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就阅读过骈文，也写过骈文。据目前所见，毛泽东至少写了4篇骈文体书信。其中，学生时代3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末期1篇。它们分别是：1916年6月24日和2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1917年春毛泽东与萧植蕃（萧三）联笔致白浪滔天的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内容主要是写景、叙事和抒情；致白浪滔天的信则表达致敬、尚贤和言志。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是一篇骈散结合之文，说理言志，文情并茂，重在晓以民族大义，表达团结抗日的愿望。毛泽东会写骈文，可能也直接受湖湘诗词文化，特别是满腹经纶的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主张诗人必须学习写作骈文。但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善于骈文写作，对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助益。
关键词：
毛泽东；骈文体；书信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就阅读过骈文，他购买的《昭明文选》中就收录有六朝的不少骈文。当然，毛泽东还读过其他骈文作品，如庾信的骈赋《枯树赋》，他晚年仍然爱读。毛泽东对骈文亦深有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读《初唐四杰集》，评价王勃的诗文成就时说：“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毛泽东还高度赞扬王勃等人对骈文体式的独创性贡献：“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对于为宣传变法、写报刊文章而创造了曾风靡全国的“新文体”的梁启超，毛泽东评价他时亦涉及骈文。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说梁启超“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毛泽东在湖南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亦曾熟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受其文风影响颇深。毛泽东从正肯定王勃创新骈体，从反面称赞梁启超反骈体，这种比较式评价，既体现了他对古人诗赋的大量阅读和系统把握，也体现了他对“新文体”的谙熟，反映了他对骈文的长期关注和深刻理解。
由于环境的特殊，毛泽东求学时期的资料除一本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就读时所作的《讲堂录》外，其余遗失殆尽。他即使写过骈文也未能保留下来。然而，他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常常含藏骈句是显而易见的。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发现毛泽东以书信形式写过较完整的骈文，并且在1930年代中期，他写信时亦采用了骈散结合的文体。
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主要特点是讲求声律、对仗、隶事和精美。即它讲究字调平仄、声韵和谐、对仗工整、引用典故、注重藻饰。骈文注重形式与修辞技巧，虽然内容的表达相对受束缚，但艺术形式却很突出。其文体典雅雍容、庄重工稳，用词奢华铺张，叙事生动形象，议论气势如虹，抒情感人肺腑，故发展成汉文书写的一种典型文体。唐朝及以后各朝的诏书、奏表多以骈体文为主，成为官方信息传播的一种重要文化工具。直至清末民初，骈文还曾时兴。不过一直到清代，它才被叫作骈文。骈文又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骈是对偶之意），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亦称四六文，全篇多双句（“骈四俪六”），给人一种均衡的对称美。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骈”的阐释是：“驾二马也。从马，并声。”清代段玉裁在注中引《平帝本纪》中的掌故说：“併马谓之俪驾，亦谓之骈，併、骈皆从并，谓并二马也。骈之引申，凡二物并曰骈。”而以骈来命名文体，也确实抓住了骈体文最基本最直接的特点。一般来说，骈体文通篇的句式两两相对，构成了对偶，或曰丽辞、对仗，如同两马并驾齐驱。故《中西文化概论》一书中指出，骈文的“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
骈文与赋的衍变形式各有特色。赋属于散文的一种，不是韵文。但这两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后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律赋。律赋借鉴诗的格式，对于用字的平仄、韵脚要求较高，但主要还是借鉴骈文对于音韵的追求。有的学者注意到骈文存在有韵与无韵的区别，如可将骈赋、箴铭、颂赞、哀祭和连珠等归为有韵骈文，将论辩、序跋、诏令、书牍、表启、传状和碑志等归入无韵骈文。骈文家对骈文的定义各有判定，认为骈文包括骈字、骈句、骈意等形式，不仅是四六句。骈字即两字重叠而成的语汇；骈句主要体现为四六句；骈意则是文字有几层意思、分几段排列写出。
我们现今所见的许多著名的骈文，似乎是骈散结合，但实际上基本没有散句，大多都有对应。当然，骈文的四六字句也不是铁定不变的，除四字句外，也有五字句、七字句及八字句等，虽然六字与四字组合是其主体。例如，六朝骈文代表作——庾信的《哀江南赋并序》：“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日，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除四六字句外，就有少量五字句、七字句。
唐朝初期文学家，如王勃等都是骈文高手，中唐以后刘知几的《史通》亦是骈体。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的王勃的《滕王阁序》，其中除四六字句外，还有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和七字句。毛泽东极欣赏王勃的才华，曾手书过《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毛泽东年轻时写过骈文应是肯定的，但其骈文体作品主要见于书信之中。据目前所见，毛泽东至少写了4篇骈文体书信。其中学生时代3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末期1篇。它们分别是：1916年６月24日和2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1917年春毛泽东与萧植蕃（萧三）联笔致白浪滔天的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对这4篇作品，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
一、学生时代的三篇骈文体书信
至今尚未发现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专门创作的骈文或骈赋。但他在学生时代所写的三封书信使用了骈文体则是明显的。他致萧子升的两封信，内容主要是写景、叙事、抒情；致白浪滔天的信则表达致敬、尚贤、言志。这3封书信的骈文体特色鲜明。
1916年6月24日和26日致萧子升的两封信，是目前见到的青年毛泽东最早的骈文体书信。6月24日的信全文如下：
子升仁兄如握：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独有军士相邻，洸洸之众，来自岭峤，鸟言兽顾，不可近接，亦既知之矣。心目所遇，既多可悲，遽闻觱篥一声，刁斗再发，余音激壮，若斗若击，中夜听之，不觉泣下。更可恶者，秋霖作虐，盈沟滥浍，碍人行步，不然，亦走来握手谭话矣。明日开霁，决行返舍。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并望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宣。
泽东再拜
自第一师范学校 廿四日
通读全文，可明显看出这是一封骈文式书信。它看似有散行之气，实则属排偶之文。信中虽然有一处二字句、两处三字句、一处五字句、一处七字句和八字句，但四字、六字句是其主体。书信用字声韵和谐，虽然对仗不是全部工整，但引用或化用典故、隶事色彩浓，且注重藻饰，文采斐然。例如“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这一句将一位挂牵慈母的学子伤感心态尽情展出，讲求对仗、声律和谐。信中亦有不少用典。如“萑苻不靖”，典出《左传·昭公二十年》：“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又如“余子碌碌”，典出《后汉书》：“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再如“洸洸之众，来自岭峤，鸟言兽顾”，这是化用典故，出自《诗经》中的“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岭峤即五岭之别称。峤指高而峭之山，五岭之主山均称为峤。《新唐书》有关于智戴的传记：“炀帝弑，引其下逃归。时盗贼多，岭峤路绝。”“鸟言兽顾”的“鸟言”，源自《后汉书》有关度尚的传记：“初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由是境内无复盗贼。”“鸟言兽顾”指军纪败坏的桂军。而“遽闻觱篥一声，刁斗再发”等皆有来历。觱篥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簧管乐器。关于刁斗，唐代高适在《燕歌行》中说：“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总的来看，毛泽东的这封信属骈文体。
1916年6月2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既抒情写意，亦陈返家途中所见所闻，指斥了旧军阀盘踞当地的军纪败坏行为。全文如下：
升兄赐鉴：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主人与予有故，颇安适焉。四肢之怨虽深，而灵台之乐殊甚。洗尘振衣，捉管为书，回想昨霄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中途寡所见闻，然略可得而述。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车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一苏鸣鹄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在涂两日，二十九前后当达左右，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
泽白
二十六日
毛泽东这封书信基本是四六句骈文体。书信开头与结尾部分文采显露：“四肢之怨虽深，而灵台之乐殊甚。洗尘振衣，捉管为书，回想昨霄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这些妙章佳句，把学子回乡将要见到双亲的愉悦心情通过景色展现了出来。虽然他在信中指责途中所见驻地乱兵胡作非为，但其后部分文辞清丽、心气舒缓，尽展怡人景色，人似在画中。该信也有用典。如“日隐烟斜”化用了古代诗人的诗句。唐代郎士元七律《酬王季友题半日村别业兼呈李明府》中有诗句：“村映寒原日已斜，烟生密竹早归鸦。”以及宋代陈与义的七绝《次韵大光五羊待耿伯顺之作》中有诗句：“百尺楼头堪望远，淡烟斜日晚荒荒。”毛泽东将其化用为“日隐烟斜之际”，更让乡村傍晚景色增添诗意。
1917年春毛泽东与萧植蕃（萧三）联笔致白浪滔天的信，更是典型的骈文体，基本是四六句：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这封信写于1917年春白浪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期间。萧植蕃即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非毛泽东同届的同学萧三，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白浪滔天（1871—1922）即宫崎寅藏，也作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他曾积极支持和帮助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参加兴中会，与黄兴等人交往甚密。黄兴因病在上海逝世后，1916年10月其灵柩归葬湖南。1917年2月，白浪滔天从日本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4月回国。毛泽东和萧三得知白浪滔天来长沙的消息后，联名给他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他的精神品德，并表示愿去拜访和求教。该信除称呼与落款，信中“今者愿一望见丰采”为八字，“惟先生实赐容接”为七字外，其余皆四六言。故这是一篇典型的骈文体书信。全信用字雅致，对仗工整，亦有隶事。如“临穴送棺”，典出《诗经》：“临其穴，惴惴其慄。”西晋潘岳的《杨仲武诔》中亦有句：“临穴永诀，抚榇尽哀。”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一篇骈散结合的书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毛泽东写过一封骈散结合的书信。1935年11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这为红军在陕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宣言强调：“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宣言还公布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为了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团结、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进步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给国民党军队一些高级指挥官写信陈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表达红军北上抗日的意志和决心。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这封信的言辞很是讲究，是一篇骈散结合之文，说理言志，颇能使人动情激愤。现将信中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虎城先生总指挥阁下：
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如言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椎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卖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具见12月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专此布臆。
顺颂
勋祺
毛泽东
彭德怀
12月5日
这封信是典型的四六言骈文体，其中“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等，实乃佳章名句。它的精美对偶、华丽藻饰不只是给人以文学美，更是饱含爱国情怀、抗日意志，给人以鞭策、鼓励。
信中亦有用典。如“神奸”，指能害人的鬼神怪异之物，典出《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北周庾信的《周车骑大将军贺娄公神道碑》中亦有句：“三槐以鼐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宫室。”
又如“剑履俱奋”是化用典故“剑及屦及”（亦作“剑及履及”。毛泽东所用“剑履俱奋”一词中的“履”字，是采用《吕氏春秋·行论》中的“履及诸庭”）。据《左传·宣公十四年》记载，春秋时楚庄王使申舟去齐聘问，申舟路过宋国，被宋人所杀。“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后来《吕氏春秋·行论》载此事，作“投袂而起，履及诸庭，剑及诸门，车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兴师围宋九月”。此谓楚庄王得知使臣被宋人杀害的消息后急欲出兵，给申舟报仇，迫不及待地奔跑出去，奉屦的人追到窒皇，奉剑的人追到寝门以外，驾车的人追到蒲胥之市才追上他。“剑及屦及”后用以形容行动坚决迅速。毛泽东化用典故成“剑履俱奋”，将剑、履赋予生命、活力与激情，突出表明自己万里长征、抗日救国的紧迫之心。
再如“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也是化典而用，其典出《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后以此典指函谷关以西的关中之地，亦形容形势险要之地。晋代陆机《齐讴行》中亦有句：“孟诸吞楚梦，百二侔秦京。”“故国三千”则典出唐代张祜《何满子》诗：“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而用典恰到好处、最能打动人心的莫如“风雨同舟”，典出《孙子》：“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毛泽东借此比喻国共两党在日本侵略中国大敌当前的情势下，如同乘一舟遇风暴时，彼此应如同左右手一般相互救助，以共同抵御侵略者。
杨虎城（1893—1949）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2年，他驻军陕北榆林时，就结识了陕西的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魏野畴，思想进步。写信前，毛泽东曾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去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消除了诸多误会，释清了不少问题，争取他指挥的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所以，毛泽东适时地给他写了一封书信。虽然书信中的散文不是古代散文而是现代散文，但这篇文情并茂的书信，重在晓以民族大义，表达团结抗日的愿望，应该说它深深感动了杨虎城。后来，杨虎城力促张学良，共同在西安对蒋介石发动“兵谏”，这使中国的抗日形势发生了扭转。总之，毛泽东这封骈散一体的书信，以优美文辞表达的爱国赤诚，激起了杨虎城的爱国热忱。
三、湖湘文化对毛泽东骈文写作的影响
从一般体裁看，“骈文”是介于散文和韵文之间的一种文体，虽然它曾朝赋的体裁演化，但与辞赋有别。在句法、修辞上，骈文重对偶而辞赋重排比；在韵律上，骈文重平仄而辞赋讲究平仄，讲究押韵；在命题上，骈文更为灵活甚至作论说文用，题目随意，而辞赋基本用于描写与抒情，一般都以赋名之。骈文虽不是诗赋，但它的精美对偶、华丽藻饰，读来朗朗上口，能给人以听觉、视觉上的快意和美感，能给人以美的联想和愉悦。其语言简洁、精练，毛泽东用这种文体来写信，确是有讲究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会写骈文，除了研读古人的作品外，可能也直接受湖湘诗词文化的影响。而要略知青年毛泽东在何种程度上受湖湘诗词文化的影响，则要追溯到清代。到清代，诸多文学样式出现了中兴局面。并且，清代不仅出现了骈文八大家，如袁枚、邵齐焘、刘星炜、洪亮吉、孔广森、孔星衍、曾燠、吴锡麒；也出现了不少骈文理论，诸如孙梅的《四六丛话》等。此外，还有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蒋士铨的《评选四六法海》、王先谦的《骈文类纂》、彭元瑞的《宋四六选》、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等。也是在清代，开始出现“骈文”概念。由于清代骈文的中兴，民国初年骈文小说创作一度成为当时文坛的热潮。
从区域看，到了晚清，“湖湘的骈文堪称崛起。虽然在数量上依旧不如江浙地区，但在清末的影响几可比肩而行。王闿运、王先谦、易顺鼎、皮锡瑞、阎镇珩等堪为代表。序、书、启、记、碑等各类骈体竞相绽放，内容丰富；反映湖湘自然风光、人事现象和人文景观的骈文也比前代增加，或重叙述言情，或重议论说理，扩大了湖湘文学内涵；形式上，骈散交融明显，魏晋骈散兼行之文得到推崇或践行”。
在这一过程中，晚清名臣曾国藩，因满腹经纶、精通诗文，对湖湘诗词文化的影响较大，他对湖湘文人的影响也较深，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国藩认可古文与骈文相通，提倡骈散结合，力求超越语言形式对文体的限制。他将骈文创作与诗联系起来，认为骈文讲究对仗工整和用典的特点有助于诗的创作，故主张诗人必须学习写作骈文。曾国藩在为王定安的《蜕敩斋稿》撰写题记时强调：“诗人必学为四六，故唐世诗家无不工为骈文者。姚惜抱最服杜工部五言长排，以其对仗工，使典切，而气势复纵横如意也。鼎臣精心为诗，须于古人之骈文，观其对仗、使典，讨论一番。乾嘉以前，翰林作赋，类多富赡工整；道光中叶后，词苑后进腹俭，而为之亦苟。骈文久不讲矣。不独骈文宜求工切，即古文亦然。班、扬、韩、柳之文，其组织何尝不工，匠心何尝不密?特未宜以卤莽求之耳。”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曾研读过曾国藩的著作，他在致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中写道：“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写作骈文，在多大程度上受曾国藩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善于骈文写作，这对他的诗词创作十分有助益。掌握骈文写作方法也是毛泽东善作诗赋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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