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代表总理与高氏一同赴港
5月12日，周总理将《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的中、英文本交给高氏。情报已经指出此次暗害活动的主持者、指挥者，以及具体执行者即香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
5月15日晚，周总理接见杜维廉，告知中国政府准备派一位代表与高氏5月17日去香港，通过高氏与香港当局联系。
15日夜，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向时年36岁的熊向晖亲自交代任务：“高氏代表尼赫鲁，你代表我和中国政府。你把新的情况经过高氏提供给香港当局，把高氏转告的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报回。”
周恩来与熊向晖
总理强调：“代表不是传声筒，特务案件不同一般。如果你认为香港当局的处理有问题，时间允许就报回请示，时间紧迫就马上向高氏表态。此案复杂，不但涉及蒋，而且涉及美国和英国，所以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印度也是受害者，但是看法和态度不一定和中国完全一致，要参照统一战线原则来处理。担负责任和行使权力的是香港当局，我们只是处于协助和合作的地位。”
这个交代，清晰而理性，有效地指导了熊向晖后来在香港3个月的工作。
距5月17日离京赴港，熊向晖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虽然是仓促上阵，准备却相当充分。李克农、罗青长、章汉夫、黄华在16日分别向熊向晖介绍情况，并取得英国驻华代办处给他和助手及译电员3人一个月的香港签证。当晚，周总理约见赖嘉文和高氏，黄华与熊向晖参加。
周总理亲自做高氏的工作
5月17日，熊向晖和高氏一行到达广州，18日从广州经深圳抵达香港。高氏随即将我方提供的情报面交港督葛量洪。
高氏托我驻印度分社记者转给我父亲的一张与克什米尔公主号同款的星座式飞机
当晚，英警偕华籍译员按我方开列的12人姓名住址搜查。对其中4人分别拘留、逮捕或监视，5人未找到，而凶手周驹则于当天上午乘美国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偷渡”台湾。
19日，高氏将头晚抓捕情况告熊向晖。
熊当即表态：一、证明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完全正确，证明飞机确实是蒋特所为。二、香港当局仍应竭力追回周驹。
同时提出4个问题：一、为什么周驹恰巧在高先生和我到达香港这一天逃走？二、飞机怎么能有人搭乘偷渡？三、按国际惯例，陈纳德的公司有责任把偷渡者送回香港，为什么会让他到了台北保安队手里？四、香港当局说，周驹在5月18日上午10点16分从启德机场下班，又说他上午10点乘美国飞机逃走，两次时间和事实为什么不一致？
高氏说，前三个问题他也想到了，但是他忽略了第四个问题，没有注意到那个16分钟的时间差。
高氏和熊向晖合作愉快，但是其中不无反复。主要是高氏一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中间人，对这个任务沉不下心来，待不住。
刚到香港后，高氏认为，中方情报已提供给港方，此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港方可与熊向晖直接接触，他的中间人任务即可结束。
熊向晖告诉他：“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都非常关心此案，工作刚开始，你我是各自政府委派的代表，你不应以中间人自居，更不应中途退出。我与港方接触，一定要通过你。”
案件有了一定进展之后，高氏又对熊向晖说，港方对蒋特破坏及中方提供材料的正确性毫不怀疑，决心破案，并在更大范围将香港国民党特务坏蛋搞干净。
他认为中方提供的情报已足以使港方据以破案，他对破案已无可帮助，建议熊信任港方，让他回国。
熊向晖则对他说：“我们的行动都应听从本国政府的指示，我无权答复你是否现在回国。作为朋友，个人建议，在印度舆情激昂的形势下，你不宜急于摆脱印度政府交给你的任务。”
这两次熊向晖对高氏的表态，都及时报回北京，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
周总理在给熊向晖的一封电报中指出：“通过高氏转达我们与港方之间的情况和意见，比我们直接与港方发生关系有回旋余地。感谢他在这一案件上的努力，希望他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在港与你合作，直到破案为止。这是中印友好相互信任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印双方争取改善中英关系的一个实际做法。”
高氏得知周总理对他的夸奖，认为要他继续留港是对他的极大信任，是他的莫大荣誉。他将立即报告政府，对总理所说中印关系的话极感兴趣，要熊向晖允许他以适当措辞告诉港督，从中英关系的角度加强港督破案的决心。
每当香港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或者反复，熊向晖电告北京后，北京马上就作出反应，或者约见英国代办，或者与印度大使洽谈，督促香港当局将警察司中参与办案的台湾特务一一清理，克服办案中的种种阻碍。
特别是6月初到港了解办案情况的高氏的上司马利克态度有明显反复，周总理得知此情况，收到熊向晖电报的当天下午就接见了印度大使赖嘉文，请他将这一反复转告尼赫鲁总理，指出：
“港方既已承认事情发生在香港，一再认为我方提供的材料可靠，从捕获和侦察到的人犯中联系起来加以追究，即不难获得充分证据。如果港方认为这些人犯因无证据，不能判罪，只能驱逐出境，就说明它想把此案草草了事。我们得到材料，蒋介石通过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要香港政府把逮捕的人驱逐出境到澳门，并交还文件，否则对在台湾的英国领事馆将不予保护，还要派人到香港来捣乱。此外美国也在施加压力。看来这个材料是正确的，而港方过去否认这一点。”
此外，关于马利克对港方态度没有异议，周总理表示诧异，对大使称怀疑这是否代表印度政府的意见。
几天后，赖嘉文见周总理，告知尼赫鲁的表态，请周总理不必有任何怀疑。印度一定尽一切力量使调查彻底地继续下去。
高氏得知这些交涉情况后感慨地说：“你们的效率真高啊！你在这里跟马利克谈，你们总理又找我们驻华大使谈了，连我们总理也知道了。”这效率，不是因为周恩来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对同志、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这也是他令海内外各种政治立场的人士一概折服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有这些工作，也使高氏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对办案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中间人变为当事人。当年8月中，由于英方明显有包庇案犯的嫌疑，办案不力，中方决定召回熊向晖，给英方施加压力。此时，和熊向晖一起在香港已经将近3个月，曾经数度要抽身而去的高氏，却主动提出单独继续留在香港，观察情况。
真相终于大白
9月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向章汉夫副部长提交了周驹的罪证摘要，其内容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系台湾特务机构指示周驹所为。
香港当局9月3日发表声明，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交回香港受审。
9月4日，英国驻台湾淡水领事赫尔曼面见国民党台湾省“主席”严家淦，要求将犯罪嫌疑人周驹交回香港当局。
尽管台湾当局不敢交出周驹，但是此案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密谋克什米尔公主号谋杀案的所有凶手，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在与印度联手促使英方港方破案的过程中，一大批混进香港警署乃至政府机构的国民党特务被揭露和清除。
所以，熊向晖在总结此案时，认为，这个案件“凝结着周总理的心血和智慧，在案发后的不利局面中，周总理联合印度向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进行了坚决而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英方公布克案真相半年之后，英国驻华代办处1956年3月12日在致我外交部的照会中表示：“女王陛下政府无意让香港被利用为对任何人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女王陛下政府愿意说明：如果今后一旦认为香港的设备正被有意地加以滥用的话，香港政府有自由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来对付这种滥用行为。”
这是香港回归祖国41年前，英国对香港仍有治权的时期，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作出的一个正式承诺，不让香港“被利用”成为对新中国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这也是毛泽东时代外交的一个胜利。
70年过去，克案仍不失为外交危机处理的一个典范。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的人对工作、对同志的态度和掌控全局、处理危机的能力，以及能否把工作做到人心里的水平。
（系熊向晖之女，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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