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发动这场群众大运动的最根本原因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何为修正主义，前面已讲过。什么是修正主义？
这场群众大运动不只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深远，不只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者响应，而且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效仿，比如争取民主的日本赤军、反抗压迫的美国黑豹党。
毛主席作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都在践行着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终身。他晚年领导的这场群众大运动，对于更深入的理解马列主义，理解修正主义，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要意义。
那毛主席为何要发动这场大运动？历史客观背景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好好聊聊。
1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如何防止党不堕落、不失革命性，如何保持同人民群众、同劳动者心连心，这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然要去践行，工农群众对自己的党的一项基本要求。
树欲静而风不止，船欲稳而浪不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一些党员就开始忘记群众，迅速蜕化变质，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大败仗、当了俘虏，成为旧社会中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面对“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严峻形势，毛主席见微知著，坚持“功不抵罪、罪不否功”的原则，部署“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是这个时期的反面教材。
刘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俩人都是三十年代初期入党，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既有苦劳、又有功劳”的高级干部。但是，在掌权以后，他们就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利用职权大肆贪污盗用公款公物（包括治河款、救济粮、救灾粮等），违法金额共计171亿多元（旧币，折现币171万多元），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毛主席对待这类案件时，旗帜鲜明地指出：腐败分子是“叛徒和毒虫”。“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革命胜利了，国内经济飞速提高，对于当时的一些党员来说，渐渐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革命，开始思考如何享乐，如何通过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为儿女和亲戚铺路。
毛主席的一贯作风就是，发动人民群众去监督和检举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者，官老爷敢贪污，敢徇私舞弊，是不可能躲过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贪污腐败的问题容易识别，但路线问题，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往往混在正确道路中，让普通人辨别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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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起，毛主席开始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一线主持工作。
1956年9月24日，毛主席在与南斯拉夫代表的谈话中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刘少奇，1954年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9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1956年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zong书记。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从1958年起，逐渐出现共产风、浮夸风、说假话等严重问题。
1958年9月，一位中央大领导视察江苏。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这位大领导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 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大领导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么? 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1958年10月8日，另几位中央大领导视察天津专区霸县胜芳公社的丰产稻田，开心的站在丰产田密集的稻子上合影。亩产几万斤的稻田，托着领导们“高高的”笑脸。
1958年在农村开始实行的人民公社，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把富社财富无偿提供给穷社，损害富社积极性，不承认生产队之间的客观差别，贫富队拉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二是＂共＂各种＂产＂，把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粮食等，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
“共产风”，一是违背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原则，二是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搞绝对平均主义，破坏了生产队集体所有制，损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毛主席多次对平均主义思潮进行批评，在1959年初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更是强调：“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讲到：“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面对报纸、媒体假话空话漫天飞，他认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我们老是要数字，种了多少，产了多少，天天统计，天天上报，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同吴冷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在《记者头脑要冷静》的谈话中讲到：“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批评造假：“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1959年2月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共产风”：“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
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毛主席要求下发至省、地、县、社、队、小队，他在通信中说道：“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由此看出，农村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时期，毛主席是一直在极力强调，并号召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说假话等问题，这在中央领导同志中是第一位提出和反对的。而其他负责一线的中央领导干部在这时期，在他们的文集中是没有留下任何反对以上问题的讲话或谈话。
3
毛主席认为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而要想机械化就得集中土地。分田单干——三农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只有走社会主义，走集体制的人民公社才能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使农民富裕。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地方领导干部不认同此看法。
1961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给几位中央领导写了信，详细分析了包产到户的好处与坏处，并认为好处明显多于坏处，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曾希圣通过文件发安徽省委讨论。同时向毛主席汇报推行责任田（"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问题，毛主席谨慎同意，可以小范围实验。
田家英（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奉毛主席指示到湖南几个地方作农村工作调查。1962年4月田家英返回北京汇报说，农民群众对分田到户呼声很高，很迫切。
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主席报告此事。毛主席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
几位中央领导点头同意推行责任田。刘少奇在与陈云讨论分田到户问题时，刘少奇说：“工业的政策已经退了，农业也该退，可以推行包产到户。”
6月份，邓小平听取田家英的汇报，明确给出赞成的意见，邓小平说：“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办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办法。”
1961年12月，毛主席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改变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认为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
1962年6月，陈云在上海看到关于安徽农民搞责任田的材料，认定这是特殊时期必须要采取的方式，陈云研究出了“分田到户”制度，也就是重新分田给一家一户。
返回北京后，陈云与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交换意见，大家赞同陈云所提的“分田到户”。
7月6日，陈云就“分田到户”制度向毛主席做了详细陈述，陈云说：“分田到户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的产量，不会影响征购，也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分田四年就可恢复，否则至少需要八年。”
田家英不肯听从毛主席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
随着形势的发展，包产到户大有从安徽省一省小范围实验到走向全国开展，毛主席强烈反对。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毛主席严厉批评田家英，对田家英建议的关于让一部分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提出了两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意见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些意见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田家英，他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严厉批评了“分田到户”制度。
在毛主席看来，实行包产到户制度，是制度和政策的倒退，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走集体化共同富裕，而是重新回到封建小农经济，这会造成农村俩级分化，有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巨大风险。
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田家英做了检查，承认是自己个人错误，不涉及他人，为此田家英失去毛主席信任。
可以看出1962年夏秋间，中央领导层对当时形势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在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尤其是在关于农村土地问题上，路线明显不同。
4
从国际形势看，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道路，引发毛主席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
赫鲁晓夫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使得毛主席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中央现被已经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他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
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对。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
中国党内的分田单干思想和行动，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观点一致，这促使毛主席认为必须重新在国内提起阶级斗争。
1962年八届十中的全会，毛主席联系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道路（嘴上喊着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实际处处欺骗和愚弄工农群众，时刻不停地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反复提出阶级斗争问题。
在修改全会公报时，毛主席加写了一段话，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他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 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都会改变颜色。”
毛主席告诫全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同年9月，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邓小平、谭震林、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文件（简称“后十条”）。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会议，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后十条”，并转发。“后十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规定在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同时，清理下面“四不清”的干部、地主和富农等基层人员。
1964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8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刘少奇主持了对《后十条》的全面修改，为中央起草和批转了一系列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如：桃园经验、北大社教试点经验等。
结尾
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刘少奇等与毛主席等在怎样认识运动的主要矛盾、怎样概括运动的性质，以及怎样更好地开展运动等方面，分歧逐渐公开化了。
怎样认识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概括四清运动的性质：
刘少奇坚持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毛主席则认为，四清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群众运动，是国内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性质的体现的一部分，因此，应该以国内主要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性质来概括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
运动中，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
刘少奇认为，运动清的重点是党内、国家干部中间，以及劳动人民中间的“四不清”问题，不能只搞党内干部的问题，不同意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同意毛泽东对干部和群众的两个95％的估计，认为毛泽东的估计偏右；“四不清”的干部，实际上比估计的多，“比例大得多”，运动的矛头是“四不清”干部、基层工作人员和老百姓。毛主席则认为，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扩大打击面，简而言之，运动重点是清理官老爷，认为刘少奇是忽略主要矛盾，把斗争矛头指向“小人物”。
1964年8月30日，毛主席对刘少奇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指出：“王光美（刘少奇夫人）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与会者仍然同意刘少奇的部署，于9月18日将《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两份文件下发。
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通过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逼供信和体罚、互相检举揭发等方式搞运动群众式的“四不清”运动。
1965年1月14日，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刘少奇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否定，将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二十三条》。
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怎样认识运动的主要矛盾、怎样概括运动的性质，以及怎样更好地开展运动等方面，分歧开始公开化。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0月12日，毛主席又在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主席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毛主席认为他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关系到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仅仅“四清”运动已经不能承载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他转而酝酿新的运动，这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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