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现在有人反对我，解放以来，我讲了40万言，这么
多话，真正照我讲的去做的不多了。”
话说1963年1月1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电话，叫毛华初一个人到毛泽东那里去。毛华初从南楼出来，乘电梯上9楼，电梯门口早有工作人员在等他。他们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等着呢。毛华初问候道：
“伯伯，您好！”
“好。”
毛泽东点点头，站起来和他握手，叫他坐下。毛华初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农业生产情况，他说形势有所好转，总产量达300亿斤。这是他从省委书记王延寿那里问来的。毛华初又说了一些落实《农业六十条》、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和调查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对下面的情况了解不多，有些干部不熟悉，你给我介绍一下省委同志的情况好吗？”
“好。”毛华初说：“张平化同志有理论水平。王延寿同志有实践经验。两人配在一起，是很默契的。华国锋同志是南下干部，从山西调来的。我从东北调来。到湘潭后，他当县委书记，我当副书记。我对他比较了解。他是小商人出身，简易中学毕业，在解放区当过区青年干事、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有实践经验。”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汪东兴把毛华初送到楼梯旁，毛泽东说：
“东兴，看样子湖南只换了两个人，工作是有起色的，面貌有所改变。”
毛华初说：
“中南局准备调我去工作，行李都打包了，可前两天，省委又打来电话说，省委决定我继续留在湖南工作。已经上报中南局。”
毛泽东说：
“你的工作调动，我不干预。你调广东也好，留湖南也好，我不管。但你在广东就要研究广东的问题，在湖南就要研究湖南的问题。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中央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毛华初要走了，毛泽东又说：
“李敏、李讷、远新都来了，江青也来了。你们过去很少见面，今晚看戏，让你们见见面。你们应该认识认识。”
晚上，毛华初领着妻子、儿子来到剧院，见到了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泽东和江青，还有柯庆施坐在前排。李敏、李讷、毛远新坐在后一排。毛华初夫妇则被安排在剧院左中央。毛泽东往后环视了一会儿，好像看到了毛华初，朝他眨了眨眼，又摇了摇头。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又约毛华初到他下榻处谈话。毛华初刚进门，毛泽东就不无遗憾地对汪东兴说：
“昨晚安排不好，你们大概没搞清楚，让华初坐在后面，没让他们见到面。”
毛华初落座后，毛泽东说：
“你那个报告我看过了。”
毛华初是在伯父来上海之前，寄给他一份反映农村人民公社金融管理、自留地和市场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又问毛华初：
“你的文化是怎么提高的？”
毛华初回答说：
“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慢慢提高的。”
“你能不能写文章？”
“大的报告不能写，能写写工作报告总结之类。”
毛华初在说到《六十条》时说：
“出工一条龙，误工很大。”
毛泽东说：
“《六十条》刚刚发表，再看一看，看一两年再说。”
毛华初说出了他的担忧，他说：
“我们现在搞和平建设，和平环境问题未暴露。一旦发生动荡，有人就会枪口对内。”
“是的！”毛泽东似乎被这句话打动了，他颇有感慨地说：“现在有人反对我，解放以来，我讲了40万言，这么多话，真正照我讲的去做的不多了。”
毛华初说：
“不会，谁敢反对您啊！”
此时，毛华初的爱人韩谨行带着孩子来了，毛泽东和她打了招呼，继续和毛华初谈话。毛华初问伯父说：
“主席，现在搞调查研究，主要调查什么？”
毛泽东说：
“现在《六十条》出来了，以《六十条》为依据，多下去调查执行的情况和效果啊。”
韩谨行见毛泽东点起了一支烟，两人的谈话有了停顿，便对毛泽东说：
“伯伯，过去我虽见过您几面，但不管多少次，一有机会，我总想看看您。”
毛泽东笑着说：
“小韩，过去见面，有别人在场，我没有机会向你做调查，对你了解不深。今天我要调查你的历史。”
于是，毛泽东问到了韩谨行的学习、工作和经历以及家庭生活，韩谨行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满意地说：
“你是个干工作的。你几个小孩？”
“4个，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韩谨行说着把亚宁拉到毛泽东跟前，说：
“这就是我们最小的孩子亚宁。”
她转脸对儿子说：
“快叫公公。”
“公公。”亚宁用清脆的童音叫了一声。毛泽东拉着亚宁的手，又摸摸小侄孙的头。韩谨行说：
“亚宁昨晚发脾气了。”
毛泽东问：
“为什么动气？”
韩谨行说：
“昨晚看戏，亚宁想看主席，特意跑到您的跟前，警卫人员把他拖开了。他回来后不高兴，撅着小嘴说警卫叔叔不讲理，不让他看主席公公。”
韩谨行说完，见亚宁倚在毛泽东身上，她担心毛泽东受不了，连忙叫亚宁过去。毛泽东说：
“没关系，让他看够噢。”
韩谨行见毛泽东喜欢亚宁，便开玩笑说：
“伯伯，这小孩留在您身边算了。”
毛泽东也笑了，说：
“他还小，我没法带，还是你替我带吧！”
正在这时，护士李文惠进来了，招呼道：
“主席，休息时间到了。”
毛泽东见汪东兴也进来了，就指指韩谨行，又指指毛华初，对汪东兴说：
“她是他的夫人，他是她的丈夫。她是韩幽桐同志的侄女。”
韩幽桐是韩谨行的姑妈，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的夫人。张友渔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汪东兴对张友渔夫妇是熟悉的。毛泽东在汪东兴与二人握手后，又把韩谨行的经历对汪东兴介绍一遍。说她高中文化，参加革命后当过镇长、区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专区妇联主任、县委副书记、省委农村部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地委农村部副部长。现在，还在省委农村部工作，经常下乡。毛泽东最后又说：
“她是个干工作的。”
韩谨行暗暗佩服伯伯的好记性。毛泽东向韩谨行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韩谨行就把她在湘西自治州保靖县梅花公社蹲点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深入基层蹲点好。关于当前的工作，中央开了会。最近已下发指示。具体指导有中南局和省委。”
毛泽东提到阶级斗争的时候，韩谨行说：
“我蹲点的梅花公社还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谈到纠“左”问题时，毛泽东说：
“有些人把核算单位越搞越大，认为越大越好，有的地方就是纠正不过来。我不主张办公共食堂了，办食堂饿死了一些人。”
他顿了一下，突然说：
“谨行，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办一下。”
“什么事？主席尽管吩咐。”
韩谨行、毛华初齐声说。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
“我有一个护士，叫李文惠，家在常德，她从小死了母亲，是外婆把她带大的。她有个哥哥，已经找了对象，哥哥是个老实人，听说与对象有些矛盾，需要协调一下。她想回去一趟，我看她一个人回去不方便，跟你们一起回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到了长沙，你替她买张车票，让她回常德。我过几天到湖南去，等到了长沙，再带她回北京。”
毛泽东又说：
“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和庐山，你们愿意去玩玩吗？去的话，可乘我的专列一起去。”
韩谨行说：
“华初工作很忙，庐山我们就不去了，跟您到杭州看看，就回湖南去。”
毛泽东叫来秘书，说：
“他们是我叫来的，来往的旅费由我出。你看他们3个人要给多少钱吧？”
汪东兴说：
“300。”
毛华初，韩谨行赶紧说：
“不要，不要！我们的路费回去由公家报销。”
毛泽东说：
“你们在路上花了一些钱，算给你们的补助吧。”
该告辞了，毛华初恳切地说：
“伯伯，您要保重啊！”
毛泽东点点头，也说：
“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在毛华初等人离沪的前一天，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了火车票和300元人民币。
1月21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邓小平呈报的中央转发《组织工作会议纪要》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批准《组织工作会议纪要》。现在把这个《纪要》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地讨论一次，并且结合你们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一、党要管党。党的建设，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这是天经地义。党不管党，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实现，党的组织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必须大力加强管理党的建设的业务部门。关于加强党的监察工作，中央已有决定。现在，还必须自上到下地把党的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切实地加强起来。各级党委，都应当定期讨论和检查它们的工作，并且按照实际需要，适当地扩大它们的编制，抽调一批条件合适的干部，进一步充实它们的机构，使它们真正能够担负起自己的任务。
二、现在党的队伍中有一些不合格的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中央认为，有必要在重新教育党员的基础上，对党员普遍地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关于这一工作，中央将在适当的时机，作出专门的决议。当前，各级党委都应该着重做好教育训练党员的工作，做好有重点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该参照《关于重新登记党员试点工作的意见》（附件一），抓紧时间，进行试点。在试点中，一定要实事求是，及时地进行检查和总结经验。
为了进行教育党员和登记党员的工作，需要组织一支专业队伍。中央决定，专列一项临时的干部编制，总名额为四万五千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名额，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分配。
三、在进行登记党员试点的地方，可以结合进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试点。在重新登记党员时，势必要有一部分党员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一些人，虽然不具备党员条件，但并不是坏人，他们是拥护党、对党有比较深厚的感情的。对这一些人的处理，更要十分慎重。既不应该降低党员条件把他们留在党内，又不要伤了感情，使他们同党对立起来。在他们退出党的组织以后，可以参照《关于试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附件二），吸收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
四、必须把党的基层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各级党委，可以根据中央组织部草拟的关于农村、工业和商业等3个方面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附件四至六），进行试点。在试行一个时期以后，再对这些条例进行修正。
五、管理党员和管理干部，是党的建设中的两项主要工作。其中，管好干部，对于党的建设，关系尤为重大。近几年来，对干部管得不严，漏洞不少，这是一个大缺点，已经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今后，必须切实纠正。
干部管理制度，应当同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相适应，应当同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要求相适应。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干部管理制度的几点意见》（附件三），请即遵照执行。
中央 1963年1月21日
1月22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邓小平呈送的中央转发中宣部、中组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的批语。
《报告》中说，到1962年10月止，全党轮训干部11.4万人，其中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9.7万人，占计划轮训干部的57%。今后的意见是，轮训干部主要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提高全党干部的思想觉悟，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和矛盾问题。
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是这样写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请你们按照执行。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干部的社会主义思想准备需要继续加强，各地党委必须认真作好干部轮训工作，帮助干部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
中央 1963年1月22日
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
此前，毛泽东在武汉审阅了这篇社论的草稿，他认为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1963年2月3日，陈伯达将《红旗》杂志编辑部起草的《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的前3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原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在引言中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他还在引言部分的“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语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2月5日，毛泽东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一连书写了两幅，其中一幅为定稿，就是现在人们可以看到的那一幅大气磅礴、力沉势雄、如铁戟似烟云的毛体书法精品。
后来在1963年12月，毛泽东的这一佳作发表在《毛主席诗词》一书中。全词敬录如次：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2月11日，毛泽东委派田家英到故宫博物院借阅明清名人书画作品26件。
2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等负责人131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在前两年调整的基础上，再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抓阶级斗争、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和经验。
原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视察和了解了11个省的情况，其中，只有湖南、河北两个省，结合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抓了农村的阶级斗争。
会议印发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
这两个报告汇报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在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方面的四清经验。报告说，在县级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区、社两级干部中，有问题的人更多。报告还说，这些活动对于克服管理混乱、纠正部分基层干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兑现年终分配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根据湖南、河北两省总结的“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迅速消声匿迹”，“经过这场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的经验，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他要求各省市的领导要认真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干部和群众。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
2月1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修改后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引言清样中，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道：
“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2月15日，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张国华讲的“两不怕”。
那是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汇报时说的话。张国华说：“这次边境作战部队的表现好得很，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一不怕苦，从上到下没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仆后继，倒下一个马上有人顶上去。这两方面的事例都多得很。”
毛泽东听罗瑞卿讲了一遍，非常高兴，他说：
“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但是可以怕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岳飞还有两句话：‘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就是饿死也不能抢劫，冻死也不能拆房子烤火。看起来，岳飞治军是有他的一套的。所以那时金兀术不怕别的，只怕岳家军。他说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接着说：
“谁要撼我们解放军，那就更加困难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2月17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第8部分初稿上加写了一大段话，不指名地揭露赫鲁晓夫等人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
2月18日，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第8部分再做修改，他将这部分的小标题改为《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又用3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2月19日，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
“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来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3年嘛。你看嘛，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4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
2月20日，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引文和第8部分，他在批语中写出了少有的满意评价：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至此，毛泽东先后5次审改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老人家对待一篇文章如此认真，如此严谨，实在令人佩服！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互联网上却传出了毛著中多数文章是他人代为捉刀的弥天大谎。这正是：
毛公为人改文章，煌煌史书多昭彰。后世有个卖国贼，名叫罗冰早逃亡；
曾言乔木为枪手，代为毛公写文章。小子只知美元好，信口雌黄吠日光。
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
2月22日，毛泽东应《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之邀，为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大字，并在后边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的一位班长，原名雷正兴。乳名庚伢子。他于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塘（今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雷新庭，父亲雷明亮，母亲张元满，哥哥雷正德从1943年到1947年相继悲惨致死，弟弟又饿死在家中，年仅7岁的他从此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艰难地活了下来。1960年雷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平日里苦练军事技术，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曾多次立功受奖。雷锋在《日记》中写道：
“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整个生命献给为人类解放的事业，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钢。迎着困难前进，这也是我们革命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
“凡是脑子里只有人民、没有自己的人，就一定能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威信。反之，如果脑子里只有个人、没有人民的人，他们迟早会被人民唾弃。”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才是幸福的。”
1960年，沈阳军区工程兵主任王良太下部队调查研究，发现雷锋的先进事迹，就亲自布置搞好雷锋事迹的宣传工作，并多次找雷锋谈话，对他进行培养教育。1961年5月，雷锋作为全团候选人，被选为辽宁省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2月19日，雷锋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1963年1月7日，国防部为表彰雷锋的先进事迹，批准授予他生前所在班“雷锋班”称号。2月22日，《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决定出一期合刊，全面宣传雷锋事迹，并刊发《雷锋日记》。他们恳请毛泽东为雷锋题词。
秘书林克为毛泽东拟了几份题词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毛泽东对林克说：
“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说罢，他挥毫写下了风靡全球的“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毛体行草书大字，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在第5、6期合刊（学习雷锋专辑）上首先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等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手迹。3月6日，《解放军报》独家发表了周恩来等人为雷锋题词的手迹。周恩来写的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再说在2月22日晚，在上海休养的江青到红都剧场观看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在中场休息时，江青说：
“这个戏很不错。”
她不想惊动剧团，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
其实，江青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戏。那还是1958年的时候，哈尔滨京剧院新编的一出现代题材京剧，叫《革命自有后来人》。如今她看了沪剧由《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红灯记》，觉得比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还要好，便找到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向他推荐了《红灯记》剧本，建议改编成京剧。林默涵看了剧本以后也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改编。
阿甲原名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他集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阿甲接到江青推荐的剧本后，与翁偶虹合作，共同改编剧本。
2月23日晚，正患感冒的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他的卧室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苏共2月21日来信问题。尔后，他在卧室里又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伍修权。毛泽东首先回忆了1949年底到1950初他第一次访苏期间对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发火及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原因，而后说道：
“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目前中苏关系问题上，他对契尔沃尔科说：
“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毛泽东针对苏共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反问道：
“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
他指指周恩来说：
“就是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4月7日回你们2月22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的，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
一连5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43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43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国际会议做准备一事，毛泽东建议说：
“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26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
2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当刘少奇说到苏共中央2月21日的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插话说：
“实际上是因为20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代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这正是：斯言至今亦惊人，十年之后果成真。
美酋朝圣传佳话，毛公谈笑能攻心。
再说刘少奇在会议上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又插话说：
“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插话说：
“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2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23日晚会见契尔沃尔科时的谈话内容，发表了题目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的社论。社论指出，中苏之间的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2月28日，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等文件，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从5号算起，开了24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我们的4篇文章，苏联又是4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90%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3天，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接下来，毛泽东讲到了国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跑了那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湖南，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了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90%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5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
毛泽东问王延春：
“只要5个晚上，是不是这样？”
王延春说：
“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
毛泽东接着说：
“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1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增产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说：
“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为了保证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满实现，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的全面的好转，使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的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
“我们在改进经济管理工作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无论在国营企业或者合作社企业中，无论在生产过程或者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问题，存在着严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例如，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方面，原料、材料、燃料、劳动力的浪费很大，设备维护不善，生产的次品、废品过多，工程质量低劣；在商业和物资管理方面，中间环节过多，物资调拨和商品流向不合理，货不对路，验收、管理不严格，许多物资霉烂、变质、报废。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其他事业单位中，也存在着许多浪费现象。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十分有害的。对于这些不良现象，必须雷厉风行地加以克服。
当前党内、党外干部的作风，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从总的方面来说，都是好的。在各个战线上，涌现出了大批的先进分子和模范人物。有很多党员、干部和党外积极分子，在过去几年的严重灾荒和经济困难面前，信心十足地高举着三面红旗，保持着饱满的斗志和干劲，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照顾大局、一切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愧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干部，不愧是光荣的社会主义战士。但是，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尤其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猖狂起来了，并且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这些，已经严重地障碍着我们事业的前进。一切同社会主义利益不相容的现象和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一切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那是一次成功的意义十分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的胜利，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经济情况的好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的推进一步。”
3月1日至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4天连载，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的建议，连载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文章共分为8个部分，计11万字。
3月5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苏两党会谈问题的意见，他说：
“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这就是中共中央在第一轮论战中发表的第7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
中共中央在发表的7篇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既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公开点名批评，又同意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2月21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并宣布从3月9日起，暂停发表论战文章。
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若昂·阿马索纳斯，他向阿马索纳斯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人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意义。他还说：
“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中心转向了哪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作于1962年1月8日、定稿于2月5日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是讨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檄文，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几个苍蝇，包括中国国内的苍蝇）的宣言书，是彻底埋葬各国各地区一切反动势力（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冲锋号。如此煌煌大作，至今令人百读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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