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
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
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
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话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置。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12月30日晚，陶铸接见了武汉“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师生代表，学生和代表们提出来的问题以及陶铸答复的原始记录摘要如下：
“陶铸答复说：现在就提出的问题讲点个人看法。对王任重的看法：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最近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现有材料，不仅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言论，同志们充分揭，我们支持同志们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会作结论。”
“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如印刷40万份宋彬彬的传单，后来人大何一华来反映，我才知道，他们讲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我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那时我感到味道不对。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厉害。3点指示作为9月份那时还认为还不错。讲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现在讲那当然很不好。王任重这样一个人还能紧跟毛主席？因为中南5省，湖北还搞得比较好一点。如武大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那时还不错，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后来他们来反映，觉得不对，为什么这样吹，不支持少数派，打击南下同学不对，要平反。”
“关于《湖北日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学的，你们封《湖北日报》是革命的行动。”
“9月份湖北问题发生了，我与王任重谈过，说中南地区的问题值得注意，不是原来想象的，问题大，已暴露。到9月下旬问题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而是基本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改正，不能解决问题。”
“中南局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不知道。中南局写了一个检查，写得很坏，没有内容，不像检查，我打电话，指出这是政治错误，是谁讲印的，要彻底检查，要作深刻检查。为什么这时候还印谭力夫讲话，印湖北日报以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写的社论小册子，这是严重错误。你们可责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印，不老实你们就批判他们。还有《红卫报》，你们封得对，是革命的行动，这个报是办得很不好，原来中南局准备停刊的，但又怕停刊了，不能批判了。”
“关于广州市群众斗群众的问题。‘劝架队’、‘扫流寇’（同学：把广州造反的学生当流寇）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如是省、市委组织起来对待革命师生的，应立即解散。”“（同学：湖北省委组织了200多人的敢死队，都是高干子弟）我不知道。与西城纠察队一样的应解散，搞法西斯暴行决不允许，我查一查，严肃处理。”
“我坚决支持你们造反派。（同学：中南局派飞机送4个保皇派到北京，要物质待遇）要他们表态，坚决支持你们革命。（同学：你对武汉12.23反革命游行有什么看法？）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
“整个湖北省委还是路线问题。应该彻底改正，支持你们，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多少揭多少。”
“江苏几万保守派围攻省委，省委还是不动摇。湖北两千多保守派要来，我认为不能来。绝对不能脚踏两只船，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中央也做工作，你们也做工作，坚决把湖北的错误路线批倒批臭！真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
（同学：广州形势紧张，我们要求回广州）
陶铸：可以！我支持你们。
同学：我们来北京后，留下的人遭到围攻。
陶铸：要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就要垮台，你们去广州，我赞成，中南局为什么不可以炮轰。”
“（同学：现在有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整群众）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来整革命派，要解散。群众中思想左一点右一点是允许的。我们告诉广州，要严肃处理。”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决定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进行军训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训。毛泽东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主席这次谈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我们都认为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主席不仅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而且为即将来临的1967年指明了工作方针。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别向总理和康生做了汇报，总理又把主席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总理和康生都认为主席谈话内容深刻。总理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江青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我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我们大家都认为，似乎可以把‘内战’改成‘阶级斗争’。27日晚，陈伯达召集王力、关锋和我4个人，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起草元旦社论。商定主题后，陈伯达、关锋编句子、口述，王力记录，我补充意见。凌晨草成未定稿，准备过一天再改。这篇社论的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祝酒词里的一句话。而社论主题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关锋提出，我们把主席的话，作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好。我说，在意思上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我们写的稿子还要送给主席审阅的。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不用担心。后来，主席在审批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再作修改。说明主席也是同意我们所做的改动的。”
在元旦这一天，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驻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
后来，彭德怀在1973年4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4月26日做了切除手术，在1974年11月29日病逝，终年76岁。
且说在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
此前，以这些高干子弟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无忌惮地6次冲击公安部。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曾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月2日，毛泽东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他写道：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陈伯达在谈话中说：
“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说：
“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也说：
“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这天傍晚，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上马上出现了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也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间，各种急电纷纷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陶铸的夫人曾志回忆说：“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还说）“我去给陈郁同志（广东省长——笔者注）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指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笔者注），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本来，毛主席对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为文革出力，但结果他却积极支持了刘少奇、邓小平搞资反路线。陶铸也是如此。那时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是三位一体，互相呼应。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却专门在路线上与毛主席对抗。这3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1月4日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这两次夺权行动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张春桥事先并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两报夺权的批示后，马上通过红机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张春桥，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告诉了他。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张春桥感到有些惊讶。毛主席支持并完全肯定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并且认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张春桥在上海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抛弃的大批‘赤卫队’（原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组织，后来曹荻秋鉴于中央已表态支持‘工总司’，被迫声明收回他12月23日已签字同意赤卫队的8项要求。在毛泽东生日谈话两天后，上万‘赤卫队’工人拥进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张春桥指示‘工总司’集合队伍，将他们赶出了康平路——笔者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告状，使得许多单位的生产陷于瘫痪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另一方面，此时又现出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浪潮。面对汹涌的经济要求，抵挡不住的上海市各级领导向群众批条子，发钞票。他们中有些人所以这样做，在政治上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毛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对上海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让徐业夫来跟我说，上海方面有什么报告，要马上给他送去。张春桥那时也常和我联系，不过他和我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没有书面的报告，他当时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机要部门，要发电报也不太容易。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情况就马上报告给江青，然后江青就去报告给主席。主席在那段时间经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钓鱼台，经常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他住的小楼去开会。”“张春桥意气风发，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了‘工总司’王洪文这些工人造反派，让他们到‘赤卫队’工人群众中去作路线交底，劝说他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产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使得上海市委的‘后院’着了火。这时，他又支持由‘工总司’联合各个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由上海工人和学生群众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后来又有机关干部参加的‘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领导全市的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职责。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边站’了。”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和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中由电机系二年级以李振言为主的几十个同学组织的“捉鬼队”精心设计的一个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于是，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他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据蒯大富回忆说：“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周恩来秘书）就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
就这样，王光美在清华的批斗会上作了检讨，她说：
“我们对蒯大富同志进行的4次全校性的大会批判时，由于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而发生了3起自杀事件，对死者教师史明远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向他们请罪，对伤者学生朱德义赔礼道歉，并向他请罪。你们有权力控诉我，是我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你们受到了伤害。”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全国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将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转给周恩来。
刘少奇在请示信中写道：“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在信上批道：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泽东 1月6日
1月7日晨，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八一团红卫兵”的负责人贾健、董临平（女，父亲为军队将领）、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等。
以“八一团红卫兵”为主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要刘少奇到该院做检查的原因，是因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并在1966年8月2日、3日多次对建工学院的“革命团”、“八一团”等组织和一些辩论会上讲过话。
周恩来在接见贾健等人时说：
“主席让我来见大家，有件事情很重要、很急，要马上处理。你们学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要中央在7日零时将刘少奇交给他们，主席见到后很着急，把我叫了去，让我转告你们，中央不能把刘少奇交出来。我只好把工作放下赶快来见大家，我向有关方面做了了解，知道你们是建工学院的主流派，就把你们请来，告诉你们中央不能将刘少奇同志交给你们，主席不同意嘛！”“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你们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中央不能将刘少奇交出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在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不要揪刘少奇。中央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的精神是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见不到刘少奇也能批深批透嘛！”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接见新华社人员，专门谈陶铸的问题。陈伯达在讲话中说：
“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指的是“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说熊复拼凑了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笔者注）。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人说：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陈伯达接着说：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随后，这“换头术事件”立即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群情哗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呼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
1月8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几十个群众造反组织，向全市人民发布了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
1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有唐平铸、胡痴的谈话中说：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日造反。《解放日报》5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3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5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1920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关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这一套。”
毛泽东还说：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最后又说：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就在这次会议上，王力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月9日这一天，江青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阎长贵。她对阎长贵说：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据阎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一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毛泽东 1月10日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谭震林又问：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解释说：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说：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毛主席来了。”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好，好。”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他又告诉周恩来说：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最早出现在《十六条》下发以后。那时候，中央秘书局为了接待全国各地来京群众，在中南海西门外设了一个接待站，不久就引发了内部矛盾。中央秘书局党委在1966年8月21日全体会议上，公开点名要机要室的张良源、张振昆和“后楼”的邢进立、郝锡良等8人停职检查，并将他们赶出中南海。信访处闵耀良等6人认为这是压制群众，在11月25日首先贴出了题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大字报。而信访处洪雪竹等9人则针锋相对地贴出了题为《秘书局八月二十一日的全体会议好得很》的大字报，反驳闵耀良等。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字报式的争论，并出现了近20个造反派组织，后来逐渐形成了以闵耀良为代表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和以洪雪竹为代表的“中南海红旗造反团”两大派群众组织。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得知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去把刘少奇接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江青在侧。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一句话是：
“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这才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泽东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刘少奇一落座就问道：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
毛泽东说：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你读读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他把《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指给刘少奇看，念道：
“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斗争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吗？”毛泽东接着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不服气地说：“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
毛泽东生气地说：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依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刘少奇也忍不住还要发牢骚，他说：
“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他依然如此说话，便沉吟不语了，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又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两句老话，叫作：“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欲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是否顺利？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关于毛泽东生日谈话部分有重大变动，其原因在于笔者此前只看到了《王力反思录》中的相关内容，别无选择。
关锋在给戚本禹的信中说：“王力的两本厚书《王力反思录》，香港友人给我寄来了一套。粗看一下，问题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目前，《戚本禹回忆录》已经问世，张春桥等人的回忆材料也已公诸于世。相比较而言，这些材料是更可信的。据《戚本禹回忆录》说：“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膺，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这就是本章修改的依据。笔者以为，一个背叛了毛泽东的人，即使是当事人，他出书的目的及其所提供的材料都掺杂了一定的政治因素，这是后人不可不警惕的。所以，要写出一部信史，不但要仔细辨别所获取的材料的真伪，而对于材料提供者的人品之优劣，也是不可不加以识别的。
另，本章有关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值得认真研究。正如《人民日报》1月16日转载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中所说，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倘若全国各地的革命派都能像上海一样，摈弃私欲，不打派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顺利地实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少走许多弯路了！
电子版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