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现在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
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
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人民。无论是杀、关、管，都
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
话说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将搁置了多天的2日凌晨起草给斯大林的长电，交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让他转发莫斯科。
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发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参战的命令，全文如下：
彭高贺，邓洪解（指彭德怀、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笔者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1、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2、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3、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5、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6、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于北京
毛泽东同时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援朝的事项，电告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要他转告金日成，他在电文中写道：
倪志亮同志转金日成同志：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毛泽东 10月8日
这天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准备飞往沈阳，他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设家宴为他钱行，由毛岸英作陪。彭德怀问毛岸英：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毛岸英说：
“北京机器总厂。”
“工人同志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映？”
“工人同志们都表示要支援朝鲜人民。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
彭德怀说：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嘛。”
毛岸英说：
“现在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彭德怀看着毛岸英认真的样子，把目光投向毛泽东说：
“你看这孩子！”
毛泽东说：
“岸英想跟你去打仗，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这个兵吧。”
彭德怀说：
“主席，我这个司令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
毛泽东说：
“你就收下他吧。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吧？”
彭德怀说：
“那好吧，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想不到，岸英这孩子是我接受的志愿军里的第一个人！”
谈到彭德怀的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是，为了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的位置。彭德怀不同意，他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同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关于志愿军出国的宣传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说：
“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朝鲜的被动局面。”
谈话结束后，彭德怀立即带着毛岸英及临时指挥人员飞赴沈阳。
10月9日，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起草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并告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倪大使并告高：
齐子（8日子时——笔者注）电悉。一、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由高岗同志答复。坦克学校和军官学校的问题请高处理。二、使馆驻地同意你的意见。
周恩来 10月9日
10月9日，美军继续向三八线以北推进。
10月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各部在10天内做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司令部一声令下，聚集在东北的几十万边防军，立即换上了轧出许多道线的军装，人称“国际服”，中国人民志愿军诞生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所辖第38军、39军、40军、42军及炮兵1师、2师、8师等，均已经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即将入朝的第13兵团负责人有：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辖第112、113、114师；第39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辖第115、116、117师；第40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辖第118、119、120师；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辖第124、125、126师。
10月9日这一天，斯大林复电中共中央说，对于中国出兵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表示支持。但他又说，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尚有一定的困难。
斯大林在复电中还就毛泽东9月30日给他的电报中关于延长尤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一事说：
“来电请求延长尤金留中国的时间已收到。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
周恩来立即赶到菊香书屋，拿出斯大林的电报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看，脸就变了颜色。如果丧失了制空权，志愿军地面部队和后勤补给线就会暴露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志愿军就要付出比预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伤亡代价！他生气地说：
“斯大林这是怎么搞的？迟不说早不说，单等我们下达了出动的命令，才说空军没准备好？”
周恩来说：
“主席，斯大林哪儿是没有准备好，我看没准备好只是一个托辞。他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们，他们还是对我们能不能以劣势装备打败世界头号强国心里没底。如果他们出动空军掩护我军，怕一旦我们没打好这一仗，把他们也卷进去了。苏联不敢冒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生怕会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说：
“恩来，我们马上召集各位政治局常委，大家一起议一议。”
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和林彪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周恩来、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立即秘密飞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问题。
周恩来、林彪到了莫斯科以后，得知斯大林正在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疗养所，就又马上飞抵克里米亚，去见斯大林。
10月9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公安部长罗瑞卿，商量如何镇压潜伏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原来，从1950年1月到10月间，国民党潜伏的残余势力、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在朝鲜内战爆发以后，他们乘着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猖狂地进行造谣活动，他们说：“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机会到了”。他们还炸毁桥梁，杀害干部，盗窃机密，抢劫财物，焚毁仓库。据统计：全国发生暴乱816起，有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仅广西一省就有7200人被杀害。在1950年的夏季，北京还流传着这样的谣言：“鼓楼冒烟，石狮子流泪，万寿山闹鬼，要改朝换代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一些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骄傲轻敌，和平麻痹的倾向，他们的政策界线也非常模糊，怕犯过去“左”的错误，怕引起社会恐慌，因此对敌镇压不力，该杀不杀，该捕不捕，重罪轻罚，久押不问，或对捕获的匪特“四捉四放”、“八擒八纵”，以致有的案犯竟然说公安局是“公安店”，法院是“司法旅馆”，在监狱中的案犯们流传着这样的话：“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迟出去，早出去，迟早出去。”正是这种右的偏差，使反革命分子气焰越来越嚣张，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却受到了严重挫折。他们批评一些地方政府“睡觉了”，“宽大得没了门框”，“不替人民作主”。有的党外人士也不满意，他们说：“能除暴安良者，万民才能归顺。”
毛泽东问罗瑞卿：
“你们对待目前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
罗瑞卿说：
“现在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人民批评我们宽大无边，要求镇压反革命。我们商量了一下，主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现在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人民。无论是杀、关、管，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
毛泽东要罗瑞卿、彭真等4人，连夜起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指示。
10月10日凌晨2时，彭真、罗瑞卿将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草稿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只字未改，当即批示发向全国，全文如下：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对于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和肃清反革命残余问题，所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明确指示，也是全国人民目前迫切的要求。
但是，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或者由于在胜利后发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或者由于在新的环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把正确地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级党委，对于已被逮捕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即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根据已有的材料，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地加以处理。
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对于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即实行管制。加以考察。这些分子如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应予以严厉制裁。
对于真正的胁从分子、自动坦白的分子和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分别予以宽大的待遇，或给以适当的奖励。
二、对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已逮捕者，应分别情况，依法惩处，未逮捕而有证据或有重大嫌疑者，应依上级指示，予以逮捕。
三、关于反革命案件的检查，应由检察、公安部门负责。其审判，仍由人民法院或军管会军法处负责。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
为了防止在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发生“左”的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反对逼供信和禁止肉刑，必须注意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关于外国人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务院批准。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情形，公安和司法部门应按级向上级作定期报告。
四、法院、检察、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各级党委应加强自己对于它们的领导，并适当地充实其干部。监狱管理必须严密，必须有可靠干部负责。
五、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各中央局必须于本指示发出1个月内即11月10日以前，作出第一次报告，并订出今后执行中央方针的计划，电告中央批准，然后照此实行。
各中央局所属的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关于在自己区域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及自己的工作计划，必须于本指示发出40天内即11月20日以前，向各中央局作第一次报告，此项报告同时发给中央一份。此后各中央局及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均须每4个月由党委书记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一次。
后来，历史学家把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并在一起，统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革命运动。
10月10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和林彪。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见。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周恩来在会谈中还是以出兵或者不出兵两种可能性与斯大林商谈。他说：
“斯大林同志，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不但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而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也困难重重。战争绝非儿戏，一旦陷入，如何收场？如果这场战争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如果中国要出兵，那就需要苏联同志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斯大林默默地听着，不出兵是他料想中的事。这次会见周恩来和林彪，他也没有打算谈出兵的问题，如今见周恩来如此说，便缓缓地说道：
“请原谅，苏联空军目前尚不能出动，因为空战很难划定界限，如果和美国发生全面冲突，会影响中国。”
周恩来说：
“我们尚在其次，主要是朝鲜同志困难更大。”
斯大林点点头说：
“现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门江。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随时可以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
“我们必须设想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制定出取胜的措施和对策。”
斯大林说：
“周恩来同志，你们此次来，就是来通知我们这件事的？”
周恩来说：
“是的，斯大林同志，没有苏联空军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
斯大林说：
“朝鲜与其进行无谓的抵抗，不如保存其有生力量，先在中国建个流亡政府。”
林彪插话说：
“朝鲜同志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转战于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斯大林对林彪的建议不屑一顾，他继续谈美军占领朝鲜后对中国造成的威胁，他又说：
“我们曾经设想过帮助朝鲜同志的办法，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如果中国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可以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苏方还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二战后，我们剩余了许多军火，如果中方出兵，可以帮助中国军队建立起多兵种、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在战争中改装部队是最好的办法，可以随时发现缺点，随时改进。”
斯大林还表示，如果中国军队出动，苏联空军最多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斯大林这一番话，言外之意是中国应当出兵，而且有苏联援助，还可以得到很大好处。但由于周恩来已经讲了一大堆困难，而且已经明确表态：中方认为现在以不出兵为宜，他也不好明说中国还是出兵好。所以这次会谈，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并告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倪转金并告彭：
一、庆祝人民军克复蔚珍、竹边地区的大胜利。
二、现敌军大部北进，后方空虚，建议凡人民军无法北撤者均留于南朝鲜，开辟敌后战场，这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利的。如有人民军四五万人留在南朝鲜担负此项任务，则对北部作战将大有帮助。
三、敌似正在准备从镇南浦至新义州一线可以登陆之海岸举行新的登陆作战，切断平壤至新义州的交通线，而这一交通线是必须保护的，请彭与朝鲜同志研究保护方法，如敌登陆则应坚决歼灭之。
毛泽东 10月10日
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0月10日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给外交部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外交部：
应告袁大使：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二、朝鲜问题应照周总理9月30日演说内容答复之，即中国不能坐视其邻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国担负。外交部拟电送阅。
毛泽东 10月11日
此时，毛泽东还在牵挂着张干、罗元鲲的窘迫生活，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他写道：
首道同志：
张次仑（别号张干）、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3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0年10月11日
此前，罗元鲲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他家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袁吉六夫人戴常珍的生活困难，信中附诗一首云：“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支。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
湖南省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1200斤救济米和旧币50万元，分两次送到张干家中。同时对罗元鲲和袁吉六的夫人戴常珍予以救济。
再说10月11日这一天，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要暂缓出动，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
10月12日，毛泽东给在沈阳的彭德怀、高岗发去一份加急电报，他写道：
彭、高：
1、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10月12日这一天，进军西藏的18军从南面包抄的部队进占西藏芒康，藏军第9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340余人宣布起义。
10月13日下午，彭德怀应召和高岗一起带着毛岸英自东北回到北京。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彭德怀、高岗研究出兵问题。
此时已经是下午6时。毛岸英骑上一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北京机器总厂，向领导和工友们告别。毛岸英又赶往医院，去看望因做阑尾炎手术住院的妻子刘思齐。等他到了医院，天早已黑下来了。
毛岸英小两口刚刚结婚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毛岸英住工厂，去湖南，很少和刘思齐见面。刘思齐见毛岸英这么晚来看她，有点诧异，就说：
“这么晚了，你还来干啥？”
毛岸英平日里难得与妻子厮守在一起，现在又分别在即，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自己出国作战是军事秘密，不便告诉妻子，但走前又不能不交代点什么。毛岸英坐在刘思齐病床前的凳子上，掏出手绢，不断擦着脸上的汗水，说道：
“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你如果接不到我的信，可别着急呀！”
“那是个什么地方？”
“嗯，这你就别问了……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美国侵略者在那里打得很厉害。”
“怎么，你……”
刘思齐似乎已经猜到什么。毛岸英连忙把话头岔开：
“啊，不不，我这是考考你的政治哩！”
毛岸英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像一个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他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说：
“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中南海看看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希望你好好照顾岸青。能答应吗？”
“嗯……”
刘思齐点点头，咬住了嘴唇。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夫妻短暂的相见，竟是她与心爱的新婚丈夫的诀别。
毛岸英离开医院时，已经是夜间11点了，又骑车到岳母张文秋家辞行，他说：
“妈妈，我要出国，来向您告辞。”
“多保重，早些回来。”
“是。弟弟岸青一直是我照顾，我走了，托付给您了。”
“你放心，我会照顾他。”
毛岸英向岳母鞠了一躬，说：
“您没有儿子，我和岸青没有妈妈，我们兄弟就是您的儿子。”
毛岸英要走了，他说：
“妈妈，我那块手表不顶用了。您那块自动表，借给我用吧？将来回国再还给您。”
张文秋取出她那块一直舍不得戴的手表，笑着说：
“那我就送给你吧。哪有女婿借丈母娘的表再还之理，这就算我这个当妈妈的送给你的纪念。”
10月13日夜晚，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让工作人员通过驻苏大使馆给周恩来发去了一份急电，把会议的决定告知周恩来。他在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周恩来同志：
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6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真日（即11日——笔者注）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20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5、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与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毛泽东 10月13日22时
中国驻苏大使馆接电后，立即派人将电报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读罢电报，通过莫洛托夫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的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10月14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给陈毅的复电，他写道：
陈毅同志：
12日21时电悉。一、宋兵团（指第9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笔者注）后尾部队酉俭全部离开上海、常熟地区是可以的，宋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二、高射炮团仍须即开东北；三、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何日开幕盼告。
毛泽东 10月14日1时
10月14日21时，毛泽东给周恩来发去了一份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的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一、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3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二、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三、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先头军步行200公里至德川需7天，休息一二天，可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即要到10月28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四、为着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26万人（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五、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
周恩来看罢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立即命人找来莫洛托夫，要求他再次安排会见斯大林。周恩来见到斯大林后，递上了毛泽东的电报，说道：
“斯大林同志，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中央已经再次作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没有苏联空军，我们照样参战！”
斯大林听了翻译的话，又让翻译读了电报，许久没有缓过神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喃喃地说：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说着说着，泪水溢满了这位“钢铁意志的人”的眼眶。他立即指示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协商援助军火的种类、数量和运输问题。
由于形势紧迫，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只谈到了军火的种类和数目，而没有谈及毛泽东在13日电中提出的他所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在回国的飞机上，有人提醒说这次没有谈到军火的价格问题，周恩来说：
“苏方援助我国的军火应该是无偿的，是作为对我方出兵抗美援朝的补偿。我下次会见斯大林时，要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做出明确的规定来。”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再也没有给周恩来提供机会。因为后来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与中方人员会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周恩来和他见了面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一问题，直至斯大林逝世。
10月15日凌晨1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他在电报中写道：
“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高岗、毛岸英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
彭德怀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当他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6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
“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
这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来到沈阳，会见了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朴宪永告诉彭德怀说，平壤正在告急，请求中国尽快出兵。
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心出兵朝鲜的决定。
10月16日这一天，在昌都战役中，第18军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10月17日下午5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18日到京。电报中还说：
“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指周恩来——笔者注）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出动时间。毛泽东说：
“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欲知志愿军入朝后战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周恩来在与莫洛托夫协商苏联援助中国抗美援朝的军火时，没有提出毛泽东事先特意嘱咐的“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这一要紧问题，双方既没有说明这些抗美援朝的军火是无偿援助，也没有明确规定战后一定要中方偿还。可是后来到了中苏两党两国交恶时，列宁、斯大林的不肖子孙赫鲁晓夫却乘人之危，向中国讨要这笔军火费。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尊严，勒紧裤带，迅速偿付了这笔按半价折算为13亿美元的债务，导致中国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雪上加霜。外交上一个小小的疏忽，就白白赔上了13亿美元！这岂不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憾事、一大笔冤枉债？后来，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说是“天灾人祸”，自然也包括了这一笔冤枉债。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