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毛主席也是伟大的策略大师。在革命紧要关头，他总是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拿出办法，引导革命取得胜利。毛主席从1921年投身革命开始，在其革命生涯中，至少遇到了如下几次较大的挫折：第一次，秋收起义爆发仅仅六天就宣告失败，部队集结到湖南浏阳文家市之后，遇到了“怎么办”的问题。第二次，长征湘江之败后，中央纵队行进到湖南通道县时，也遇到“怎么办”的问题。第三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事件后，内忧外患，再次遇到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
毛主席在遇到挫折时，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得革命转危为安、继续前进，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战略策略思想中内容最丰富、对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学说贡献最大的，是毛主席所总结和论证的一系列战略策略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坚持革命的远大理想与眼前的具体目标相结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首先，毛主席每次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革命的远大理想、都没有畏缩不前。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胜利在望到一败涂地，只是瞬间之变，倒在血泊中的共产党人成千上万。毛主席笔调生动、意志坚定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转战井冈山的战斗中，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队党代表的罗荣桓回忆说：大家又饥又渴、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毛主席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1930年，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红旗还能打多久”，表现出悲观情绪，毛主席罕见地用了一组排比句来表达他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其次，毛主席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反对一味硬拼，认为该退却的要退却、该妥协的要妥协，保存实力、积蓄力量、寻求发展。比如，在秋收起义事实上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剩余部队集中于文家市，一些军官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而毛主席坚决反对拿鸡蛋碰石头，主张向南部山区退却。为了说服大家，他做了一个通俗的比喻，说我们现在是一块小石子，打不破国民党那口大水缸，我们上山之后要变成一个大石子，将来才能够打破那口大水缸。
保存实力、不硬拼，这是不是投降和怕死呢？不是的，去井冈山继续坚持斗争，同样充满着危险和牺牲，道路同样是坎坷的。据统计，井冈山斗争时期，48000多名烈士长眠于此，只有15744人留下姓名，比较有名的就有卢德铭、张子清、黄公略、伍中豪、刘畴西、王展程、宛希先、何挺颖、寻淮洲、刘作述、刘辉霄，还有年仅24岁便成为我军第一位总参谋长的朱云卿。但这种牺牲与当时选择继续攻打长沙白白送死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的正确的道路，其结果是虽然牺牲很大，但革命力量能够迅速增强起来，建立了大大小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文家市会议上反对退却、主张继续攻打长沙的苏先骏、余洒度，后来成了可耻的叛徒。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八部分中，明确讲到了有两种妥协，一种是叛变，另一种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赢得时间而不得不做的妥协。对妥协不加区分的否定是“左”派幼稚病的表现。列宁还引用了俄国著名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这就告诉我们，笔直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再次，毛主席坚持战略藐视和战术重视的原则。毛主席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和论证了“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这一战略策略的完整概念。他指出：“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主席这一思想的基本点，就是一切革命者在全局上、在战略上不要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因为一切敌人都是腐朽的反动力量，从长远观点看是没有前途的，而新生的、表面弱小但是正在生长中的革命力量，是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的；一切反动力量，作为一个阶级或一种势力，其反动本性不会改变，它们对待革命力量的原则，永远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而且在其还占统治地位时或还具有反抗力量时，对革命力量是极其凶狠和狡猾的，所以在具体斗争中，在策略和战术上，必须认真地、谨慎地对付敌人，力争每个具体斗争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彻底战胜和消灭敌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策略上或战术上重视敌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是密切结合和相互依存的，前者必须以后者为保证，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前提，只有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才既不会犯“左”倾错误，也不会犯右倾错误。毛主席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四渡赤水出奇兵、十大军事原则，都是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经典之作。比如，十大军事原则中有一条，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就体现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战术思想。在长征湘江之败后，在通道会议上，毛主席坚持要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而建议红军前往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地区，体现了避敌锋芒的战术思想。
最后，毛主席高度重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比如，国际托派一直对毛主席晚年会见基辛格、尼克松耿耿于怀，认为无产阶级领袖怎么能与美国右派头子搞好关系呢？殊不知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险境，中国无力对抗美帝、苏修两个超级大国，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是联美抗苏的一步策略，在战略上中国始终没有放弃支援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这与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里可以引用毛主席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的谈话，来说明这一点。1974年，中国确定要和马来西亚建交。该年5月29日，毛主席会见了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拉扎克明确说明此行的目的，是要中国帮助解决马共在马泰边境搞武装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回答说：“那是你们的内政，我们不好干涉。”拉扎克接过话说：“那我就回去说，你们没有关系。”毛主席反驳道：“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关系呢？”马共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党，他的总书记陈平这时还住在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毛主席鼓励马共回到丛林中去进行武装斗争。当中国外交政策调整、需要和马来西亚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毛主席既有策略的灵活性，又有原则的坚定性，坚决不承诺放弃对马共的支持。这与某人1978年会见李光耀时牺牲国际主义原则的妥协，是有本质区别的。
回顾毛泽东战略策略思想的指导原则以及列宁的论述，对国际左派斗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正确估计形势。低潮时期总体是敌强我弱，力量对比非常悬殊。敌人是纸老虎，这是从长远角度来谈的；但现实当中，它又是真老虎，掌握各种专政机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人口的多数，但无组织的多数是不能形成现实震慑力量的，因此绝不能把进步力量寄希望于还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身上，组织群众需要做大量细碎的日常的工作。有多大实力干多大事，仅凭一腔热血是不行的。因此要反对单纯依靠先进分子的硬拼，更要反对把“保存实力”说成是“逃避”的错误思想。保存实力是为了积蓄力量，以达到现在无法达到的目的。事实上，当提出的口号与力量不匹配时，即现有力量无法达到目的时，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也就是由“左”变为右。
其次，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通常情况下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策略的名义牺牲原则来逃避现实斗争，这是大量存在的；另一种是把必要的妥协、迂回当作是右倾逃跑，强调进攻、进攻再进攻，笔直、笔直再笔直地前进。前者表现为取消主义，后者表现为冒险主义，两者的危害同样严重，不能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硬拼不是好办法，充分讲求策略十分必要。同时，不能否认全世界敌人的凶恶、狡猾和阴险，也不能否认全世界青年进步同志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但这并不是说不要总结其中的错误。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评价说：“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他接着说：“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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