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诗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为革命家和思想家，他们的人生道路和事业却有很大的不同。虽然素未谋面，但却惺惺相惜，很多思想观念以及对事物的看法、观点却是出奇的一致。这源于他们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和对改造旧世界的迫切愿望，源于他们要改变旧中国命运的共同追求。
北京擦肩而过 思想非常默契
毛泽东知道鲁迅，是从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的。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都发表在这本杂志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不久就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去北大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并很快见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先生。
两位先生和毛泽东畅谈后，发现这个年轻人虽然不是北大学生，但其思想高度却远远超越其他同龄人。于是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毛泽东，并且还将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界名人介绍给他。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很感兴趣，毛泽东还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时隔不久，毛泽东接到了母亲病重的通知，只能急忙赶回家里。
五四运动后几个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此时鲁迅也听说了毛泽东的名字，可是他这段时间一直在住所创作，没有时间去北大。当鲁迅再来北大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离开了北京，两人就这样擦肩而过。
毛泽东平生虽未与鲁迅谋过面，连直接的书信往来都没有，但他们二人却互相引为知己，有着非同寻常的思想默契。在新文化运动几个重要人物中，鲁迅的思想轨迹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与毛泽东的主张颇为接近，毛泽东也频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鲁迅作品。
1920年，毛泽东回到长沙经营文化书社，一边宣传马克思主义，一边组织成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亲自选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来卖。从这时起，他对鲁迅的作品有了较多的印象。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一大，然后就投入到了发动工人运动以及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活动中。1927年10月，毛泽东在家乡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为了寻找起义军的出路，他详细查看了借来的江西地图，发现南北走向的罗霄山脉中段非常适合发展起义军队伍。在转移江西开辟井冈山根据地途中，他跟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说，我们要到井冈山去做“山大王”。毛泽东口中这个所谓的“山大王”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绝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打家劫舍或杀富济贫，而是要以罗霄山脉为依托，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发展枪杆子，彻底推翻封建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把上山比喻成当“山大王”，当然是毛泽东的幽默戏说，彰显他在异常艰难条件下的坚定自信和正确决策。
毛泽东在阅读
1931年10月，鲁迅再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是他听说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大“围剿”。此时茅盾和冯雪峰正好在上海的鲁迅家里做客。鲁迅拿着手里的报纸，问他们是否认识朱毛二人。茅盾说只和毛泽东打过交道，1926年在他的领导下，在广州从事过革命活动。鲁迅向他询问毛泽东现在有多大岁数?茅盾说比他大两三岁。鲁迅感慨地说，原以为对方只是一介书生，没想到现在已经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一时间大为感慨。鲁迅谈到，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从蔡元培和李大钊这两位口中知道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并且说毛泽东是五四运动后，为数不多拿枪杆子和敌人在前线战斗的人。
读罢诗词大作 评价如出一辙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错误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没有实际决定权的空头衔。1933年底，鲁迅的挚友兼学生冯雪峰从上海来到江西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赋闲状态的毛泽东在瑞金山洼中听到冯雪峰大谈“鲁迅经”。一天，毛泽东来到冯雪峰住处，主要谈及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斗争中的重要贡献，特别详细地询问了鲁迅的情况，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毛泽东遗憾地对他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诗词，认为诗中有“山大王”气概，毛泽东听了开怀大笑，大概认为鲁迅这个评说颇为有趣正中下怀吧。联想到当年自己也曾戏称上井冈山是去当“山大王”，没想到鲁迅的评价与自己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山大王”气概，显然是鲁迅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武装革命斗争和毛泽东诗词的大气磅礴的神韵与雄奇豪放的风格给予的高度赞赏。鲁迅以“山大王”气概来评论这位革命家诗人的作品，确实独具慧眼。
冯雪峰接着反映，说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冯雪峰还把鲁迅不想离开上海，并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详细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能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把冯雪峰找去，进一步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天，他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
冯雪峰从1934年10月21日开始跟随红军长征至1936年4月20日，整整1年零6个月，545天。冯雪峰边行军边进行教育宣传工作，靠着自己的双脚，拖着瘦弱的身体，坚持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胜利到达了陕北。长征途中，冯雪峰与毛泽东的友谊得到了延续，他们一起谈论鲁迅，共同分享好不容易寻来的纸烟。
鲁迅无时不在关注着长征的进程，每天都让妻子许广平多买回几种报纸来进行研究、揣摩。同时，鲁迅也密切关注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战士，对陷入铁窗囹圄中的红军战士更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予帮助。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十余万字的文稿，最初就曾想托付未曾谋面，却完全信赖的鲁迅保存和传递。
1931年4月，鲁迅与冯雪峰两家在上海的合影
祝贺长征胜利 拥护党的政策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5年底，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那里得知这个好消息，紧密关注红军长征动向的鲁迅自然欣喜万分。1936年春节后的一天，茅盾到鲁迅家中拜年。告辞时，鲁迅送茅盾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茅盾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鲁迅和茅盾经过商量，由鲁迅起草，两人共同署名。这封电报委托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电报内容如下：“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1936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以特派员身份回到上海工作。行前，毛泽东特意和冯雪峰长谈了一次，嘱咐他到上海后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鲁迅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辗转回到上海，从事建立秘密电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并寻觅地下党组织、附带做文艺界工作。翌日晚，住进鲁迅家中，同鲁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鲁迅讲述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冯雪峰详细介绍之后，鲁迅对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到“迫蒋抗日”，以及最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样，冯雪峰在鲁迅与党中央、毛泽东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和他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之感。再跟鲁迅谈起毛泽东时，这时的毛泽东在鲁迅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山大王”了。病中的鲁迅对冯雪峰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辑出版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鲁迅说：“皮面的送‘M’，绒面的送周(指周恩来)。”
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育英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在联名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内部长电中，郑重谈到鲁迅、茅盾等人的来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
当时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口授回信《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予以严厉斥责：“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鲁迅公开表示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并坚定地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这些话语对尚处于国民党“围剿”中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很大的鼓舞。
追悼纪念鲁迅 赞赏鲁迅精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等四封电报。
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中。10月28日，《红色中华》在出版追悼鲁迅专版时，刊登了来信中“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至“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一段，即注明“摘鲁迅来信”。
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深切的怀念之情。很快，毛泽东用鲁迅的名字命名了三所机构：鲁迅图书馆、鲁迅师范学校和鲁迅艺术学院。
1937年10月19日，当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了《论鲁迅》的专题演讲，谈到鲁迅的崇高地位：“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总结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
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包括“痛打落水狗”在内的“伟大的‘鲁迅精神’”。他说：“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为学院题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毛泽东对鲁迅的尊敬与热爱，还体现在他对鲁迅学生的关怀上。1938年春，毛泽东从前来汇报工作的丁玲处获知鲁迅的弟子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便亲自到招待所探望萧军，还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后，由于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曾一度萌生离开延安的念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先后10次写信给他，多次接他到杨家岭促膝长谈。1945年11月，萧军赴东北工作前夕，毛泽东又两次与他亲切交谈，期盼他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邀请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与朱德一道，一直把他送到大路旁才挥手告别。毛泽东对萧军的关怀，尤其是对鲁迅的评价，影响了萧军一生。
从1937年10月发表《论鲁迅》演讲开始，毛泽东频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鲁迅作品。《论鲁迅》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其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发表的;还有鲁迅1934年11月17日写给萧军的一封“痛斥变节者”的信，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当时还没有收进鲁迅的文集，毛泽东也引用了。1938年1月12日，他在写给艾思奇的信中说到：“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鲁迅全集》此时还未编辑出版，毛泽东尚不知道，但阅读鲁迅作品的愿望，极为迫切。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将鲁迅放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化“祭酒”的位置，“引言”部分甚至说，中国革命有两支军队，一支由朱总司令指挥，一支由鲁总司令指挥，缺一不可。毛泽东在鲁迅评价史上一言九鼎，而鲁迅在毛泽东所构建的中国现代先进文化体系中也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阅读《鲁迅全集》 谦称圣人学生
毛泽东与鲁迅两位伟人“走在一起”，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大会把毛泽东和鲁迅的画像并列在一起作为大会的徽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高度评价鲁迅的历史地位，除继续肯定他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外，还赞誉他为马克思主义者。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
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些作品，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推荐身边的人读。在延安时期，鲁迅的书对毛泽东来说就是精神食粮，为了看书，经常忘了睡觉。1949年12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访苏联时，就带了几本鲁迅的作品。在毛泽东逝世前几天，还在读鲁迅的著作，此时距鲁迅去世已经40多年了。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谈到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时说：“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1958年12月1日，被毛泽东誉为“劳动人民的红线女”的著名粤剧演员邝健廉，在武昌为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演出。期间，她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下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毛泽东鲜有地引用他人文字题词，表达了他对鲁迅先生和所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高的致敬。《鲁迅全集》第二版于1958年完成出版，毛泽东在第一时间让秘书买回了这套书，珍藏了一生。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所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毛泽东评价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等的圣人”，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不仅没有改，还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对鲁迅评价之高，在古今文化人当中，无出其右。
喜欢鲁迅诗句 赞颂鲁迅品格
鲁迅最为著名的七律《自嘲》流传开来，成为鲁迅旧体诗中最为人称颂的一首诗。他以幽默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在文化“围剿”中的艰难处境，特别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一冷静一热烈，表现出了鲁迅“为敌为我，了了分明”的深沉情怀。毛泽东说过：“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认为“俯首甘为孺子牛”中的“孺子”系指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这两句诗多年来几乎家喻户晓，与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
195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不少诗的题目旁，毛泽东都用铅笔画了圈。3月，文物出版社为适应年老同志的读书需要，专门刻印了一册大字线装本的《鲁迅诗集》，毛泽东从头到尾一一细读，留下不少批划。
1935年12月5日，鲁迅曾为好友许寿裳作诗《七律·亥年残秋偶作》：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孤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毛泽东领导红军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当时，鲁迅和茅盾共同去电祝贺，这首诗就是为了表达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党领导的革命上的意愿而作。这首诗既充满对国破民艰的忧虑，又含有对未来的希望，可喻为现代“离骚”。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极力讨好美国，向艾森豪威尔乞求和平。他吹嘘着苏联的神圣功绩，这些话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这激起了毛泽东的愤怒，并根据鲁迅诗《七律·亥年残秋偶作》，在12月写下了这首《七律·改鲁迅诗》讽刺赫鲁晓夫：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这首诗尾注明：“这首诗根据审定的铅印件刊印。”鲁迅原诗堪称旧体诗里的压卷之作，毛泽东的改诗，嬉笑怒骂间显出卓越智慧。毛泽东把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得非常清楚，这首诗也以犀利的笔锋、幽默的语言，讽刺了赫鲁晓夫的丑陋行径。两首诗如同两颗明星，彼此照耀，交相辉映。
在读《鲁迅全集》的过程中，从鲁迅的书面语言中，毛泽东感受着中国近代诗词的脉搏。1954年3月，毛泽东来到鲁迅的家乡绍兴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参观。他对陪同参观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的家乡，他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1961年9月25日，为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毛泽东连写了《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在这两首诗中，鲁迅被毛泽东描绘成伟大的战士。全诗凝练沉挚、铿锵有力、情感炙热、寄寓深刻，以恢弘的气度评说了鲁迅的人格和诗品，热情赞扬鲁迅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势力统治下勇于周旋和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歌颂鲁迅伟大的人格。
其一：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徽章(图为毛泽东、鲁迅并列头像)
其二：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七绝二首》第二首虽然字面上未提鲁迅，但却深刻揭示了鲁迅赖以植根、成长的文化沃土和给鲁迅以丰富精神滋养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在毛泽东眼里，鲁迅是彻底的革命者，对敌人丝毫不作任何妥协，这也恰恰是毛泽东一生斗争精神的缩影。《七绝二首》遣词造句都是从内容出发，随意挥写，有的诗句并不完全为格律所拘。全诗风格雄浑，气势挺拔，充满阳刚之美。诗中的议论与形象相结合，与史实相结合，运用了一些并不生僻的典故，增强了作品的概括力，激起了读者的无尽联想。毛泽东这两首七绝既取决于他对古典诗词的深厚造诣，又取决于他对鲁迅作品和精神的深刻理解。虽然运用的是旧体诗的形式，但描写的是新人物，渗透的是新感情，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芒。
(本文原载《世纪风采》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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