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毛主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熟、最有原则、最有远见的实事求是第一人。对内对外，毛主席有着最成熟的实事求是的斗争战略和策略。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迄今为止执政时间最长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领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面对困难阻力最大的领袖，他有着迄今为止最丰富的实事求是的斗争经验，形成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他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最成熟的领袖，而且是最有原则的领袖。什么是原则？毛主席看的最清楚。他长期坚持着，从来没有动摇过。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的困难阻力，他有理有利有节，从来都代表着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各个时期尽可能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展现了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这是事实，笔者也将会用大量史料来做充分的证明。
毛主席长期保持着极其敏锐的远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有远见的领袖。事实证明，他经常要比其他同志判断形势判断的早的多、问题也看的比其他同志准的多，敏锐的发现了各种问题特别是苏联模式长远的弊端，经常做最困难的准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展现了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
以下内容，笔者将结合对党史梳理，充分论述以上内容。
（1）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最成熟的斗争战略和策略
无论是对党内还是党外，整风还是革命，毛主席都展现了成熟的斗争战略和策略。
党内整风、党内路线斗争方面，毛主席坚持自己正确的战略路线，坚持和一切“左”右倾错误思想作斗争，展现了成熟的斗争艺术。
在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斗争中，他也坚持和红军党内的狭隘经验主义、右倾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坚决的斗争；在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之中，他也坚持贯彻他亲手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继续和红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流寇主义残余作斗争，告诉林彪等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抵制六大以来“左”倾错误路线、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同时，他也毫不妥协的和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划清了界限；在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过程中，他也毫不动摇的在反对着红军内部的分裂主义和经验主义。
延安时期，是他和王明路线的决战时期。我们读他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可见他当时主要反对的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但是实际上他的文章写的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仅反对着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而且兼顾反对狭隘经验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做到了统筹兼顾。
建国以来，他的斗争艺术同样是最成熟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时期，不仅反对高岗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而且坚决反对“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动摇总路线的资产阶级思想；多快好省总路线时期，不仅在庐山会议反对动摇公社化的富农路线，而且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坚决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坚持实事求是的多快好省总路线；防修防变时期，他不仅反对一切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干部，而且坚持“十六条”，早就坚决规定反对一切过激行为，以及坚持批评团结多数。
革命和建设方面，他则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路线、战略、战术、方针，以正确的路线实现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艺理论，并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党的建设方法和战略战术，创立了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毛泽东军事理论体系，指导革命走向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创造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社会主义大飞跃的总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防变总路线，引导革命和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2）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最有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毛主席坚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在各个时期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最大化。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在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尽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无产阶级及其各个时期同盟者——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
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对毛主席说：“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蒙哥马利说:“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毛泽东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正如毛主席所说，捍卫无产阶级及其各个时期的同盟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纲，其余的都是目。毛主席说的非常清楚——代表人民的愿望，符合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及其各个时期的同盟者的根本利益，才是唯一的原则。
在第一次国民大革命时期，他坚决和陈独秀、共产国际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发展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农讲所独立自主的武装力量，高呼农民矫枉过正的过火行为“好得很”，尽可能为当时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而斗争。
土地革命时期，他一方面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让那些上级找不到彻底开除他党籍和一些必要职务的口实，另一方面又灵活的“执行”中央命令，在大城市虚晃一枪，专门捡着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和城镇打，当中央非要在宁都会议撤掉他的职务的时候，中央自己反而不符合组织纪律了。
在遵义会议，他根据实际情况出发，为了当时红军生存下来，为了当时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先纠正军事问题，暂时先不纠正政治问题；在扎西会议，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先推举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样，后来张国焘反对他的军事路线的时候就不是单纯反对他自己，而是反对整个中央了。这样，就保障了正确军事路线的实行，实现了当时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一直在实事求是的做最困难的准备，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而斗争。在和民建、工商联的谈话中，他做最困难的准备，提出了如果国家投资力度不足、有各种困难、社会需求又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些其他必要举措；在和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他根据当时国际关系极度紧张、美蒋封锁包围极其严重、当时苏联给我们确实提供了很多实际援助、最当务之急是保卫新中国安全的现实，说了团结当时苏联、争取必要援助的符合战略需要的话，当苏联背信弃义的时候，则是实事求是的、坚决和他们斗争，前后都实现了当时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利益最大化；在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的时候，为了彻底刹车，也为了服务于当时节省国家物力财力、减轻国家负担、积累更多工业资金、更便于工业和国防投资的战略需要，提出了一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以是商品、“农轻重次序”的正确思想。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防变时期，他也是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革命彻底性空前、在中国这样国际共运历史上困难阻力空前的国家开展这样空前彻底的革命难上加难、大规模无产阶级和一切腐朽势力进行最彻底的反压迫的决战根本不是单纯打一两个小集团的宫斗、一旦给群众泼冷水就会被一切腐朽势力联合起来压制下去的现实，坚持了和湖南农民运动时期一样矫枉必须过正、尊重群众过火行为的正确思想，成功实现了“一年开张”。他也实事求是的决定并实现了“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收尾”的战略部署，实现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委会行政体系对将近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以来的行政体系的取代，实现了以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对“单纯集中、片面自上而下、欺下瞒上的条条框框”永远不可能抓出来的先锋队内（特别是中层、下层）资产阶级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条件下实现了无产阶级利益最大化。
以上一切灵活的或者坚决的措施，都展现了他无比的原则性——在当时实际条件下，尽可能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
（3）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最有远见的理论和实践
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叶剑英说，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这两句话丝毫不夸张。主席讲，很多老干部头脑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还没有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七届二中全会的影像我们都能看到。当时，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他们脸上都展现了无比的喜悦，却唯有毛主席的神情展现了他的忧心忡忡。毛主席强调：“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防变思想的重要源头。
当多数干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的时候，毛主席就已经考虑了旧社会腐朽力量巨大的腐蚀作用，做了极其及时而且必要的提醒。
同样，苏联模式的弊端，毛主席发现的最早、最敏锐。毛主席深刻发现了包办代替制度极其严重弊端，展现了他的敏锐和远见。极少数干部包办一切的条件下，如果缺乏群众的监督和制约，被旧社会腐朽残余所腐蚀的一部分干部阶层一旦篡夺了政权，是会利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形成官僚资产阶级，导致社会主义社会变质为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缺乏社会支配权、包办一切的先锋队缺乏群众监督和制约，即使领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单纯搞自上而下的片面的“集中”，那些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中基层资产阶级分子搞欺下瞒上，也是不能有效查出来的。苏联“先锋队包办”体制缺乏群众民主制约和监督，而且实行吸无产阶级血的高薪工资制特别是奖金制，从而导致大量特权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产生而不受制约，复辟了资本主义。
先锋队过度包办代替一切的先锋队专政体制下，苏联的某一大人物用单纯自上而下的大清洗的方式，即使大批的逮捕和处决干部，甚至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也没有清洗掉真正的修正主义者，反而给了大量剥削阶级大量的全盘否定的把柄，展现了他的鲁莽和手段的拙劣。显然——苏联的某一大人物、列宁的那个继承者对先锋队专政和先锋队经济的热衷，展现了他本人对先锋队专政体制包办一切的弊病缺乏毛主席那样必要的敏锐的洞察力，他对缺乏劳动群众对行政权力制约、监督的先锋队体制长久维系会逐渐导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先锋队包办体制赋予的手中大权实现复辟这一现实严重缺乏毛主席那样的预见力。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谈话，展现了毛主席无比的远见。毛主席讲：“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此等远见卓识，迄今为止，古今中外，无人可比！
中国脱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化程度远远低于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远远比帝国主义国家薄弱得多；中国多数人口是文盲，总体人口素质远远比帝国主义国家低得多；中国有着三千多年比资本主义思想还要落后的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又有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狂热的全盘西化的买办思潮，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阻力要远远大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这样的人口最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能诞生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概率远远低于俄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能诞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概率远远低于俄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甚至是极其偶然的现象。能诞生毛主席这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熟、最有原则、最有远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属实极其罕见。
毛主席这样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能诞生，也离不开他坚定不移的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调查中国实际情况、实践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在诞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概率极低的社会把极低的概率变为了现实。辩证法讲，相反相成。也正是因为困难空前、阻力空前，毛主席在克服比前人更大的困难的同时，锻炼出来了比前人更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丝毫不输于前人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比前人更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
也正因为中国旧势力残余的空前浓厚，其他很多干部远远落后于毛主席的步伐、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阻力自然也带来了空前的悲壮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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