不为了整体阶级的利益、不为革命事业,而为了个人的“报酬”邀功、请赏,因为自己的“特殊功绩”摆资格、自以为理所应当的享乐,那也是根本上背叛无产阶级先锋队及其领导下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的。
于是,毛泽东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做了这样的决定:军队废除雇佣制,革命没有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就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想和共产党革命的军队就不要谈军饷、谈升官发财,想升官发财的就去反革命阵营,不要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一切行动为的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远大事业,而不为自己的升官发财。
这一制度的实施,净化了革命的队伍。由于革命队伍里多数是不讨价还价的真正的革命者,废除雇佣制也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这支军队坚持的不是为领军饷替别人打仗,而是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正如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所说:“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这一制度的贯彻,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实行供给制,共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战斗,内部纯洁,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只有职务分工,没有高低贵贱,士兵有解放人民的理想目标,对和自己同甘共苦的指挥员坚决拥护,内部团结;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实行军饷制,军官用“物质刺激”来吸引士兵作战,士兵为了军饷而不为革命理想作战,对高人一等、奢华享乐的军官更不会“卖命”。这一鲜明的对比,也深刻体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以及毛泽东废除军饷制的正确。正如黄克诚所说:“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能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废除军饷制,实行供给制、实行官兵一致同时,毛泽东也坚决反对着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说:“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这些都是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毛泽东从来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者,供给制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在坚持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同时,也强调为了革命工作需要,干部需要一定的特殊照顾、特殊权利,大体上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不等于绝对平均主义。
所以,毛泽东强调:“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上述内容可见,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情况需要,废除雇佣制,实行供给制,以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制度和优良作风,成功保障了党和军队的纯洁性、凝聚力,捍卫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根本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建国以来工资制对党和军队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对于“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的新思考
建国以后,我国决定以工资制代替供给制。1950年1月20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中央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试行规定”。决定分别实行供给制(或包干制)和薪金制,把全国政府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分为25个级别。1952年7月5日,政务院提高了工资制工资标准,又划分了29个等级。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决定将一部分工作人员所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以统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标准。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我国干部划分了工资等级,正式实行了工资制。
但是,“按劳分配”的实施,也给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带来了负面影响。“按劳分配”会有负面影响吗?会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曾经说,按劳分配,也就是“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对“资产阶级权利”的保留。马克思强调,这是一种“弊病”,但是又“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所说的“弊病”,他所说的“按劳分配”也就是“资产阶级权利”的消极产物,包括资产阶级性质的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思想,在新中国实行工资制以后就展现了出来。敏锐的发现这一弊端的,就是毛泽东。正如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所说:“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
毛泽东发现,在实行了工资制之后,实行了“按劳分配”之后,出现了干部之间等级差别之后,有很多干部为了自身在等级差别中牟取更多的利益,而产生了非无产阶级的负面思想,产生了背离无产阶级先锋队根本宗旨的、为私人利益而“争功”的行为。所以,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敏锐的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内部的矛盾……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级时。”根据上述内容可见,“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这种“弊病”是威胁先锋队根本性质的。
之后, “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相当一部分干部,因为其特殊的级别、特殊的贡献、特殊的作用,产生了居功自傲、自以为是、蔑视下级、脱离群众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引起了毛泽东对党和军队根本性质问题的担忧。毛泽东认为——长此以往,党的干部过度考虑个人荣誉、地位,工作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不从革命利益出发,自私自利下去,是会随着个人利欲的膨胀,变质为压迫群众、扩大和群众收入差距、榨取群众剩余劳动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捍卫无产阶级先锋队根本性质、预防无产阶级先锋队变质为己任的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所以,毛泽东在1958年11月9-10日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中深刻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
综上所述,面对干部因“工资制”出现的一系列负面问题(片面的强调物质刺激,头脑中为个人牟利的物质刺激、个人主义因素战胜无产阶级革命因素,蜕变成为牟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的资产阶级分子),面对共产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因实行工资等级制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毛泽东对工资制和保证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变质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普通的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是有根本不同的,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无产阶级的根本阶级立场,坚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绝不能为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考虑而背叛革命事业、背叛无产阶级、背叛人民,必须把革命事业、无产阶级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相比于这些,个人工资的高低、个人等级的高低,是必须放在次要地位的。所以,毛泽东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才会说:“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
马克思曾经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彻底、全部消灭的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权利”,不能对全部工人阶级和全中国广大劳动群众搞绝对平均主义。但是先锋队又是不同的。共产党人作为先锋队、共产党干部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作为领导力量,不能谋求私利、必须以身作则,革命没有讨价还价。毛泽东说:“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你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相对于按劳分配、相对于劳有所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预防党的变质,预防自身被“资产阶级权利”带来的弊病污染、坚持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个人的无私奉献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属性,才是更重要的。不然的话,还加入什么“坚持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加入什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需要牺牲个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呢?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事业,就没有讨价还价、就没有升官发财,就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
可见,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考,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党的现实状况做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革命没有讨价还价”思想的实践和对社会内部平均主义现象的坚决抵制
正如前文所说,毛泽东深刻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实行之后对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根本性质的威胁、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特别是掌握经济管理权的干部和群众在生产关系之中的等级关系带来的严重弊端,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对这些弊端加以打击和限制。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为了打击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腐朽影响,毛泽东号召进行了批判官僚主义、打击官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负面影响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说:“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毛泽东指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相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相对于干部个人的工资利益、等级地位,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作为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本质要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占第一位的、居主要地位的。所以,他提出了“政治挂帅”。
既然革命并没有讨价还价,相对于个人地位、个人私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作为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本质要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是占主要地位的,来共产党就不要升官发财、就要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那么共产党的干部内部逐渐的实行供给制,也是有利于打击干部内部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腐朽思想、有利于先锋队内部的纯洁性和凝聚力的。但是,毛泽东坚持逐渐实现干部的供给制,而不是迅速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逐步废除薪水制”(1958年在北戴河会议的讲话——引者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恢复供给制,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看来,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1958年,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这种供给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坚持干部内部上下一致同时,为工作需要给予上级一些特殊照顾。
但是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设想终究是设想,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出于尊重当时大多数干部的意见,根据大多数干部的思想觉悟程度、接受程度,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并没有贯彻执行,他也只能尽力而为,尽可能降低他自己的月工资(644元到579元,再到405元,之后又到了365元)。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说:“据李立三说,此后,毛泽东又提出还要降低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把他的工资降到300元,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一位党的主席,为了党的不变质,为了打击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腐朽影响,为了党不脱离群众,三次带头降工资,和人民同甘共苦,毛泽东的高尚品格值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铭记。
虽然毛泽东坚持设想在党内实行供给制,但是在社会范围内,在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之中,打击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严重危害同时,毛泽东还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彻底取消按劳分配原则的。毛泽东在1958年8月在关于公社问题决议增写的一段话强调:“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企业,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同时,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因素和共产主义因素、进步因素和非进步因素并存的阶段,在保存按劳分配这样作为非进步因素的资产阶级权利甚至坚持按劳分配在社会分配范围内还占据主要地位同时,是要逐渐发展作为进步因素的按需分配、发展共产主义因素、逐渐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可见,毛泽东的这个设想也是理智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即使是探索农村集体公社道路的时候,毛泽东也反对平均主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中共中央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引者注。),坚持按劳分配在农村分配中居主要地位,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占次要地位。毛泽东曾经专门批评了平均主义。据吴冷西《忆毛主席》记载:“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因素和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区分的非常清楚,也从来没有犯过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错误。农村百分之三十的供给制,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按需分配——不是不顾实际情况的抢大家粮食之后不顾群众需求的均分,不是人人都给同样的药、同样多的粮食、同样大小的房子、同样的工具,而是根据农民的生存需要,进行生存需求的福利保障,例如粮食供给、住房供给、教育供给、水利工程修筑工具供给、医疗供给……都是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无偿支援,这些无偿支援坚持了按需分配,和平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程、提升了农民的身体和文化素质以及生活水平。
可见,毛泽东坚持了统筹兼顾,在打击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腐朽影响、坚持先锋队内部的“革命没有讨价还价”、探索打击资产阶级法权对先锋队腐朽影响的道路、探索预防党的变质的道路同时,又坚决打击着社会范围内的平均主义,坚持不彻底废除按劳分配,发挥按劳分配的积极影响同时遏制其消极影响,推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毛泽东关于“革命没有讨价还价”思想,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开展进程是逐渐深化的,是基于中国实际情况、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抵制资产阶级权利带来的腐朽影响的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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