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何被解读，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书斋之辩，而是关乎普通人立足何种立场认知民族过往的根本问题。当下舆论场中的明清之辩，正陷入两种极端叙事的对立：一方刻意淡化1644年明清易代的历史坐标，担忧争议“带乱节奏”;另一方则将明亡清兴等同于华夏文明中断，把近代中国的苦难尽数归咎于清朝。这场看似无休止的争论，表面是对历史评价的分歧，实则暴露了阶级叙事缺席后，历史认知失去核心锚点的深层困境。当王朝更替替代了制度本质，民族标签掩盖了阶级矛盾，明清之辩便沦为情绪宣泄的赛场。唯有重拾人民史观与阶级分析工具，穿透王朝更迭的表象，方能拨开历史迷雾，找到这场争论的真正出路。
一、错位的争论：民族叙事对阶级本质的遮蔽
评价历史的首要前提，是确立观察的立场——是站在封建帝王将相的统治视角，还是立足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立场?这一根本问题的缺位，正是明清之辩陷入僵局的关键。在当下的讨论中，不少观点脱离社会形态与阶级结构的核心维度，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民族对立的二元叙事：批判清朝者，聚焦其初期的民族压迫与屠杀史实，却忽视其对明代封建统治结构的完整继承;维护清朝者，强调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却回避其作为封建政权剥削农民的本质属性。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共享着同一认知误区——用民族身份替代阶级本质，用朝代标签掩盖制度根源。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明清两朝，并无本质性差异。二者均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经济基础，以地主阶级为统治核心，通过国家机器对农民实施系统性剥削，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明朝的覆灭，根源并非“民族政权的失败”，而是内部阶级矛盾的彻底激化：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赋役负担层层加码，官僚体系腐朽不堪，广大农民丧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最终爆发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这不是“乱臣贼子颠覆王朝”，而是被压迫者对腐朽统治的必然反抗。同样，清朝建立后迅速完成对封建统治结构的承接，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官僚形成剥削农民的阶级联盟，对劳动人民而言，皇帝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从未改变其被压迫的处境。将1644年塑造成历史由盛转衰的“决定性节点”，本质上是人为割裂历史连续性，模糊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本危害，最终让历史争论沦为无意义的情绪对抗。
二、叙事的转向：阶级分析退场与民族叙事的崛起
当下明清之辩中民族叙事的泛滥，并非偶然，而是阶级分析在公共历史话语中逐渐退场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历史研究与教育始终立足人民史观，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民族问题纳入阶级分析框架。对包括清朝在内的封建王朝，评价的核心始终是其阶级本质、对人民的态度以及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与反动作用;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凸显各民族劳动人民反封建、反压迫的共同利益。彼时对清史的批判，并非基于满汉对立，而是指向其封建剥削本质，以及近代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的腐朽妥协。这种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历史叙事，为大众提供了清晰的认知工具，避免了历史解读陷入民族情绪的误区。
改革开放后，国家治理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阶级斗争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历史叙事与民族政策的侧重点随之调整。民族政策更强调稳定与融合，历史表述中对民族关系的凸显，逐渐取代了对阶级对立的系统分析。清朝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被反复强调，而其封建统治的剥削本质、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则被边缘化。这种话语转向并非源于清朝阶级性质的改变，而是阶级分析工具的逐渐缺位。当大众理解历史失去了最核心的阶级视角，便只能退回到最直观、最易情绪化的民族解释框架中。社会矛盾与历史积怨找不到阶级根源的合理阐释，便自然以民族对立的形式呈现，这正是明清之争情绪激化的现实土壤。
值得警惕的是，用民族叙事替代阶级叙事，不仅会歪曲历史，更会削弱人民立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不会因统治者民族不同而减轻;封建专制的残酷性，也不会因王朝姓氏更迭而改变。将历史矛盾简化为民族对立，只会模糊真正的压迫关系，让人民在虚幻的民族情绪中迷失方向。所谓“1644史观”，并非某人刻意“带节奏”的产物，而是阶级分析长期缺位后，历史认知的自然替代选择。不讲阶级、不讲制度、不讲人民处境，历史就必然被简化为“哪个朝代害了中国”的片面判断。
三、破局的关键：重拾人民史观与阶级分析
厘清明清之辩的迷局，关键不在于“降温争议”，而在于重新确立阶级分析的核心地位，回归人民史观的根本立场。这场争论的核心矛盾，从来不是“该不该提1644年”，而是“用什么立场解读历史”;真正需要警惕的，也不是所谓“1644史观”，而是阶级叙事缺席导致的历史认知偏差。中国历史真正的转折点，不是1644年的王朝更替，而是1840年帝国主义的入侵——它让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重要的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它让人民真正翻身做主，彻底终结了封建剥削与民族压迫。只有明确这一历史坐标，才能跳出王朝优劣的片面争论，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教员曾指出，群众的思想问题背后，总有现实与历史根源。当下明清之辩的情绪激化，值得反思的不是群众如何解读历史，而是公共历史话语是否提供了科学的认知工具。当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质被淡化，当农民起义的革命意义被边缘化，民族情绪必然会填补认知空白。历史研究与讨论的终极目的，不是为某个王朝翻案，也不是为情绪寻找出口，而是让人民看清苦难的根源、明晰解放的路径。明清之争的破局之道，正在于重拾阶级分析工具，立足人民史观，认清明清两朝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理解封建社会的兴衰是制度性必然。
唯有如此，才能既科学评价明清历史，又维护历史的连续性;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抵制狭隘民族主义;更能坚守新中国革命传统确立的根本历史观与政治方向。当阶级叙事回归历史话语的核心，当人民立场成为解读历史的共识，所谓的明清之争自然会褪去情绪的外衣，回归历史研究的理性轨道，让历史真正成为滋养民族智慧、指引未来方向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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