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延安

　　1945年6月11日

　　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毛泽东在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6月19日，

　　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提供了坚强保障！

　　第一部分：理论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毛泽东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

　　这一论断第一次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更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心怀远大理想的青年毛泽东，面对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与西方文明持续而强烈的冲击，就已经前瞻性地提出了

　　“东西文明会合问题”！

　　他不仅纠正了五四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而且还为他最终发现

　　“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

　　的世界主义道路提供了基础。

　　从《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来看，他对中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思考具有丰富内涵。

　　首先，在为学之道上，提倡中西交融。

　　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促使许多心怀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探索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眼中，西方的富强不只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先进，还在于社会制度与人伦关系的开明。因而，那一时期中国的知识文化界对于西方文明总体持推崇态度。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更是将西方政治学术思想的传播推向高潮。

　　1910年，毛泽东来到湘乡的东山学校求学，第一次接受了“新法教育”。在读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时，深受感染。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列举的“新民”所具备的诸多特质大多来自西方，并认为我们国家的道德虽然发展很早，但仅“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

　　不过，梁启超也同时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认为对西方世界不必一味倾心。他在《论道德之大原》中强调：“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意在呼吁传统道德仍然具有时代价值。

　　受当时一些新说的影响，毛泽东1912年来到了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著作，比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等。

　　在1915年《致湘生信》中，毛泽东向友人推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治学方式，表达了

　　自己对待中西方学问的态度，

　　即双方各有优长，应当平等相待：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

　　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在深入了解了很多西方文化思想后，毛泽东更加赞叹中华文明的广博。他在《致萧子升信》中说：“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其次，在对待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

　　青年毛泽东提倡治学要中西交融的观点受到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在那个弘扬西学的时代，留过学的杨昌济对待西学的态度一直是中立与辩证的。他认为“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他也非常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厚宝藏，主张中西文明应该“合一炉而冶之”。

　　在老师的影响下，毛泽东不仅对待学问严谨与客观，而且对中西文明的看法也更具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指出：“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毛泽东更是在强调对中西文明辩证对待的基础上提出：“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在此批注中，毛泽东还对中西文明思想中的相通之处进行对比，写有“吾国先儒之说亦然”“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这些批注均反映了毛泽东学贯中西的视野。

　　那一时期，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针对东西文化、文明差异展开了大论战。如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近代文明”时期，而中国文化还停留于“古代文明”时期。在《宪法与孔教》中，陈独秀强调了中国传统的孔教与西方先进文明不能相融，必须要有彻底变革的决心与勇气，“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胡适等人主张全盘西化，“再造文明”。

　　而以杜亚泉、章士钊为代表的东方派则坚持东西文明的差异并不代表着先进与落后之分，对于传统文化不能一味批判而是要继承发展。

　　这场论战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为更多人了解东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提供了基础。

　　毛泽东对杜、章二人仅用儒家思想拯救世界的主张提出反对意见，同时并不完全认同西方文明的所谓先进性。

　　1957年6月19日

　　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一纲领性、指导性的文件正式公开发表。

　　第二部分：实践之理论

　　青年毛泽东在实践上

　　寻求愿东西方都好的世界主义道路

　　毛泽东认为，中西两大文明都既有精华又有糟粕。

　　古代文明有压抑和束缚人性自由的缺点，也有倡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人格与“世界大同”的至善理想。若能人人如此，则能共同跻身于圣域之中。“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

　　西方文明有倡导自由、法治等价值的长处，也有霸权与掠夺思想的弊病。这种强权思想愈演愈烈，不仅使得国与国之间自相残杀，还会将人类引上绝路，为整个世界带来危机，目前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俄乌战争、巴以冲突！

　　故而，毛泽东提倡要汇中西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要“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将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加以去粗取精，“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1919年10月，《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他在文中提出要将“东西文明会合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将之与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孔子问题等视为还未得到解决，以致影响现代人生之进步的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其对中西文明的探索转移到实践上来。

　　他认识到，不管是哪种文明，要想在中国土地上发挥作用，都需要加以实地调查研究。在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并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的著作之后，他慢慢寻找到了一个能够融通中西文明，并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的观点。

　　在致信给张国基时，他创设性地提出了一种“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

　　这种世界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极力倡导的社会主义。

　　基于其对西方文明深刻的认识，他还同时强调了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不能达成建设共产主义的目的。

　　只有列宁的“激烈的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可以看到，毛泽东最终确定了马列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南。

　　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偶然，也是对东西文明会合问题思考后的必然产物。

　　毛主席那首《念奴娇·昆仑》，具有穷尽八荒、涵盖环宇之气魄，把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交往、中华民族愿与世界人民共享大自然和人类文明智慧成果的思想抒发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在诗中展露无遗。

　　毛泽东一生仅出国两次，

　　却对世界情况了如指掌！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学习国外事务的重要性。

　　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就吸收外国进步文化进行论述，提出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毛泽东认为外国的进步文化，凡属于我们用得着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吸收。

　　毛泽东对学习方法也加以探讨，主张学习外国文化“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944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时，再次谈到批判地学习国外事务的问题，他说：

　　“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

　　他最后总结说，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应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这种批判地学习、不可盲从的思想一直贯穿至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是他长期思考后的一个总结。

　　文中专章论述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毛泽东认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提得是对的，只不过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提、不敢提。提这种口号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提的时候“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页。

　　毛泽东长期以来所持的“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在本文第一部分谈到的《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至于怎样向外国学习，也就是学习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在文中也做了充分论述，将其主要归结为三点：

　　一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毛泽东认为：向外国学习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外国的自然科学，我们也要有批判地学。

　　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742页。

　　二是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地学。

　　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一方面要坚持并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吸收外国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是要吃大亏的。

　　要把中国和外国的东西有机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的东西。

　　三是变为己用地学。

　　毛泽东主张：“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页。

　　换言之，不仅要简单学习，还要学会运用，并且中国化的运用。

　　毛泽东曾打比喻说，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

　　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向外国学习，目的还是要创作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

　　对于外国进行学习和借鉴也是毛泽东世界眼光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曾说，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搬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向国外学习，包括学不学、学什么、怎么学，毛泽东既体现了对中国的坚守，又体现出了宽广的世界视野。毛泽东从来不吝啬对国外的学习，但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一方面他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另一方面他也说“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都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第三部分：理论之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外被西方最恶毒卡脖子的困境。

　　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自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毛泽东的这次访苏之行，不仅为中国带来了3亿美元贷款的经济援助，还为中国带来了援建50家企业的技术支持。

　　到1955年，中国确定向苏联引进的项目达到156个。

　　除引进先进设备外，毛泽东也很重视人才智力的引进。

　　自1949年8月刘少奇从苏联带回第一批专家开始，到1960年苏联全部撤走专家为止，援华的苏联专家总人数超过了18000人。

　　而前往苏联学习的中国人人数更为庞大，1950年至1960年间，苏联共接受38000多名中国公民前去学习或实习，1949年至1966年，苏联的学院和研究机构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11000多人。

　　这群留学生中很多人学成归国后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江泽民、李鹏等还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在向外国学习先进器物方面，毛泽东的眼光宏大而深远！

　　1956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指出，中国虽然地域广博，拥有6亿人口，但是力量还很弱。中国不会向别人翘尾巴。中国愿意向丹麦学习，也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

　　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我们也愿意向冰岛学习。如果我们有翘尾巴的行动，你们可以批评我们。《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将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

　　“四三方案”

　　是毛泽东实践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杰作

　　所谓“四三方案”是指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

　　这是中国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提交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中建议引进4亿美元的化纤、化肥设备，

　　得到毛泽东批准。

　　同年8月6日，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的批示，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设备价值约为4亿美元，

　　也得到了毛泽东批准。

　　同年11月7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价值6亿美元的22套化工设备，毛泽东批示要求计划委员会采取一个一体化的更大规模的进口方案。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今后3至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型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大型项目，计划总额为43亿美元，

　　“四三方案”即得名于此。

　　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

　　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

　　成为20世纪80年代

　　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基础。

　　“四三方案”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示和领导下完成的。

　　开放式学习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践，毛泽东是二者兼而有之：

　　既有对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深度思考，又有从苏联引进156项重要项目、与西方国家签订“四三方案”的具体实践，

　　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在“向外国学习”的命题中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来都是“胸怀天下，放眼世界”。

　　那些污蔑之词，不值一驳！

　　毛主席改革开放奠基者+实践者第一人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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