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是邓大姐详细向我们讲述周恩来1928年去苏联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途中的一次遇险和脱险经历。

　　邓大姐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年她看过几本书和报纸，对于此事都有所偏颇，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为当事人就想将整个经过和真实的情况公诸于众。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在去西安的路上遇险，地点老山，袭击者土匪

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参见与会的代表将经大连、哈尔滨到苏联，周恩来和邓大姐是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

　　1928年5月的时候山东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当时周恩来和邓大姐都特别关心事态的发展，因此上船的时候买了非常多的报纸，船经过青岛的时候，邓大姐和周总理上岸又买了一些报纸，在大连又准备上岸买报纸的时候变故就发生了。

　　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

　　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上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

　　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

　　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

　　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

　　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

　　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

　　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她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

　　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

　　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

　　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

　　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邓颖超

　　周恩来被带走的时候并没有邓大姐的事情，可是邓大姐担心周恩来打算跟着去，这让周恩来非常生气，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然后就让警察厅的人给找旅馆，先送邓大姐去了旅馆。

　　当时邓大姐的内心是非常着急和忧虑不安，幸好两个小时以后周恩来回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烧毁了证件，然后两人有说有笑的去了餐厅用餐。

　　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以后还让让警察厅为他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

　　但是上车以后对面坐的竟然是日本人。周恩来俩人还和对面的日本人聊了一路，当时周恩来已经发现他们是跟踪两人的了。

　　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

　　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要做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

　　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

　　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

　　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

　　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近，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军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

　　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

　　—《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邓颖超

　　邓大姐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81岁的高龄老人了，但是她依旧耐着天气酷热和身体的不适写下了这篇纪实文章，可见她她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她说：“这不是为周恩来，也不是为自己，是对人民负责，对后人负责。”她风趣地说：“我这也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嘛！”

写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1985年夏天高振普赵炜同志陪同邓颖超同志在大连休息的时候写的，当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郑淑云同志寄来《黑龙江日报》登载的一篇《周总理三到哈尔滨》的文章，请邓大姐看看咨询是否属实。当时邓大姐说告诉他们，周总理到过哈尔滨几次，她也不知道，只知道不止三次。

　　又说道：“1928 年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这一次，我是作为列席代表与恩来一道去的。写这一段经过的人我是没听说过，更不相识，他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传奇小说，与事实相差太多。”邓大姐接着说：“在这之前我也看到过一篇《机智的周恩来》，也是说这件事的，那里面也有好多是推测的。”

　　邓大姐稍事思考一下说：“我应该说话了，把真实情况写出来，以正视听。”大家就劝邓大姐这个当事人写，只有她的回忆才是真实的。

　　大家劝邓大姐不要着急，但是大姐把手一挥说：“只争朝夕。”马上叫赵炜同志拿出纸和笔，她说，赵炜记，大姐一口气把怎样从上海上船，到大连后怎样等总理被放回，又由大连去哈尔滨的经过很详细地讲完，赵炜同志整理抄清后，又经过大姐一字一句的修改，然后以《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为题，发表在 1985 年 8 月 14 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就是邓大姐写这篇回忆文章的前后过程。

　　第一部分

　　劳山遇险始末：护卫战士几乎全部阵亡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迅速变化，1937　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4月初，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磋商方案，跟着，又要经西安到南方再次与蒋介石谈判。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去西安。国际友人赠送的这辆卡车，乃延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周恩来与司机坐在驾驶室内，车厢上，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

　　张云逸、参谋孔石泉、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还有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

　　这25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出行的阵容。

　　卡车一直向南行驶。从延安到西安，要经过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跑上几百公里。车出延安城，首先到达三十里铺，这里有西北保卫局设立的检查站，再往南的甘泉县就是国民党的地盘。

　　从延安到西安是从高就低，行驶非常轻快，出城五十多里后汽车却费起力来。这是攀登横亘在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劳山。

　　劳山是陕北名山黄龙山的余脉，古来就是用兵之地。清兵进剿回民起义，在此处遭遇埋伏，留下千人大墓。东北军进攻红十五军团，也在此处被歼灭两个团。

　　卡车进入交界区，车上的战士都提高警惕，翻过山脊下行，就进入甘泉县境了。刚刚驶入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听到枪声！

　　周恩来立即观察地形，只见公路通过谷底的水潭，左面的苇塘紧挨陡峭的沿湫山，右面的梢林连接一带丘陵，正前方一道大坝梁上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枪声不断从左右两侧响起，周恩来果断命令加速，冲过坝梁就可以摆脱伏击！司机老李加油前冲，对面坝梁又射来密集火力，轮胎被击破，司机倒在驾驶盘上，卡车就困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周恩来立即跳下卡车，车上的战士奋勇还击，周恩来指挥：“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命令副官陈友才带警卫掩护周恩来转移，又命令陈国桥指挥特务队阻击敌人。陈友才此时大腿中弹，无法行动，就指挥警卫员先行，自己掩护。敌人发现这个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人正在指挥，就把火力集中到陈友才身上，陈友才为了掩护周恩来，索性主动迎战，把敌人火力全吸引到自己这里！

　　正面的坝梁和左侧的山崖不断射来子弹，周恩来果断决定从右侧梢林突围。进入梢林敌人就看不清目标，但子弹还是不停地倾泻而来，张云逸的手被擦破，孔石泉的领子被穿了几个洞，所幸周恩来毫发未伤。

　　卡车处，主动吸引敌人火力的陈友才当先牺牲，陈国桥带领战士继续抵抗。保卫局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精选而来，个个英勇善战，可惜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陈国桥自己率队顽强反击，又命令曹鸿都等人先撤，曹鸿都非要一起打，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曹鸿都带人先撤，等到追上周恩来，也只剩自己一人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路，曹鸿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后方的山坳，继续传来激烈的枪声……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都五人徒步回到三十里铺，在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延安。

　　延安城顿时震惊！

　　警卫团长黄霖抄起手枪就出门，总参谋长刘伯承集中了中央首长的马匹，

　　毛泽东叮嘱黄霖：

　　“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

　　保卫局局长周兴立即指派蔡顺礼组织集中骑兵，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特务队骑兵排出发，周兴还发出鸡毛信命令独立团增援，延安市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民兵出发。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眼泪夺眶而出，南线剿匪本是自己的任务！

　　清凉山上的红军大学里，身经百战的学员无心上课，万里长征中周副主席也没遇过这种危险！董必武出面讲话安慰大家。延安南门外，干部群众自发聚集而来，翘首远望。焦急等待的还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李富春……

　　黄霖马快，首先赶到三十里铺警卫周恩来，随后，几十个红军骑兵陆续赶到。周恩来立即布置分工，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率队到沿湫山营救。

　　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持着作战姿势！逐个检查，发现还有四个重伤员尚未牺牲，立即进行抢救。张云逸详细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张云逸把密码销毁，把毛毯收起。随后赶来的于桑，带领战士群众收殓十八具烈士遗体。

　　三十里铺的周恩来，了解到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才和黄霖乘马返回延安。

　　延安南门外，欢声雷动！毛泽东和干部群众始终在等周恩来。

　　周兴却难辞其咎！作为延安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竟然使得中央保卫工作领导人遭遇危险，周兴受到有生以来最为严厉的一次批评。

　　延安的安全，就是中央的安全，必须保证延安的安全！

　　延安不安

　　共产党接管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并不安生的地方。

　　国民党政权带着武装保安队驻扎在城镇，乡村还有大量的“土围子”由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各村庄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成分相当复杂，地方军阀还挑动回族与汉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破坏、暗害案件。国民党特务机关还组织“肃反会”、“铲共义勇军”积极活动，绥德肃反分会散发小册子《老实话》，用快板书的方式宣传共产党员叛变的故事。

　　红军队伍中也有动摇现象。佳县红五团政委马子祥被俘叛变，红八十一师高文瑞率领九十多人63支枪投降，华池警卫连副连长焦鸿鹏率领二十多人叛变攻打县政府。最严重的是三边事件，三个警卫连长率队发动叛乱，杀害特委书记谢维俊。这谢维俊就是当年江西苏区的“邓、毛、谢、古”之一，因“毛派人物”而挨整，长征后刚刚得到起用。

　　延安原有的唯一中学是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焦点。国民党不肯让共产党控制学校，要求派遣校长。毛泽东说：“两党都能合作，一个学校还不能？”国民党派来的校长马濯江是个中统特务，国民党中央还把边区的校长和教员轮番调到庐山训练。

　　延安当地社会情况也比较复杂，土匪、流氓、汉奸、特务，鱼龙混杂。侦察部发现一个小布店往来怪异，原来店主高有是个汉奸，日本人出钱让他在延安开店搞情报！

　　延安城里，从南门通往北门的大街是一片繁华的店铺，其中有座古老的火神庙。庙里的两个和尚不穿袈裟也不念经，经常穿着蓝布便装到处乱窜。周围群众反映，过去这个庙里有两个老和尚，忽然不知去向，现在这两个和尚谁都不认识。原来，红军进城前的一天晚上，来了几个国民党兵，把两个老和尚带走了。

　　这两个奇怪的“和尚”，原来是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手下的侦察参谋！还有两个军统特务隐藏在延安的天主教教堂里活动，也被边保破获。

　　国民党特务的活动限于搞情报，而直接威胁边区安全的还是土匪。

　　出人意料的劳山事件真相

　　1937年4月25日，刚刚发生劳山事件的延安，很快从震惊转为镇定。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尽管前途依然潜伏险情，周恩来还是匆匆出发。

　　中共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以往相当薄弱。毛泽东在延安的第一住处是凤凰山麓的石窑洞，窑洞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就搬到延安城北门外三公里处的小山村杨家岭。这里原来只有八九户人家，山腰的平坡有灰砖砌就的窑洞，毛泽东住在中间，左边住周恩来，右边住朱德、刘少奇。杨家岭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保卫措施，村里的大人娃娃随意乱走，外面来人也没人拦。

　　延安与宜川、甘泉交界的金盆湾、临镇、云岩镇一带，原是土匪的地盘，活动着一支土匪队伍。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即成立剿匪司令部，由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为司令。

　　通过社会调查初步搞清，这股土匪有明暗两股势力。明的是一股惯匪，头目叫李青伍；暗的是八十多人的民团，头目是临镇土豪劣绅姬延寿；幕后操纵人是国民党甘泉县党部，还与西安的省党部有联系。敌人势大，边区党委又调独立团增援，团长白寿康、政委李太渊率领二百多人浩浩荡荡开赴临镇。

　　红军阵容强大，姬延寿一改常态，主动向吴台亮示好。农历三月初三，临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姬延寿特地请红军点戏。吴台亮叫白寿康出面应付，自己和李太渊混在人群中查看动向。小小的临镇，街面上熙熙攘攘，背地里暗流汹涌。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来来往往，土匪也化装进城，更奇异的是民团，有的拼命大吃大喝，有的抢购擦枪油……特异情况显示民团将有动作！

　　当晚，吴台亮将司令部秘密迁出临镇，部队埋伏在四面山头。时近午夜，山上传出两声清脆的枪声，临镇民团八十多人钻山沟逃亡，而民团头目姬延寿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吴台亮立即逮捕姬延寿。

　　考虑到国共正在谈判合作，边区党委指示剿匪司令部也先行谈判。在划分共产党控制的延安与国民党控制的甘泉的分界线时，谈判搞不下去了，国民党向边区政府控告，说吴台亮破坏统一战线。很快，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剿匪司令部：“边区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继续谈判，共产党这边改派团政委贾腾云为代表。贾腾云本是当地“哥老会”大爷，后来参加红军当了五团政委，谈判中见到土匪兄弟，很快打得火热。这天，贾腾云回到剿匪司令部，对吴台亮说明天再谈一次就差不多了。

　　晚上，吴台亮刚刚睡着，就被贾腾云的警卫班长李天杰叫醒。李天杰汇报贾腾云已叛变，今晚先动手抓捕吴台亮，而后开枪报信，土匪从山上下来支援。吴台亮立即叫醒自己的警卫班，布置抓捕贾腾云。刚刚讲完，贾腾云就进屋来抓吴台亮，吴台亮冲上去扼住贾腾云咽喉，警卫员围上去缴了他的枪。由于没有得到信号，这晚土匪没敢下山。

　　相持不下，这股土匪向西转移，到甘泉通向富县的公路周围活动，人数扩大到二百多人。4月25日，就发生了劳山伏击事件。

　　接下来的剿匪行动，周兴亲自布置，边保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

　　张丕谋在老沟了解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很少回家，行为反常，只有土匪的“坐地大爷”李凤山来李青伍家中联络。

　　张丕谋就秘密逮捕李凤山，审讯查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

　　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很快将土匪四面包围，土匪头子李青伍落网。

　　通过审讯，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劳山事件之前还在三十里铺附近抢劫了东北军的车队。

　　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商旅信息。周恩来出行之前，三辆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被冯长斗通报土匪。

　　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带人等候在沿湫山。

　　打响之时，李青伍就在大坝梁上的山神庙中指挥，见卡车中跳出几个人向梢林转移并未布置追击，目标始终锁定卡车里的财物。

　　出于工作需要，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穿西装戴礼帽，土匪以为这是大官，搜口袋却发现了周恩来的名片。

　　本想发财，没想到杀了共产党的大人物！

　　李青伍慌了：坏了！这下捅下乱子了！快跑！

　　土匪临行不忘带走两个铁皮箱子，抬了十几里路，打开一看，没有黄金鸦片，全是文件书籍。

　　害怕红军围剿的李青伍，先是逃避了赵家河的围剿，又躲到韩城，害怕不够远，又躲到山西临清县的樊条屯。

　　直到冬天，李青伍才悄悄潜回老家，当即被守候的锄奸队逮捕。

　　本部分来自《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第二部分

　　1955年4月，参加亚非国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印度民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坠毁。炸机案件发生前后，国共双方在隐蔽战线上展开激烈较量，美国、英国、印度的情报机关也参与其中，使得案件的侦破更为曲折复杂，成为引发国际舆论界关注的焦点事件。

　　台湾特务积极蓄谋实施暗杀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是由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策划实施的。

　　台湾特务机关实施此案，蓄谋已久。1955年1月上旬，台湾特务机关“中美联合工作总部”派黄姓和邓姓两名特务到香港，同国民党“保密局”（当年3月改称“情报局”）在香港的特务组织一起策划针对中共的破坏行动。这个“中美联合工作总部”（又称“中美联合情报中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民党“保密局”于1950年成立的针对大陆开展破坏行动的特务组织，从派港两名特务的身份背景来看，他们执行的其实是台湾与美国情报机关的共同任务。当时的香港，是敌对势力对新中国进行刺探情报和渗透的前沿，各种反共反华势力混迹其间。

　　2月10日，中国政府决定接受印尼政府邀请，派出代表团参加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这一消息迟至4月初才公开见报，但在2月中旬，台湾特务机关即通过特殊渠道获知周恩来将率团出席亚非会议。3月中旬，我情报部门侦悉，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毛人凤策划在香港、印尼暗杀周恩来。毛人凤派往香港策划暗杀行动的是多年从事反共特务活动的赵斌成。

　　赵斌成，河北人，是抗战期间参加军统的骨干特务，1948年4月曾获得“忠勤勋章”，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他担任过保密局的布置组组长，专门负责对解放区潜伏布置工作。此次受命到香港之后，他会同原驻香港的特务，千方百计四处刺探。很快，他们得到中国政府租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消息，于是决定在中国代表团的飞机上做文章。

　　自“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案发生后，海内外普遍传说周恩来本打算乘坐该机，因临时调整行程才幸免遇害。但外交部解密档案证实，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从来就没有过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排。根据档案，当时赴万隆的中国代表团人员，计划分三批动身：第一批由代表团秘书长王倬如率领，先期到达万隆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第二批是一般工作人员和记者，由他们负责押运代表团的物资；第三批是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团员。显然，由周恩来率领的第三批人员才是代表团的主体。

　　而且，从常理判断，亚非会议确定召开的日期是4月18日，周恩来并没有访问印尼的行程安排，是不可能提前一周就去印尼的。比如在上一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会议召开日期定为4月26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是4月24日到达日内瓦的。事实上，后来他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是在4月16日飞抵印尼、4月17日才飞到万隆的。

　　但是，台湾特务从周恩来率团前往万隆，中国政府又租用印航客机给代表团使用的情况，判定周恩来会搭乘从香港出发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这一推测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就在万隆会议前不久，3月29日，中国第一个访日贸易代表团也曾租用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日本。这也可以证明，台湾特务虽然侦知中国代表团租用飞机从香港出发的情报，但从他们认为周恩来会乘坐该机的情况来判断，这个情报显然不是来自于我方的核心部门。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C－69型军用运输机的民用版，称为星座式客机，其载客量达到100人，但乘坐该机的旅客仅为中国代表团、越南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共11人，其中中国代表团成员仅有3人，分别是石志昂（外贸部副局长）、李肇基（外交部新闻司干部）、钟步云（总理司机），此次飞行中该机如此大的载荷其实主要就是用来运送物资，而乘坐该机人员的主要任务则是押送物资。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行程安排，是准备经缅甸前往万隆，因为周恩来准备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在会前就重要问题交换意见。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为准备经云南陆路前往缅甸，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专程带人先行到云南勘查了路线。只是因为周恩来于3月中旬因急性阑尾炎动了手术，不适合长途乘坐汽车，4月初，才在缅甸方面的建议下取消了乘车前往缅甸的计划，打算租用印航的另一架飞机由昆明直飞仰光。

　　而台湾特务在知道中国代表团会在香港乘机出发的消息后，即抓紧着手暗杀行动的准备工作。时任台湾“情报局”澳门站站长的程一鸣（1964年起义回到大陆）回忆，赵斌成等侦获中国代表团在香港定下了印度民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专机消息后，便做了一架该机的模型，精心研究怎样进行破坏；4月5日，“情报局”将4枚定时炸弹交由从基隆开出的“四川号”货轮上工作的特务张祖顺，由他负责随船带往香港；到香港后，由特务李益民将炸弹取走交给被收买的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又名周梓铭）……敌特已一切准备就绪，只待飞机到港后就开始行动。

　　探知敌方动向却未能阻止飞机被炸

　　而自3月中旬，我方情报部门获悉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暗杀周恩来的情报后，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即听取了情报部门的相关汇报，随即指示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尽快查明敌特的具体计划。4月7日，周恩来在离京去云南前，再次指示李克农等人密切注意在香港的敌特动态。

　　4月9日晚，李克农下属负责情报整编的干部黎虹收到一份重要情报，说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要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黎虹立即报告了李克农的助手、同时也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罗青长要求黎虹将情报作为特急件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与此同时，罗青长打电话向在昆明的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即指示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先行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港方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要外交部在北京向英国代表进行交涉。

　　这份关于敌特行动安排的情报极其重要。目前可以确定该情报的来源是，公安部门和军队均从破译台湾特务的密电中侦知了同样的敌情。

　　同一来源的情报，在4月11日下午，再次报到黎虹手中。内容是：蒋特香港情报站已得知周恩来不经过香港，但仍要对中国代表团随员进行打击，以削弱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影响。为此，该站下令被蒋特组织收买的启德机场飞机检修人员按原计划进行，但因时间仓促，未将炸弹置入油箱，而是绑在油箱底部，预计下午4时爆炸。这一情报被以急电发给周恩来，但此时飞机已从香港起飞，电报发出不久，即收到路透社发出的飞机失事的消息。

　　原来，台湾特务在实施爆炸行动前，没有像往常一样通过电台向上报告，因此我方情报部门未能掌握敌特行动的具体安排。事后查明，4月11日上午，被敌特以60万元收买的机场清洁工周驹携带一枚定时炸弹，向领班谎称是给人带的一包西药，将炸弹安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附近，随后不等下班就从机场铁丝网下爬了出去，在两名特务（即当年1月被派到香港的黄姓和邓姓特务）接应下，先后躲避到两间酒店。

　　空难的消息令周恩来十分悲痛，他立即命令外交部报告4月9日接到他的紧急指示后是如何处理的。外交部报告的情况是，当天即告知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后在此次飞机失事中牺牲），黄作梅分别向港英当局和印航驻香港办事处进行了提醒；4月10日，由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一行11人次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

　　中方通报情况的内容成为英国官方推卸责任的借口，后来始终不承认港英当局安保工作存在问题，港督葛量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为己方未尽到职责开脱：“坠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给予我们一些情报，告诉我们他们所怀疑的人物，如果他们通知我们新闻从业员来港时就把情报告诉我们——那时他们已经掌握了情报——我们会采取必要的保安措施，也就不会发生灾难了。”但事实上，我方在案件发生前，也仅是探明敌特拟对飞机进行破坏，正如我国政府多次重申的，当时“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葛量洪所谓的全知全能的“情报”并不存在。

　　4月12日，新华社发出题为《由于美蒋特务破坏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失事》的电讯稿，在叙述飞机失事和机上人员情况后，写明：“在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起程前，我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所包用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其准备已久的杀害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从当时我方掌握情报和事后调查结果看，电讯稿中对凶手的判定是准确的。

　　4月14日，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由昆明乘坐印航“空中霸王号”包机直飞缅甸仰光。同日，中央给周恩来发来由刘少奇签发的电报，指出：“关于飞机失事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告诉尼赫鲁、吴奴[努]等人，我们确有证据，证明此次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的蓄意谋杀。”

　　按照这一要求，第二天，周恩来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时强调：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英国代办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周恩来表示，希望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即英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尼赫鲁表示同意。

　　4月26日，亚非会议期间，根据我方充分的情报，周恩来告诉尼赫鲁：蒋特是利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破坏飞机的，香港当局应从机场地勤人员中查明凶手。当晚，尼赫鲁函告周恩来，他指派调查案件的R·N·Kao（当时译为高氏）已到雅加达，即将去香港；4月22日，英国首相艾登回复他的信中说，要想让在香港的调查进行得有效，“有必要由有关各方提供他们关于坠机事件的情况所获得的全部情报”。

　　印度政府派来的调查人员高氏，后来在与中方合作调查中做了许多工作，他当时的公开身份为印度政府和尼赫鲁的代表，实际上他是印度情报局（英文简称IB）副局长。艾登提出的由有关各方提供全部情报，主要还是针对的中方。我方确实在案发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确切的情报，如这样的情报提供给港英方面，虽有助于破案，但对我方的工作势必会有所影响。周恩来很快作出了决断，第二天，他会见尼赫鲁和高氏，重申：如果英国政府真有破案的决心，中国政府准备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

　　我方派员前往香港查清案件真相

　　周恩来参加完亚非会议回到北京后，于5月9日主持召开了外交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制定了“争取破案”的方针。他指出：“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

　　此时，高氏已来到北京。5月10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我情报部门起草了一份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的情报材料，由李克农定名为《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详细列举了参与该案的敌特人员的分工及他们在香港的住址，特别强调“以上情报是完全确实可靠的”。5月12日，周恩来亲自把这份材料的中文本和英文本交给了高氏。

　　周恩来决定派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熊向晖会同高氏前往香港调查，5月15日夜，他向熊向晖当面交待了任务。周恩来说：这个案子非常复杂，不但涉及蒋介石集团，而且涉及英国和美国，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行前，熊向晖阅读了我方情报部门掌握的资料。

　　5月18日，熊向晖与高氏一行到达香港。他们刚过罗湖桥，就见到了前来迎接的香港警察政治部主任威尔考。香港警察政治部（英文简称SB）是个特殊机构，名义上是港警的一部分，实际上自成立起，即是受英国秘密保安局（即军情五处）操纵的特务机关，该机构包庇纵容各类反华组织在港活动，使香港长期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对新中国进行渗透破坏的前沿基地。“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在香港的侦破工作就是由这样一个机构来负责的。

　　威尔考主动提出，为保障熊向晖与内地的联系，已指定电报局的英籍报务员负责他的来往电报收发，同时，由电报局安排专人来递送电报，并要求如熊向晖外出需提前告诉他，以便派员保护。熊向晖对这一安排没有表示异议。实际上，港英当局这样“周到”的安排隐含着多层意思。威尔考提出收发电报的安排，是变相在提醒对方作为官方人员应该使用电报局，不要使用秘密电台，同时，实际上也是企图对熊向晖来往电报进行控制，因为香港就有英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无线电监听站；而熊向晖自接到任务起，就按上级要求带来了译电员和密码，说明我方对港英当局的窥探企图早有准备。至于威尔考提出在外出时派员保护熊向晖，这个“保护”其实就是监视；而熊向晖根本就没有在香港开展秘密活动的打算，还是在途经广州的时候，他就告诉高氏自己住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招待所，并且不准备外出。后来，熊向晖在香港期间居所外边有香港警察警戒，他也的确没有外出。

　　高氏抵港当日下午就将中方提供的情报材料亲自交给了港督葛量洪。当天晚间，香港警察根据中方开列的12人姓名地址进行搜捕，但还是有几人没有抓到。特别是案件的直接执行者周驹，竟是于当天上午10时悄然搭乘香港飞台湾的民航班机离开了香港。港英当局在获知周驹逃脱后，通过高氏转告熊向晖，要求中国政府暂时不要公布消息，以利案件侦破；同时，请求中国政府继续提供情报，“深信中国必有可靠的情报来源”。

　　熊向晖将这些情况报告了北京。周恩来复电，要求通过高氏转告港英当局，只要香港政府继续合作破案，中方将继续提供有关情报，周驹逃台的消息可暂不公开，但要求港方将周驹引渡回港法办。中方信守了这个承诺，没有对外公开周驹逃台的消息，但印度与印尼的新闻媒体持续跟踪报道此案侦破过程，披露了许多案件的细节和周驹逃台的消息。

　　5月27日，香港政府新闻处发布公报，指出“看来最有可能的，爆炸物事实上是当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被安放在飞机上的”，并表示他们将以最大努力进行侦查，以使肇事者归案法办。葛量洪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很快便证实阴谋破坏是坠机的原因，还证实了香港是唯一可以进行破坏的地方。检查飞机残骸证实机翼上装上了计时炸弹，一定是飞机停留在启德机场时可以走近飞机的人装置了炸弹，阴谋组织者很可能以为周恩来在飞机上，不过，他沿别的路线到万隆去了。”

　　中方继续向承诺侦破此案的港英当局提供了有关情报。5月28日，熊向晖接到北京电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访问北京后前往香港，周恩来嘱托梅农面告葛量洪重要情报。这份情报的主要内容是：香港警察政治部国民党调查组帮办李福基，系台湾重要特务，多次泄漏港方取缔国民党特务非法活动的行动情报；李福基将中、印官员秘密抵港事报告台湾，还唆使周驹偷渡潜逃，警方的搜捕情况也被他通知其他台湾特务；李福基最近向台湾报告，他利用审理此案，暗嘱涉案人员坚不吐实，并销毁罪证材料，还建议由美方出面疏通港方将案犯递解台湾。

　　熊向晖奉命将这一情报也通报给高氏，高氏表示此事极为严重，他除面告港督外，还以缜密方式报告印度总理尼赫鲁。但是，面对中方提供的如此翔实的重要情报，葛量洪仍极力作出港方的解释：李福基不是案件主审，不知此案全貌，案件材料都由英籍高级警官保管，他无从销毁；港方不知李福基与台湾方面保持关系，将认真调查此事；港方从未将中方提供的情报材料透露给华籍职员，但下层具体执行行动的都是华员，无法保密，今后只在具体工作中使用他们。葛量洪还表示，美国未就此案与港方有过任何接触。

　　但是，据我方情报部门调查，李福基被从案件审理的岗位上调开后，港警政治部安排接替他工作的李洛夫，竟是更为资深的国民党特务，每天都与台湾特务曾汉元联系，向台湾特务组织提供更多的此案情报。这一情况，由周恩来在北京面告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并提出务必希望港督采取措施。港英当局并未照办，事实上是后来更为信任和重用李洛夫。

　　在此期间，尼赫鲁派印度情报局局长马利克来港。6月2日，马利克前往熊向晖住所谈话，主要是谈了印度对此案的一些观点，并问如港方在审讯此案时，中方官员愿否列席旁听。当日，熊向晖即向北京报告了马利克来谈话的情况，并提出建议：目前列席旁听审讯应以婉拒为宜，以防港方一旦不能破案藉此推卸责任。北京复电同意熊向晖的意见。

　　港英方面却没有邀请熊向晖参加案件审讯，而且从这时开始，通过高氏传回来的消息全是案件侦破工作没有取得进展。直到8月15日熊向晖奉命返回内地，港英官方反馈回来的消息仍是案件没有进展。

　　据熊向晖回忆，他在港期间，受命一共向港英方面提供了与该案有关的40个人的材料，这40个人都住在香港政府的辖区，都是直接或间接与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的特务或其代理人或者是知道内情的人，其中包括主使者赵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建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运藏炸弹者张祖顺，具体执行破坏任务者周驹，与周驹同受破坏训练者李瑞元，发放这一破坏活动的经费及奖金者蔡渭清等。根据香港当局反馈回来的捕获人员名单，其中的沈齐平、张祖顺、李瑞元、蔡渭清等均在内。

　　据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在9月2日递交给中国外交部的《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香港警方在案发后调查了68名曾接触飞机和接触行李的人员，其中就有香港警方在事件发生后调查主犯周驹的详细过程，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直到5月18日，中国政府代表到达香港后，提供了部分4月11日至5月10日间搜集到的情报，香港警方依据这些情报才使案件侦破有了具体的进展。

　　我方情报部门继续密切关注案件凶犯们的动向。据外交部档案馆藏《李克农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首犯的动态》，9月6日，我方通知英国方面，赵斌成“改乘飞机逃台”，由于怀疑港英当局内部有人暗中通风报信，李克农特别提醒英方注意保密，“以防该犯逃脱”。至此时，经过我方情报部门的积极工作，案件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

　　案件后续的处理仍在继续。1956年1月、6月，英国代办处两次照会我外交部，称港英已将逮捕的31人和13人分两批驱逐出境，送往台湾。这些人被判定“曾在香港进行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但“不能提出有关破坏事件的控告”。周恩来以外长名义照会英国代办处,对港英释放重大嫌疑犯提出严重抗议，并再次郑重声明，此案尚未破获，“英国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但是，凶手们却始终逍遥法外。据知悉此案内情的台湾高级特务谷正文讲，毛人凤因此案而晋升中将，成为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位活着就升任中将的局长。“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第二年，毛人凤在台湾病死；赵斌成、周驹则于20世纪90年代死于台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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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熊蕾《“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的外交失误》，载于《党的生活》2011年第5期。熊蕾为熊向晖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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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吴明冰《特种战线：百年来国际无线电信号侦察和信号保密斗争历程及经验教训》，金城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72－273页。

　　22.卫安主编《外国情报史》，时事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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