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我国官僚体系的上层部分。由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军队团以上干部组成。他们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小，占有的财富却极为庞大。同时，他们这个群体的政治属性——官僚，使得他们手中的财富和他们用来攫取财富的手段变为合乎法律规定、合乎“政治规矩”的东西。他们是我国特殊国情的特殊产物，是在实行了改开后，由腐化、变质和儒家思想复兴等一系列反社会主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他们既保留了代表整个封建社会思想的糟粕——如很多人都受到“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又因改开而受到了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价值观、金钱观、生产关系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恢复民族荣光的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也形成了与之对应的官僚资产阶级——中特党人。
中特党人的畸形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文革”后，我国左、右两条路线斗争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的产物，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我们接下来就要清楚地看一看，官僚资产阶级从我国诞生的四十年来，都做了什么事情。
在改开之初，由于党内的左翼势力仍有影响，因此代表官僚资产阶级萌芽的右翼势力不足以推动大的变革。因此在初期，改革只是允许小作坊、集体田地所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同时明确限定工人的雇佣上限。这样就使得作坊主不会因为雇佣了足够的工人而榨取足够多的剩余价值，使自己变成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但是，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规模展开、整党工作的开展和改开的进一步推进，党内左翼势力开始被削弱。同时，左右翼势力的一部分进行了融合，形成了以邓为首的中特派，而左翼则是以邓力群为首，右翼以赵XX为首。中派地位早在1992年邓南巡之际就被定了下来，至此，“中特”理论正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则是自这时正式地被合法化了。
官僚资产阶级是现阶段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最坚定的卫道士。因为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法律制度都是以服务他们，维护他们的集团利益作为出发点的。想要改变这种制度，就必然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而必然会和他们起激烈的冲突。而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他们，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我们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应该有效地利用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不平衡，利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积极扩大这些矛盾，挑起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使统治集团分化、瓦解。
2.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于我国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洋务运动后，中共建国之前，我们称为旧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这是最基本的历史常识，这里不赘述。而第二个阶段是改开之后，新兴的小作坊主逐渐扩大生产规模，形成的新民族资产阶级。新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一样，都是改开的产物，是“中特”倡导的“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在我国的人口比例中占比也很小，属于统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附属阶级，是社会上层的组成部分。
改开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国有企业和机关中兴起了一股“下海”潮流。大批的国有企业和机关的中层和下层干部辞去了公职或采取一种“留职停薪”的方式“下海”经商。由于他们长期在国企或政府的工作经验和积累的人脉关系，他们在“下海”中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来谋取高额利润。他们之中的成功者采取了当“官商”，与官僚集团勾结，为他们提供助力的方法壮大自身，逐步成为商业巨头（王健林一类便是如此）。
在我国现当代，民族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作为一股独立的势力，而是同官僚资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两者之间有着很深的利益纠葛，两者相互依存、狼狈为奸。官僚资产阶级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政策上的方便，将大量的国有资产以不同程度的折价变卖给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则为官僚资产阶级提供贿赂作为回报。两者唇亡齿寒，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是我国除官僚资产阶级以外最强大的反动势力。同时，由于目前官僚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青睐远高于买办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最放心。官僚资产阶级是无限信任自己走狗的主人，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无限忠于主人的走狗。
民族资产阶级拥护现存的政治制度，同时坚定地支持赋于他们神圣的剥削权的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推进，支持中国“民族市场化”。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天生的，最坚定的盟友，他们是我们所必须摧毁的。摧毁了民族资产阶级，就是直接割断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大动脉。
3.买办资产阶级
我国现当代的买办资产阶级和19—20世纪我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在其反动本质上具有惊人的相似，都是西方资本家们在我国的鹰犬和利益代言人。和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我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得益于改开的政策。深圳特区建立之后，大量的港资、外资涌入深圳——“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深圳买地、建厂。以哈里斯访华为标志，西方资本开始大量进入我国市场，在外国资本的冲击下，一部分缺少人脉、缺少启动资金的创业者被外国资本所收买，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同时，一部分在商业竞争中失败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壮大自我，也接受了外国资本的植入，成为了外国资本的代言人。特别是在近二十年，为了防止外国资本侵占官僚垄断和民族垄断市场，加上我国市场资本趋于饱和，出台了各种限制外国资本的规定，这就使外国资本直接进入我国市场变得困难起来。
这就促进了外国资本培植买办资产阶级，通过向买办资产阶级注资和远程控制的方法间接地参与我国市场竞争，抢占我国市场份额，买办资产阶级在近十年来变得越来越强大，阿里巴巴、壹基金，赵薇等，就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多半支持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支持资产阶级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支持自由市场和国际化、全球化。这就意味着买办资产阶级是现存政治制度——官僚资产阶级的集权制度的反对者，同时也是张五常、茅于轼、厉以宁的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这就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同官僚资产阶级产生了矛盾，而在经济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矛盾。但买办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强大的国际资本的支持，使得买办资产阶级在与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不落下风。而且，由于外国资本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渗透和贿赂，使得他们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亦敌亦友。因此，买办资产阶级得以在我国社会上层中取得一席之地。
无产阶级在第一阶段的革命中对于买办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两面性的态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利用买办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挑起他们之间的斗争，扩大三者之间的分歧，削弱三者的势力。利用买办资产阶级来争取民主，争取无产阶级的权利，扩大无产阶级的势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时刻对买办资产阶级充满清醒和警惕，防止他们与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手绞杀无产阶级的力量，防止他们利用民主革命伺机夺权，迫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是联合了我们和我们敌人的敌人去反对我们的敌人而已，即使是联合，我们也不是朋友。
4.小官僚和小资产阶级
A.小官僚
在我国的官僚体系中，小官僚是指拥有公职人员身份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下或军队团级以下的低级官吏，他们是官僚体系的基础。任何官僚资产阶级在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前，都必须历经小官僚这一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小官僚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摇篮。
作为统治集团的下层，小官僚受到了来自政治方面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直接压迫和来自经济方面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间接压迫。同时，他们也压迫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对于当前制度既满意又不满意，他们既维护这个体制又反对这个体制。他们是天生的、无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满脑子的幻想就是通过一种和平的、平静的、缓慢的方式使被集中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权力分散开来，使原本处于统治集团上层掌控的资源变为整个统治集团平均所有。
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维护这个让他们获利的体制；但作为占少数资源的集团，他们又反对这个分配不公平的体制。因此，他们就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既要维护这个体制不变又要改变体制内部的分配方式的改良主义立场。
小官僚具有革命性，因为他们反对现行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小官僚的革命性带有大量的残余，也就是尾巴主义。他们并不是坚定的革命者，而是带有软弱性的机会主义分子。在革命高潮之时，他们立刻以革命者自居，得意扬扬地高呼革命口号。但一旦革命转向低潮，他们就立即向权势弯曲膝盖，痛哭流涕地请求主人的原谅。由于这种机会主义立场，他们在革命之中很容易蛊惑人心、左右逢缘。因此，无产阶级对小官僚所持的态度应该是利用和防范。既要团结小官僚与反革命作斗争，又要防范小官僚趁机破坏革命。
B.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是最复杂、最矛盾、最分裂的一个集团，因此我们要分别来加以研究。
(1).小厂主（小商人、作坊主、小地主）
小厂主是小资产阶级的两个主力之一。
作为占人口比重大，占财富比重不少的一类人的小厂主，在还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形成垄断组织的我国，是生产的主要力量。他们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半成品。同时，他们还孕育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
小厂主拥有充足的生活资料和一定的生产资料。他们雇佣了一批工人，掠夺他们的剩余劳动。同时，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不够大，即他们的不变资本不够多，他们所能雇佣的工人就十分有限，因此他们所能够剥削的剩余劳动就很有限以至于无法完全支付他们的全部生活资料，因此，他们需要亲自参加部分劳动或全部劳动。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最根本的区别：即有没有必要亲自参与劳动。
由于以上事实，小厂主就必须亲自参加劳动。那么重复劳动的枯燥势必会使小厂主产生厌倦，这种对简单重复劳动的枯燥的厌倦经过催化，就会转变为对令他们进行简单重复劳动的这种体制的厌倦，也就是对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的厌倦，进而激发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革命性。
但是，小厂主就和小官僚一样，他们的革命性并不彻底，而且带有大量的机会主义性质。因此如果我们把革命的任务交给他们无疑是痴人说梦。
无产阶级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小厂主和小官僚一样，都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支持在体制内进行改革而使利益均分，但他们绝对反对把利益流入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农民打破体制获得解放的目标和小厂主维护体制的目标之间产生了冲突。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对于小厂主应该采取对待小官僚一样的态度。
(2).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中最复杂的群体。它的复杂在于，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发生统一的声音。在知识分子内部永远充满了争论，这些争论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现实之中阶级斗争的理论反映，是客观的主观表达。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但这个阶层内却拥有所有阶级的代表。既然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那么作为受上层建筑影响最深的知识分子当然是经济基础的反映。
知识分子拥有过量的生活资料，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多余的生活资料变为生产资料投入资本主义再生产，而是用于奢侈品或收藏之上。
同样是没有生产资料，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区别是知识分子把本应作为生产资料的财富，主动地变为生活资料而无产阶级是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被动地把生产资料变为生活资料。
与其他阶级或阶层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阶层意识，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是作为各个集团的代表而存在，因此，只要各个集团存在，那么知识分子的意识就永远是分裂的，且不可弥合。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无法像研究其他阶级或阶层一样来确定知识分子是否具有革命性——那无疑是荒诞的。但我们可确定的是，我们革命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革命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无不是知识分子出身。拥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天生的盟友，因为知识分子用批判的武器——哲学，来武装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同时用武器的批判——力量，来武装了知识分子。现在的一个事实是，如果革命脱离了知识分子，那么革命就很容易被易帜。但如果革命完全由知识分子领导，那么知识分子的犹豫不决和软弱性同样会葬送革命。因此，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具有两重性，革命既要知识分子又不要知识分子，既要知识分子领导又不要知识分子领导。
5.农民和无产阶级
农民和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和由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小官僚、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剥削阶级直接对立。后者是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前者是体制的受害者和破坏者。两者的直接对立导致了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存在。
A.农民
在我国，特别是当代，农民作为被剥削阶级的一员，却越来越向剥削阶级联合和靠拢，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现象。但任何怪现象都是有其溯因的，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个溯因。
由于我国的现行的官僚所有制度，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只是国家“租借”给他们的，而不是他们所实际上拥有土地的完整所有权。但是，由于官僚资产阶级对其的有意拉拢，
这项律条几乎是形同虚设，农民成为了他们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当政府因建设需要征取土地时，必须付出代价。由于这种所有制，我国农民在事实上属于自耕农，而缺少雇农、贫农、富农、地主这样的成份，因此我国农民的结构较为单一，农村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宗族矛盾和利益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基于这个根据，我们可以发现，农民的革命自觉很低，无法适应当前的革命要求——这是真实可信的结论。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随着近几年来的越来越快的过城镇化运动和征地运动，农民的人数在不断地减少。而这些由农业户口变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民，实际上是在为过城镇化而负责。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镇的生活，他们处于城镇“金字塔”的下层，由自由人被迫转化成了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夺剩余价值的奴隶。他们得到了面包，却失去了自由。他们的不满程度是比在农村生活的农民所高得多的。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失地农民才是联合对象。
B.无产阶级（工人）
（1）.技术工人——工人贵族
在我国，技术工人这个概念是和做完全简单重复劳动的工人（即农民工）相对的。技术工人出卖的不是完全的劳动力，还包括技术。而在我国，技术工人和一般工人的待遇是有着巨大差距的。
我国的技术工人主要分布在轻重工业、电子工业、食品工业、新农业（技术农业）、深加工业等等。这些行业需要一定的操作技能——即操作机器进行机械化生产的技能——以及专业知识。但是在专业领域，工人出卖的技术应该相比于劳动力更多，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出卖劳动力的事实。也就是说，相对于农民工，技术工人出让的更多的是技术，但是他们出卖的绝对的最多的是劳动力。
同时，作为拥有城市户口的技术工人，他们拥有医保、社保、公积金、一定的福利待遇等等。他们的薪水虽然不高，但足以维持他们较为体面的生活。他们用得起iPhone，吃得起西餐，一些奋斗了十年以上的工人还拥有自己的私家车，他们可以在二、三线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等等。总而言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虽然对生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他们也参加各种提高待遇的斗争，但是他们仅仅是参与经济斗争，仅此而已。他们还抱有一些希望（或说是幻想），即使这种希望是那么的渺茫。
这种投机的、庸俗的小市民主义实际上阻挡了技术工人的解放，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技术工人始终不愿，也无法推进他们的斗争，工联主义在技术工人中盛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而是英国工联派流传下来的“优良习惯”：把斗争只限于提高工资，但不关注彻底的解放。这种急功近利彻底蒙住了技术工人的双眼，这也使得技术工人渐渐地丧失了其作为革命的中坚地位。
(2).一般工人（城市普通工人及农民工）
现在，就是当代工人阶级中最革命的一部分登场的时候了。
普通的工人是彻底的、完全的无产阶级。这些工人分布在那些最为艰苦、技术性最低，薪水最少的行业，我们可在工地、在砖窑、在矿井、在服务行业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建筑工人、是铁人三项、是矿工、是泥水匠、是服务员、是清洁工等等，他们做着我们这个社会所认为的最为卑贱的行业，而他们所缔造的是这个社会最美好的东西。没有他们——整个社会的基础，那么我们社会会迅速的坍塌，化为灰烬。这个“辉煌”的社会是搭建在他们的血肉上的！
但是，他们受到的却是这个社会最为不公的待遇，那些自命“高贵”的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避开他们，他们受尽了“城里人”的歧视和白眼，似乎他们天生就低人一等，就是“下等人”。“上等人”丝毫不考虑自己的锦衣玉食是谁筑就的，反而还趾高气扬地对这些“下等人”百般侮辱。看看那些商业捐助仪式上的鲜明对比吧，一边是光鲜，一边是晦暗。
寄生虫竟能够去可怜他的主人了！
作为全世界拥有最多工人的国家，我国的工人受到的待遇却远远低于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时期国家的工人的待遇，而且就是这种低待遇的分配也不平均。拿武汉奓山的一处工地来说，在这片建筑工人上雇有建筑工人61人，挖掘机师傅4人，压路机师傅2人，推土机师傅2人，电工11人，小工若干，监工4人，工头1人。工头的工资是4200元一月，监工是400元，挖掘机、压路机、推土机师傅是4500——5800元，建筑工人是3500——4000元，小工是100元/天。但在工地中，最为辛苦的却是小工，小工负责一切“杂活儿”：搬运材料、搅灰桶、倒灰桶、筛沙等等。但小工的工资是最低的，而且由于小工的工资是日结，因此他们随时面临失业而被推向市场，像猪猡一样被变卖的危险。
工人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小工们如果住在附近，那么他们回家住。如果住得远，晚上就住工地，住在简易板房里。一般是钢条制的上下铺，上铺一般不住人，堆放杂物，下铺住人。一间板房根据大小，住6—10人左右。而这种板房原本是应急用的，因而板材十分劣质，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基本一致。只有监工的房间有空调，工人的房间只有一台摇头扇，冬天则是用一台盆状取暖器。在饮食上，部分工地包三餐，但大部分不包。工地餐一般是盒饭，7—10元一份，有的大型工地配有食堂，可以炒菜。工人每天的饮食大概是20—35元左右。而对于小工来说，他们每年的工资除了维持生计，存不了多少钱。一旦经济危机爆发，工人（特别是小工）就会陷入失业危机，他们经常半个月都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而他们在工作中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儿存款也会很快地蒸发掉，他们将陷入乞丐一样的情境。
在现在和未来，这些底层工人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将会发挥极其重要的革命作用。他们是彻底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无路可退，他们只能拿起武器，抗争到底！他们忍无可忍，他们要站起来，真正地站起来，与寄生虫老爷们斗争。我们未来的革命，会是他们来完成，也只有他们能够完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那样：“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我国当代的无产阶级，将会真正继承1848年和1917年革命的传统，将是唯一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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