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
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话说196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社论中写道：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这篇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关于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的背景和过程，是这样说的：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66年8月到9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焰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是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
关于《人民日报》报道10月1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所发的照片，世人一直流传的“换头术”确有其事。据《戚本禹回忆录》说：“陶铸对邓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上，陶铸却把在主席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造成邓小平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假象，被人称为‘换头术’。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我看到陈毅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日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总理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照片已经印在报上了，怎么纠正？”
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中央在转发的批语中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10月6日上午，全军军事院校师生10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陈毅、叶剑英和3总部及诸军兵种领导人到会，他们绕场一周，与师生们见面。
陈毅、叶剑英先后在动员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中央最近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1928年起经过38年的观察（林彪同志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他在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中，特别是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是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岁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目前，他是最优秀、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接着，叶剑英宣读了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0月7日，毛泽东的二姑家表侄贺凤生第2次来到北京，要见毛泽东。贺凤生一见到毛泽东就气鼓鼓地说：
“主席，听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亲自点燃的？”
“怎么啦？”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贺凤生说：
“下面又在骂娘呢。如今硬是乱套了。”
他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笑了，说：
“你贺凤生还是那样敢讲真话，还是那样可爱。慢慢说。”
贺凤生说：
“现在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破得真叫人心痛。老祖宗积攒下来的一些古董全当四旧破坏了，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碎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呈祥、百鸟朝凤的图案也打碎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付之一炬。一床被面担把谷，种田人心痛啊。绣花鞋、裹脚布当四旧之物展览，雪花膏当作资产阶级生活用品扔了，太可惜了。不搞封建迷信是对的，问题是破四旧破过了头，行政命令打烂了人家的祖宗牌子，打烂了天地君亲师的神牌，换上毛主席像。下面开始把您老人家当活菩萨在敬，您晓得不。”
毛泽东笑着说：
“难怪我天天打喷嚏，原来是你们在骂我呀！”
贺凤生接着说：
“从社教以后，好多人学会了整人。如今不当官的也跑不脱。隆庆大队有个社员，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想挂在堂屋里，不知怎么弄破了。有人一检举，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卫兵给他戴了高帽子。”
“啊？竟有这样的事？”
“这还不算。最有趣、最可怕的是背语录。如今看病的背‘救死扶伤’，吃饭的背‘勤俭节约’。有的人甚至连吵架都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
“对此你持什么态度呢？你贺凤生背得出好多语录呢？”
“我是程咬金明人不做暗事，不瞒您老人家说，我宁愿去耕几亩地，也不愿去背语录。好多字我不认识，我只喜欢‘为人民服务’这一条。”
毛泽东闻言笑了，他点燃了一支烟，严肃地解释说：
“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党政，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就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没有敢向我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你贺凤生比1961年那次来又进步多了。”
贺凤生问：
“我回去以后该干什么呢？”
毛泽东说：
“你要多学习，要多读书，多为党的事业担重担。”
贺凤生说：
“我一定要多学习，多读毛主席的书。”
“你也学会了拍马屁。不是多读我的书，要多读马列的书。我最讨厌人拍马屁了。我看，你还要当几年支部书记。”
贺凤生现在担任着生产大队长，毛泽东因有是说。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前，贺凤生成为湖南省革委会常委、岳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4人核心小组成员、华容县革委会副主任。他曾经说过：“我这个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脾气可不小。但凭良心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丝毫没有因我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戚而沾沾自喜，也不想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去求得什么特殊照顾。我对党和人民是忠诚老实的，我从没有借用毛主席的牌子害过人，而总是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就这样一位“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的“忠诚老实”人，在毛泽东逝世后也被一撸到底，退居二线时挂衔一个钱粮湖农场副场长，所值得庆幸的只是他还没有遭受过牢狱之灾。
且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
10月13日，毛泽东对下一次如何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问题，作了批示，他写道：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去。”
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条》、《前十条》和《二十三条》进行。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主要内容如下：
一、形势大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大好的形势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8月18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3次接见群众和国庆检阅规模之盛，在国内外罕见。毛主席与群众在一起，说明他总是信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要向他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自从《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的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运动更深入、更发展。
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中外，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来得汹涌澎湃，是国际上更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惧，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亦即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却反对，他们搬来国民党的“训政”来对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比作诸葛亮，把运动引向相反的道路上，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强加于群众，不过是为了强行推行路线罢了。工作组撤了，但有些反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人，仍用各种办法推行他们的路线，如违反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推荐出一个他们理想的“筹委会”、“革委会”……，甚至当各地大量革命师生来京见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来“串联”，企图打击来京革命师生。9月25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来京师生，我曾有个建议：如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最好让给工农兵、普通干部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但如高干子弟有的的确很好，群众选他，我也不反对，但调查材料说，有人听了我的话，很快就采取对付措施了。他们说：中央有指示，高干子女不做红卫兵领导，于是辞去职务，指定了“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担任。花样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对于这些花样津津乐道。
毛主席8月7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群众，施行白色恐怖，还自以为得意。有人仍不听毛主席的话，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是资产阶级本能地在他们头脑、行动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确如此，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站到敌人一边，先进的变为落后，落后的变为先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现出来。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批评的官、暮、娇、骄四气他们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能让群众触动他们的缺德（不是缺点，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动员一批群众保他们自己。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话应当读一读，我引她一句话。她对两个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个学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出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这位普通妇女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白，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实是摆着的，两条路线还在斗争，还在继续，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8月8日通过了《决定》，不过12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指谭立夫关于血统论的“讲演”。谭立夫，本传第五卷中提到的谭正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笔者注），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之前，是否全国凡派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后，各地对待大串联，多数、少数关系上，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是否要承认都是反动路线？这实质是一个认识、估价问题。我的看法：
1、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2、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相当一批世界观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组镇压群众是路线错误，没有派工作组，但也镇压革命学生，同样也是路线错误。当然，有自觉执行的（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大量）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和仍然坚持错误之分。
4、区别改正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承认了执行的是一条反动的错误路线，认真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5、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即毛泽东思想路线。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用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如对待大串联，少数多数问题，仍挑动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7、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是说凡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还可能是一类。以前定为一类，犯了这个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8、对一般同志来说，他们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他们只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同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现在仍在考验着每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无所畏惧。《十六条》也说要“敢”字当头……有些同志直到现在仍是怕字当头，有人甚至怕得很厉害，很古怪，而且越发花样多。怕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头衔。于是怕群众、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方面说，有的想做维持现状派，但有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创造条件。历史上从怕群众到反对群众，从怕革命到反对革命者不少。希望他们不要再蹈覆辙。
有些人口头上讲并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了真龙，六神无主。毛主席这故事已讲了40年，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德国进步诗人海涅，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说：“未来是无产阶级的，我是以忧虑的心情说这些话的。”从海涅看来，一旦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到来，无产阶级掌权，他喜欢的艺术品会毁坏，他的诗也会毁灭。列宁说：“海涅是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还将保留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创造出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说：有些同志担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丢乌纱帽，怕失尊严等，于是就同群众，同无产阶级大革命抵触起来了。他们挑动工农、干部斗学生，标榜自己是受到多数拥护，他们主持的机关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组织围攻，却说：“这不过是辩论会。”围攻，辩论其界限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屁股坐到群众一边，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样对待群众上打主意，谁也不能代替回答这个问题。对待革命串联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全国学生大串联，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们在串联的革命熔炉中受锻炼，辩明是非，熟悉群众和斗争，革命的意义深远。把全国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并可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串联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可以提倡步行，让他们演习长征。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大串联走来的同学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如果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人，难道会成为可靠的接班人吗？
“串联妨碍生产？”今年农业形势大好，工业以高速度上升，粮棉大增产，棉花可达500万担，粮食21400万吨，工业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26%。中央提议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乘火车、汽车，一定会有很多学生这样做。毛主席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支持大串联，并且大推广。红卫兵刚露苗，而且还在受摧残，谁支持了呢？是我们伟大的统帅，7月31日他就写信给清华红卫兵说：“我表示热烈支持。”星火燎原，几个月，毛主席高瞻远瞩，一小批红卫兵发展成为广大队伍，牛鬼蛇神为之丧胆，一些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心想，最好取缔，至少也纳入我们的轨道。红卫兵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不少的倡议，大家都要研究，能做到的一定实行，战果必须开展览会，用事实教育群众：“造反有理”。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在看了红卫兵后断论，两个多月的历史，已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组织，大概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和生活。还说：“如果西方世界和苏修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短暂热情，那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的观察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深刻得多，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本是我们祖国的事，为什么会使敌人感到危险呢？现在已经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影响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进国内的革命化。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认真而不马虎地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大大促进生产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新飞跃，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此段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文字，是在毛泽东10月24日晚批示后，由陈伯达加写的。毛泽东的批示见后——笔者注）。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力量和对象是有变化的，但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永远适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不理会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一种“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谬论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学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迷惑一些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唯心的，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立的。毛主席和党是重视阶级成份出身的，同时反对唯成份论，人们都需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实自己的世界观属于哪一个阶级。思想意识不是天生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反映那一个阶级。马列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是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工人阶级自发产生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按其社会地位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斯大林以至于毛主席也是一样。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前进。有一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在苏联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现在学生接受“自来红”、“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不重视阶级出身是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离开阶级分析去看多数和少数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党内，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却恰恰代表广大人民、马列主义，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都失败了，被群众抛弃了。不作阶级分析，处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数，也不支持少数，这是不行的，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7月3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指出：我们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按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类，否则自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策略叫作孤家寡人主义，单兵独马的策略。无产阶级相反，是要招收广大人马，好把敌人包围消灭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孤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取得一个个胜利。
10月18日，毛泽东第5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这一次的安排与往常不同：毛泽东不上天安门城楼，而是乘坐敞篷车从天安门广场开始，向东沿着东长安街等大街，从八王坟到公主坟，沿北城行车10公里，再到天安门广场，行程25公里，一路上与排成长龙似的队形的红卫兵们直接见面。
早在17日夜里12点开始，人们就纷纷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准备迎接幸福时刻的到来。
4点多钟的和平里，人群已经汇集成海洋。被接见者的队伍，按计划走进各自地段坐下，在解放军战士的带领下，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
中午12时45分，由宣传车开道，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各乘1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上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驶进。
下午1点，广播里报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到了大北窑，已经到了东直门……”
“毛主席来了！”“是毛主席来了！”
人群中不断地发出欢呼声。
1点20分，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来到了人们眼前。只见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站立在敞篷车上，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道路两旁的群众，手挥《毛主席语录》，呼声震天。人们的秩序好极了。红卫兵和很多群众都热泪盈眶。毛泽东的车子已经过去了，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
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接见。直到晚上，那些被毛泽东接见过的人们在返回途中，还都相互招手致意，他们纷纷高呼：“战友们再见！”
夜幕降临了，一些外地的红卫兵还汇集在天安门前，对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凝望。有的人临走时还幸福地喊着：“毛主席再见！”
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呈送的检讨稿上批示道：
小平同志：
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9页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讨。
刘少奇在检讨中说：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做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邓小平在检讨中说：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10月16日的讲话。这次会议深入地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50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代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6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地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50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6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50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的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7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1962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1962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1964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再说毛泽东在10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了一线、二线的问题。他说：
“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的，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要论述，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讲话，和邓小平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检讨，都是研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史料。前者是代表党中央、代表毛泽东的，后者是邓小平为了自保、从而达到他和刘少奇所说的“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的目的（见第5章中），而说出的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因此，笔者不吝笔墨，立此存照，以供后人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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