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政纲共三十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其中规定：
“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57年3月1日，毛主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三）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毛主席说：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2年12月18日）：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ands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盘工（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主席：新宪法要写上。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十八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五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其中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1982年宪法相比1975年、1978年宪法，取消了如下部分：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罢工”
1982年6月1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宪法为什么没有规定罢工自由呢?》的文章，向广大工人详细解释为何新宪法取消了“罢工自由”：
新宪法不再保留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比较妥当的。我们的国家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工人群众为了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某些合理的要求，不宜于，也不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因为罢工必然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 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８１〕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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