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
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话说1951年3月1日，毛泽东起草“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见《毛泽东军事文选》），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地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3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上述10个军中的4个军，因打了5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4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10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12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三、根据1、2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3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于4月上旬达到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4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李俊龙，是国务院参事，他所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刊登在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3日，斯大林复毛泽东3月1日电说：
“您3月1日的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您关于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假如您能在安东地区留下两个空军师掩护电站和该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即第15师和第324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若朝鲜已有一条金属跑道，我们则可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金属跑道。与此同时，必须起码再建筑四处水泥机场，因为只有金属跑道是不够的。我希望机场工程在劳动力和器材方面能得到保证。您若同意，我们可给一些高射武器掩护机场并再供应你们一些高射炮（已令炮司分批调3个高射炮师去朝鲜）。增订的6000辆汽车可在今年下半年中交货。”
3月间，毛泽东和老友周世钊聚会，周世钊问起毛岸英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着‘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且战且退。
3月8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的陈伯达、田家英说：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其它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9日，毛泽东为转发罗瑞卿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及区党委：
一、兹将罗瑞卿同志关于浙江情况的报告一份转给你们，其中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关于此项登记工作，凡未办及未办得好的，请你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并向中央作报告。
二、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毛泽东 3月9日
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张春桥，小名善宝，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县城。其父张开益，母亲宋蕙卿。1932年张春桥进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次年，16岁的他即发表小说《银铃》、《秋》。1934年中学毕业后，17岁的他又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和一些反映民众生活的白话诗。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不久在《大晚报》及《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不断发表文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9月3日他在《立报》上发表《武装民众》一文。张春桥在上海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发表文章40多篇。9月中，他离开上海回到济南；12月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1938年8月，张春桥在延安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几年后他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1947年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1951年改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张春桥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87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
他信中所说的《毛泽东之歌》，原是他在1941年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期间作词、由卢肃作曲的赞扬毛泽东的歌曲，其歌词是：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从中原，到边疆，你响亮的声音，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胜利的旗帜，光明的象征，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这首歌问世后，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流行一时。1951年中华全国音乐工协会所作的“1950年全国流行歌曲调查”中，这首歌高居排行榜第3位。后来，著名音乐史学家向延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中也曾评价说：“由张春桥作词、卢肃谱曲的‘献给中央二十周年’大合唱中的《毛泽东之歌》，是一首优秀的颂歌题材的歌曲，演出后很快就在边区传唱开来。”
此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则对这首歌曲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在1951年2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也写了不少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些歌曲有的已在广大群众中流行。但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加以考虑。”“如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地描绘。”“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10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周巍峙在文章中还插入曲谱，对《毛泽东之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提出了批评，说“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更带有感伤的成份”。
对于周巍峙的这些批评意见，张春桥虚心地接受了。他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中写道：
“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1941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1943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10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对于张春桥的来信，《人民日报》也写了个编者按，其中说道：“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
再说3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西南军区党委1951年3月6日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给各军、各军区等单位并报军委总政的电报上加了批注，并为转发这个电报写了一个批语。
电报内容和毛泽东的批注如下：
自去年接到中央镇压反革命指示之后，我军区部队在西南局统一领导下是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的，因此在剿匪与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在军队内部缺乏专门研究布置，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各级党委的普遍重视。（毛注：西南如此，各军区各省各军恐怕也有此种情形。）有的对反革命存在着“重案轻处”、“重纪律犯轻政治犯”或“地方严部队宽”的倾向。对待旧机关旧职员的态度不够严肃，对其中有严重问题的分子注意不够。党内干部中轻敌麻痹遗失机密的现象不断发生。军区党委认为上述缺点必须立即纠正，这不仅关系到清匪发动群众和社会治安，而且是直接关系到部队内部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与巩固的重大问题。（毛注：正是这样。）为此决定：
一、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之惩治反革命条例、彭真同志关于同一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2月22日社论、史良部长“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专论等4个文件，各区必须认真地组织干部学习，并结合实际进行一次检查。师及军分区以上党委应将检查结果分别向党内党外干部进行传达报告。凡对反革命丧失警惕，重案轻处，甚至和平共处的倾向，务必得到揭发批判与纠正。（毛注：必须如此。）
二、继续加强清匪与捕捉匪首运动，密切结合群众斗争，防止因剿匪胜利而麻痹松懈。对现有管押的积案应立即组织清理，遵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迅速判刑。今后凡属处理土匪案件，应统由军队结合地方执行，并每月向大军区报告一次。
三、加强对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工作。各部队与机关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毛注：很对，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对这些人员除继续进行团结争取改造外，对其中个别有破坏活动的分子也必须坚决逮捕法办。对伪装投降起义混入我军之一切反革命分子，应迅速加强审查侦破，弄清材料，分别处理。只有坚决地肃清与镇压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才能更好地团结教育多数。片面地强调教育改造，放松了对他们政治上的警惕是错误的。（毛注：很对，应当这样办。）
四、各地现有集训尚未处理的旧军官旧人员中的特务恶霸分子，应即作出计划，迅速分别处理，不得拖延。上述第3、4两项军区另有专门指示，望注意研究执行。
毛泽东为转发上述电报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军委直属各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
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对于学习4个镇反文件及传达报告的问题，对于清匪问题（在有清匪任务的地方），对于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问题，此外还有在机关中部队中混入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及保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论过去已有检讨或尚未有检讨，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并对自己直属机关部队及各兵团军师，发出必要的指示并定期完成任务。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你们的检讨及指示，应送军委一份。
毛泽东 1951年3月11日
3月13日，中朝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反攻中，主动撤离汉城。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他写道：
“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15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6日，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在北京组成，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治委员杜义德，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副参谋长李懋之；下辖原第2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第4兵团第15军、第18兵团第60军。
此后，第60军军长韦杰（原军长张祖谅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政治委员袁子钦率第179师、第180师、第181师，于3月17日由安东入朝参战（第60军后来又隶属第20兵团）；3月18日，王近山副司令员（陈赓尚未到职）率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由安东、长甸河口渡江入朝；第12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李震、副军长兼参谋长萧永银率第31师、第34师、第35师，于3月21日由长甸河口入朝参战；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率第29师、第44师、第45师，于3月25日由安东入朝参战。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刺杀身亡事件的通报。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曾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4年。本传第三卷中曾经说过，1934年9月毛泽东到于都县进行调查研究，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长征前，黄祖炎被调到了中央地方工作部，不久，他患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还真的把烟戒掉了。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到达陕北后，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2次合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组建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第2纵队4师副政委等职。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就在3月13日那天晚上，济南市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进行着，参加会议的200余名干部都身着军装，佩带手枪。黄祖炎讲完话走下讲台，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其余座位因许世友等军区领导未出席都空着。大约在21时10分左右，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王聚民手持左轮手枪，越过第3排，枪口贴近黄祖炎的头部，“砰”一声，击中了黄祖炎。
凶犯王聚民与黄祖炎有何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枪杀他？原来这王聚民出身于山东文登县一个地主家庭，他1940年参军，入伍前是一个小学教员。解放后，他的父亲在土地改革中被斗，家里的土地也被贫下中农分了，他便以组织名义向当地群众施压。当地群众联名写信向他所在部队反映情况，并揭发其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过两名地下共产党员。此信被人误拆，内容传入他耳，他认为大事不好，遂行凶报复，枪杀高层领导，致使黄祖炎遇难。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黄祖炎遇害的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遂于3月18日拟出了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他在《通报》中写道：
“为吸取黄祖炎被害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于事发第二天即3月14日，向所属单位发出7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区党委：
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2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1500人（已杀150人），4月底以前先杀500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毛泽东 3月18日
毛泽东还电示饶漱石和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他在电文中写道：
漱石、子恢、小平、仲勋同志：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 3月18日
3月20日，毛泽东为转发中南局关于城市镇反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市委及5万人以上的中等市委：
城市镇反工作极为重要。最近华北、东北两区各大中城市均已动作起来了，反映极好。重庆亦已实行第一次大逮捕，反映如何，待报。中南局已于3月16日发出城市镇反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参考。应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县城及大市镇）布置镇反展览会，此种展览会作用极大。
毛泽东 3月20日
他还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的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至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镇反的反映，可以看看。
毛泽东 3月20日
3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函胡乔木，就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出指示，他写道：
“1、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10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5天，否则不要延长。2、理论教育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3、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3个问题，是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选问题，后来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此前，邓拓在1944年5月主持编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未经毛泽东改定。
3月23日，毛泽东在向各地转发罗瑞卿的镇反考察报告时批示道：
“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毛泽东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给饶漱石的指示电，他写道：
饶漱石同志转上海市委：
同意3月15日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这次计划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首先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沧县地委的经验。其次要取得各界人民的拥护，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北京市委的经验。他们是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如果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久要举行，也可以这样做，否则可以先逮捕。北京市取得各界代表人物拥护的方法主要是一次100多人的小型会议，又一次5000人的大会。前者除说明情况外，还陈列典型的证据和案情给他们看，结果引起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坚决镇反。后者已于3月24日召开，主要由苦主登台控诉，以期争取5000个代表人物的拥护，会后即大杀一批。由北京的经验看来，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3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做，并且有成绩。
毛泽东 3月24日
3月2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的《实践论》在1950年底重新发表后，李达写出了8万多字的《〈实践论〉解说》一书。他在写作此书时，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中为他修改。凡是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毛泽东都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2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1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极大的作用。待你的第3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2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
敬意！
毛泽东3月27日
写罢，毛泽东又加了一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3月29日，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刊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吴景超，在考察西安附近土改回京后所写的《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信给胡乔木说：
“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3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毛泽东 3月3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川西区党委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请你们计划一下，在今年夏、秋、冬3季的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整个城市的人民都要讨论镇反工作，大家注意对付反革命。下面是川西区党委的报告，请你们看一看。
毛泽东 3月30日
他又为转发黄克诚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黄克诚同志，并告子恢，漱石，小平，剑英，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我认为黄克诚同志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毛泽东 3月30日
毛泽东还为转发中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及地方军区并告中央各直属部门：
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对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效非常之大。中南局现亦发了指示，扩大镇反宣传，可为各地参考。
毛泽东 3月30日
尔后，他起草了一个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给东北局的指示电：
东北局：
3月19日电悉。你们开座谈会讨论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区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北京曾召集一次5500人的会，天津曾召集一次10000多人的会，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众。在下面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使家喻户晓。
毛泽东 3月30日
3月31日，毛泽东关于播发许建国等在天津镇反大会上的发言写了一个电话稿：
用电话告乔木：
将3月30日天津报纸所载镇压反革命大会上许建国的报告全文，黄敬结论全文及王淑云（被恶霸迫害致死的搬运工人王士英、王士宏的妹妹——笔者注）的控诉词（采用进步日报的稿子）加以广播，并将天津这次开会情况写一条新闻广播。
毛泽东 3月31日
接着，毛泽东给湖南衡山的故友彭友胜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友胜先生：
3月14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份，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3月31日
毛泽东又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程星龄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彭友胜寄来的原信。他在信中写道：
星龄兄：
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40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我在复信上已说明，不一定有结果，因为程先生他们不清楚彭的历史，连我也不清楚，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毛泽东
1951年4月1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4月2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德怀同志：
同意漱石同志3月29日报告的各项意见。关于镇压反革命，目前重点仍在“外层”，但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都很正确和必要，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加以注意。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亦须加以注意，保证各级首脑机关及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毛泽东 4月2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地委：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方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毛泽东 4月2日
4月3日，毛泽东应梅兰芳之邀，为中国戏剧研究会成立题词：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月5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宇居写了一篇《毛主席轶事》，其中有言：“在私塾数年，略解文字，最爱《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后到省求学，知识日开，大有世界观，各师友无不爱赏之。有次由省归来，吾房祖简臣公与之戏问道：你读书将来做何事？他应声答道：我要为翻天覆地之事。”3月份，毛宇居将文章抄好后，寄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并交报社发表。毛泽东接到毛宇居的信和文稿后，仔细看了，觉得以不发表为宜，就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兴居佳胜！
乡友便此致候。
毛泽东
毛宇居的这篇《毛主席轶事》终究没有问世，直到他1964年逝世，始终被锁在湘潭档案馆里。
4月7日，毛泽东为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福建公安厅关于福建镇反工作的报告转给你们参考。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自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
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毛泽东 4月7日
4月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1、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2、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3、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4月9日，毛泽东在病中“关于13兵团的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他写道：
德怀同志：
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13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这样是否妥当。又朝鲜人民军已补充否。
毛泽东 4月9日
4月10日，毛泽东为镇反工作中的两个突出经验起草了一个通报，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
据中央公安部3月22日报告称：最近一时期的镇反工作有两个突出的经验：第一，有计划有准备地大规模地在同一时间内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从北京、天津、河北、平原、察哈尔的实际行动，证明这是一种搜捕社会反革命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步骤。这种方式给敌人打击最大，给群众教育极深刻，社会波动亦不大。只要掌握准备充分、对象准确、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行动迅速、严明纪律、及时宣传等项原则，就可以保证不会抓错，而取得群众拥护与社会同情。第二，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城市的经验证明，召开城市中市级和区级的各界代表会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并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工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参加，以揭露反革命罪恶，宣传镇反政策，消除民主人士的思想疑虑，动员各阶层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法，是成功的。综合这几个地方的经验：
一、是负责首长亲自主持，公安机关作镇反情况报告，有准备地分类作案件介绍，只介绍重大案件和首恶人犯，不是报告所有人犯。用活人、活事讲解政策，激发对反革命的仇恨，取得各界人士的拥护。
二、是会上展览反革命罪证、图片、案卷、供词和真凭实据，打消各种疑虑。
三、会前要充分准备，会中要坚持原则。既定处决的案犯，坚持不能变动。
四、要上下结合，动员群众的力量，说服民主人士。
五、要分别对待，对诚心拥护但有疑虑者要耐心解释，提高其认识；对别有用心者要用事实铁证使他无话可说。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应当推广等语。这两点总结很好，请你们注意照办。
毛泽东 4月1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企业系统查出内奸的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荣臻，伯承，陈毅，贺龙，宗逊，谭政诸同志，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及省级军区各负责同志：
据天津市委报告，在企业系统查出13名混入党内的奸细，其中满玉华窃取了工会副主任职务，杨友亭窃取了天津市各界代表会的代表，市府救灾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会执行委员，中纺三厂工会主任等要职等情。请你们密切地注意这个内奸问题，从天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 4月10日
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魏巍撰写的关于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当即批示道：“印发全军！”
4月11日这一天，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4月11日晚，原第4野战军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李人林率第139师、第140师、第141师，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隶属志愿军总部（后来隶属第9兵团）。
4月13日，毛泽东为转发南京市委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有计划地统一逮捕和有计划地广泛宣传这两点，现在华北、华东、东北3大区均已实行，或者正在准备实行。请中南、西南、西北3大区亦研究这样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时动手统一逮捕，至少应做到一个城市统一逮捕（重庆、兰州已是这样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与闻其事，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是南京市委的报告，可为参考。过去该市手面太小，不敢大张旗鼓杀人，现已彻底转变，做得很好，大有成绩，并且跑到许多城市的前面去了。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济南市委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下面是济南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很好，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办理。
我希望各大中市委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现已收到北京、天津、青岛、济南、重庆、兰州等6处的报告和上海、南京、杭州3处的计划，均很好。请各未报告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例如各省省城及汕头、梧州、衡州、宜昌、九江、安源、芜湖、无锡、苏州、宁波、厦门、石家庄、唐山这一类城市，均向中央做一个镇反工作的报告。
毛泽东 4月13日
接着，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
此时，第4次战役尚未结束，彭德怀在艰难的全线防御战中，提出了一个下一阶段的反攻作战计划，他在4月10日24时关于第5次战役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作战企图，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带大山区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用9兵团和19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3兵团正面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攻击时间，如敌进展快，我拟4月20日左右开始，各兵团4月15日可集结完毕，时间较仓促些；如敌进展不快时，待5月上旬出击。
毛泽东在复彭德怀电中写道：
德怀同志：
4月10日24时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42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
毛泽东 4月13日
欲知朝鲜战场第4次战役的结果和第5次战役如何展开？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朝鲜战场第3次战役后，毛泽东见大局已定，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镇压反革命运动方面。就本章内容可以看出，从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到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政策、方法，和镇压反革命的宽严尺度及各地的具体情况、参照经验，毛泽东对部下无不是耳提面命。有时，他竟然不厌其烦地一日数电，目的就是要发动一场镇压反革命的人民战争，而又唯恐在运动中出现差错。真可谓是呕心沥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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