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海上与上海
1，海上日记
1976年5月24日，星期一。
十年前的今天，同样是这个时刻，我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捍卫我们的×，捍卫伟大领袖，捍卫马列主义。”
那时，文化大×命的惊雷已隐约可闻。
十年时光过得多么快啊!那时我才是一个不满17岁的毛头小伙子，在我的眼睛里世界是极为简单的，阶×斗争的界限是极为分明的，斗争的目标是极为明确的，而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复杂了十倍，我很难说自己是变得愚蠢了还是聪明了，因为许多以前感到很明显的问题现在似乎模糊了。
1976年6月1日，星期二。
下午开大会，市委杨同喜来校，宣布成立×委领导小组，看来工作组快撤了。
我送锻压七四去上海，未开会。
局势稍有和缓，压力稍有减轻，我就又有些放纵，在日记里流露了一些真实的思想。这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次清查工作，我们学校“成效” 不大，没有像某些“左派”所希望的那样，恨不能揪出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才解气。究其原因，也与校方的领导班子有关。当时还是由工作组主政，属于临时掌权，没有太高的热情。如果工作组早撤几个月，情况可能会大有不同，许多师生也许难以轻易过关。在新组成的“×委领导小组”领导下，我们应当小心，不要成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牺牲品。可恨我改不了写日记的坏习惯，只能时时提醒自己务必谨慎，尽可能只重记事切勿抒情、仅写见闻避谈政×，千万不要因文字而招惹祸端。像下面这篇日记，写得就比较轻松。
1976年6月2日，星期三。
今日去邮局，遇一趣事，特记之。
一山东老汉的儿媳在大连分娩，给他拍电报“带蛋来连”，意思是带些鸡蛋前来，因儿媳需营养。不料邮局将电文翻错，变为“带英前来”。此本为一句无意义的话，谁知老汉家中恰有一小女名“英”，于是老汉便带此女前来。至大连方知有错。是日老汉前往邮局诘问，然而“英”已前来，“蛋”却在千里之外，奈何?
我去邮局，是因为有急事须与家里用电报联系。
就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事情：我母亲急着要到上海看病，而我父亲已去干校、弟弟刚回山西、妹妹正在实习，都不能陪她前往，只能命我请假回家。
这次去上海，对母亲来说相当重要。她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却迟迟未被批准，原因是她要求返回原籍无锡;而异地安置是相当麻烦的，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母亲的理由就是体弱多病，无法适应北方气候。为了证明自己的病情属实，仅有无锡医院的证明还不够，还需要北京或上海的大医院予以权威诊断，所以，母亲必须去上海看病。
1975年5月29日我母亲在无锡第二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书，证明她患有脑动脉硬化症、颈椎病、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医嘱是“继续治疗”。
如此“重任”，我无法推托。明知正在毕业设计的关键时刻，我还是硬着头皮请假。仗着和班长老艾关系熟，只写了个请假条交给他，也不管系里是否同意，硬是自行离校了。
清查期间憋闷多日，很少写日记。借船上闲散无事时光，详细记录了一下政×风波稍见平稳之后的旅途见闻，就是下面的“海上日记”。
1976年6月3日，星期四，晴。
下午4时整，“长山号” 客轮汽笛长鸣，驶离码头，缓缓向防波堤外移动。一出堤外，便加快了速度，不久就把大连港抛在了后边。我又开始了今年的第三次旅行。以前旅行总是忘了记日记，这次下决心要认真一些。
“长山号”是国产大型客轮“长”字号里的老三。“长”字号共五艘，其余四艘是“长征”、“长锦”、“长绣”、“长河”，排水量都是7500吨，一律是窄长匀称的船身，色彩鲜明，十分漂亮。这些船本是典型的远洋客货两用轮，却不知为何被用作近海客运了。不管怎么说，这比起十几年前往来于上海至大连间的“民 主五号”，是强得多了。就连当时最好的“民主十三号”，也远远比不上。“长山号”船体高大，几层舱房宽阔明亮;就连四等舱，半数以上是小舱房，同“民 主”辈轮船那些大统舱相比，真是天地之差了。
我买的是四等舱船票，同舱6人。我的床是下铺，对面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姓杜，大连人，上身穿鸡心领桔黄汗衫，下身着一条蛋青色细腿长裤，一头蓬乱的长发，胳膊上刺着一只蓝色的锚。看那样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小流氓，但聊了一会儿，反倒觉得挺可爱。他格外健谈。上船时他与我一同进检票口，见我东西较多，便自告奋勇帮我拿了一只手提包，上船后正巧在一个舱，就更亲热了一些。聊了不到十分钟，就把他同“对象”一块儿照的相片也拿出来给我看了。他是铁路工人，在货场工作，“对象”是东方红商场的售货员。他这次去上海是探望姨母，带了许多蜂王浆之类的药品，他又把自己所带的所有“礼品”一样一样拿给大家观赏，最有趣的是他最后拿出一双式样古怪的皮凉鞋，很自豪地宣称是他“对象”临行时送给他的，接着就立即穿到脚上了。
我头上铺位躺着的也是一个青年，姓刘，是牡丹江地区的上海插队知青，沉默寡言，自上船后就一直在听小杜唠叨。
小杜的上铺是一个来自海城的汉子，聊了一些当年地震的情况。
第三个上铺是一个胖大的中年上海人，到东北出差的。一进舱他就连忙脱了鞋爬上床躺了下来。他说自己最怕晕船，所以吃了许多“晕海宁”，然后就闭上眼睛老老实实躺着，几乎连话都不敢说。
至于第三个下铺的旅客，一直不见踪影，我由甲板上下来的时候小杜正在说：“……看来这张床是没人睡了……”
话音未落，一只书包从我背后飞到了那张床上，接着一个人随着我进了舱。
这第六名旅客姓贾，上海人，1970年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后来到大庆，现在盘锦油田工作。他跟小杜真是一对儿，一张嘴说个不停。舱里有这么两个活跃分子，真是热闹多了。
这姓贾的小伙子看来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上个月刚从上海回来，现在就又溜回家了。“这回起码要向单位写检查!”他似乎有点得意地说，一边掏出电子打火机点着香烟，接着就开始吹嘘他的打火机。为了证明打火机是电子起火的，他特地把那小玩意儿拆开，让每个人把手指贴到打火装置上去试试有没有电。小杜十分羡慕，决定到上海也买一个。
我上铺姓刘的青年与小贾也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用上海话聊天，大扯赌经。小贾说他一夜工夫就把一块罗马手表给赌输了。光同小刘聊他觉得不够劲，又用普通话给我们大吹上海赌博兴盛的情况，在他嘴里，整个上海似乎成了个大赌城，无巷不是赌场，无人不是赌棍。
旅途本无聊，有这么个吹牛大王，倒也可以解闷。
不知不觉天黑了。船行很稳，几乎感觉不到是在海上。喇叭里广播说餐厅供应晚饭，大家便都从床上爬起来去吃饭，连那怕晕船的胖子也起来了。
餐厅供应炒菜米饭。由于人多，买饭筹就要排很长的队，而且要等好久才能找到座位。这就是大船不如小船的地方了，小船人少，也就不会这样拥挤。
供应的炒菜只有四五种，同十几年前比可差多了。但好歹米饭不搭粗粮，这又是难得的优点了。
吃完饭听说晚上就在餐厅放映电影，但偏偏是老掉牙的《地道战》，看来吸引不了几个人。我是吃过饭就回舱了。不一会儿其他四个人也陆续回来了。这时有一个姓马的上海女人来找小刘，看她那副样子就不正经：一头乱发像鸡窝，两只鼠眼陷在脸上的肥肉里，可她还要故作娇媚，身子扭来扭去，又从嗓子里挤出一种酸溜溜的声音，真叫人恶心。
她在我们这里泡了一会儿走了。小刘说她是同自己一个农场的，不是个好东西，在农场与一个农工乱搞，受过处分。
东拉西扯直到10点。今夜船还平稳。刚才服务员来扫地，顺手把灯关了。我又打开灯写日记。
小杜从床上坐起来：“不行，睡不着。”
我问：“怎么啦?”
“人不常出门，一出门就想家。”说完点着一根烟抽起来。
现在小贾也爬了起来，听小杜吹捞海参的故事。他说得有趣，连我也停下了笔。
“捞海参夏天不行，因为它和别的动物不一样，它是夏眠，夏天都钻到沙子里去了，只有冬天捞才最好……先在海边点堆火，活动开筋骨，脱了衣服戴上水镜，喝上一大口酒──可不能喝多了，先把救生圈扔出去，然后一个猛子扎到海里，游到救生圈那里，憋足气，一下就扎到海底。那滋味你没尝过吧?那水冷的──怎么说呢?就跟掉到开水锅里的滋味差不多少!
“到了水底，你就看吧!大个的海参一个挨一个，它跑不了!你就跟拾鸡蛋似的伸手拿就是了……可别太贪，一觉得手脚有点儿发麻就赶紧往回游，慢了就麻烦了!……”
我倒是尝过在摄氏零下十度左右冬泳的滋味，的确像他说的，就跟跳进开水锅里差不多──看来对于人体皮肤来说，极热和极冷的感觉是一样的。只是出水时间的掌握和他说得不太一样。我是一感到后脑勺开始发凉就赶紧往回游，如果等到“手脚发麻”就有些太冒险了，弄不好完全控制不了四肢的动作，那可真“就麻烦了”!
1976年6月4日，星期五。
晨五时醒，今日天阴，但船行尚平稳。七点半去餐厅吃了一碗面条。无事可做，只有接着睡觉。
那个姓马的女人又来找小刘聊天。小刘看来很讨厌她，说话尖刻，大揭其底：“那农工给你不少钱嘛!”
她的嗓门突然压低了：“谁说的?”
“我跟公安局的某某某十分熟悉，他的女朋友是我们卫生所的，你还想瞒我?”
女人不吭声了。停了好一会儿，说：“人嘛，总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让他们说好了，反正我站得正不怕影子歪……”
小刘的语气里明显带有讥讽的味道：“你站得正吗?”
气氛一时挺尴尬，我只有闭眼装睡。所幸这时小杜和小贾回来了，这两人此时已经成为极好的朋友了，小贾正在对小杜胳膊上刺的那只锚大加评论：“这也太过时了，别人看了还以为你是三十年代的青洪帮呢!现在讲时髦的哪有这样子的!”
小杜苦着脸问：“那怎么办?”
“真没办法!夏天又不能穿长衫，否则别人会说你洋盘!”
小杜不懂什么是“洋盘”，小贾告诉他就是“傻瓜”的意思。小杜很苦恼地想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我刚好带了一卷绷带，干脆把胳膊包起来，假装受伤了。”
两个人真的动手缠绷带，马女人也在旁边帮忙，我在不知不觉睡着了。
船把我晃醒了，只觉得肠胃十分不适。同舱的人都躺着，没人吭声，只听见浪头拍打着舷窗轰轰作响，可见外面的风浪相当大。
小贾上铺的胖子开始大声地哼哼，我也觉得肚子里翻腾得越来越难受，终于，胖子带头，纷纷开始呕吐。我是往装刷牙缸的塑料兜里吐;小贾往痰盂里吐;小刘来不及找东西，把枕巾叠起来做了个口袋往里吐;大胖子则很省事，把脑袋耷拉在床沿上，伸着脖子张着嘴，直接往下倒，先是吐得哗哗地，后来则滴滴答答像个坏了的水龙头。幸亏那海城汉子不晕船，及时把垃圾桶踢到床边接着大胖子的“坏水龙头”，才没有满地泛滥。舱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呻吟声，弥漫着让人窒息的恶心气味，实在太狼狈了。
我吐得天旋地转，四肢瘫软，不晕船的人无法体会，那滋味简直比死还难受!
这个下午真是太难熬了。只有那个海城汉子居然还能去餐厅吃晚饭，其他人几乎把肠子都吐出来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船的摇晃明显减轻了，大家陆续停止了呕吐。服务员来，把狼藉不堪的房间打扫了一下，又打开舱门放进了新鲜空气，大家这才像死而复活似的恢复了生气。小贾和小杜又开始互相吹起了牛皮。
这次吹的是那个曾经震惊中外的事件。几年前的“十一”国庆节期间，上海发生恶性事件，大批流氓居然在最热闹的外滩等处公然强剥妇女的衣服，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小贾庆幸自己那天没去“轧闹忙”：“……那天出动的警察和民兵多极了，凡是当时在场的人一律拘留，然后再挨个审查。里弄居委会也对所有的年轻人进行调查，凡是那天晚上出去的人都要审查。哦哟!上海的民兵厉害，你去了可别碰到!”他对小杜说。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胡说八道，上海的民兵要是有这么厉害，就不会出那种事情了!”
大家一看，原来是晕船最严重的大胖子也被话题吸引了，哼哧哼哧地从上铺爬了下来，一屁股坐到小贾旁边。小贾不服气地问：“你怎么晓得?”
“我怎么不晓得?!”大胖子反问：“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就是专治你们这些小赤佬的。我是静安区民兵指挥部的!”他说完，显然是带着善意笑了笑，所以小贾倒没被吓到，反而嘲弄地说：“既然你知道得多，你就说说嘛!”
大胖子慢慢地系着裤腰带：“……那天可让小赤佬们得逞了。当时外滩的民兵发现流氓闹事，赶紧给市里指挥部打电话，可拖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头头。而好多民兵都放假了，又拖了很长时间才凑了一些人。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只抓了一些看热闹的戆头。像你这样狡猾的家伙──”他伸手拨拉了一下小贾的脑袋：“早就跑了!”
小贾整了整头发，连忙分辩：“那天我根本就没去!”
“害怕什么，我又不会抓你!”大胖子笑了笑：“我实在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想些什么。像你吧，赌博、旷工、到处乱窜!就不能好好工作学习，干点有意义的事吗?”
“我又不是不好好工作。”小贾嬉皮笑脸地说：“我们那儿搞路线斗争，已经停工好久，没啥活可干啊!要说学习嘛，那些什么儒家法家的事情，我文化低，搞不懂，弄不好还要犯错误的，不如玩玩，散散心。”
大胖子不说话了，从衣袋里掏出一根烟，小贾连忙讨好地打着他那电子打火机。大胖子抽了一口烟，又说：“现在的事情，是很难说。关键是在上头……”
海城汉子突然插了一句：“说点别的吧!”
大胖子愣了一下，改变了话题。接着他们开始评论大连的大饼子夹咸鱼和上海的奶油蛋卷之间的差别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则抓紧时间写了这篇日记。现在船已经不晃了，也许可以这样一直平稳地到上海了。
1976年6月5日，星期六。
按预定的时间，我们应当在凌晨三点左右抵达上海，所以提前收拾好了东西。没想到和上次一样，午夜过后，船又抛锚了，也许仍是码头没有泊位。大家都很扫兴，只有躺下睡觉。
早晨起来，看到江面雾气很浓。八点多钟，发动机轰鸣起来，终于起锚了。两小时后，“长山号”靠上码头，随着船头钟响，铁锚坠入水中，溅起一片浪花。上海终于到了。
旅客们挤满了甲板和走廊。小杜和小贾带的东西不算多，便帮着大胖子提了两只行李袋──大胖子的东西可真不少。
走下舷梯后，大家挥手告别，大胖子还特地向小杜和小贾道谢，然后就各自消失在人丛里。
又一次旅行就这样结束了。
这几段“海上日记”，遵守“只重记事谨戒抒情、只写见闻避谈政×”的原则，倒是很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小船舱里的人物形态。至今我还能想见两个“小流氓”护送大胖子工人民兵下船的场景，让人忍俊不禁。
20世纪初的上海外滩。
2，上海印象
在上海期间，我没有写正式的日记，而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篇短文。现原汁原味地抄录如下。
因陪母亲看病，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每天除了去医院，没有多少事情，所以能静心观察一下上海平民的日常生活。
这次住在紫金路33弄，一条极平凡的弄堂里。要到达我们所租住的三楼那个小房间，需要在黑暗中爬上三十多级木板楼梯。在三楼不大的面积里，居然住着八户人家。八户人都用煤炉做饭，共用一个水龙头。这样拥挤的程度，是在其他城市生活的人所无法想像的。几乎每一块空间都被尽量利用了，楼梯口的拐角处，竟是三家人的厨房，另外几家人则挤在头顶上的小阁楼里做饭;推开窗户，便与对面住户隔巷相望，几乎伸手便可互递物件;两窗之隔如在一室，举止皆在对方眼下;而炎炎夏日，又无法“闭窗自守”，只有慢慢习惯吧。
虽然住得很挤，但居民们彼此相互照应，倒也和睦。他们对我们母子很关心，白天若我们不在家，炉子将熄，会有人代为添煤;如有来信，邻居会代为收管;有客人来访不遇，有人代为接待。各家都有许多小孩，白天上学，回家吃饭，并不混乱。我们来了这些天，只听见邻居吵过一次架，声音也不算大;待我出去看时，已经销声匿迹、各自回屋了，也不知因何而吵。
上海的每个弄堂都有传呼电话，可以覆盖所有的居民住户，经常会听到值守电话的大妈在高声呼喊，要么是“张家姆妈电话!”要么是“李家阿公电话!”总是忙得很。里弄的工作搞得很有秩序。白天巷口有人值班，多是白发老妇，一边用毛线编制着东西，一边监督着玩耍的孩子。晚上常有人在室外放电视，不知是私人的还是居委会的，有时紫金路上会有三部电视同时放映，孩子们都规规矩矩地拿着小板凳去看电视，很少有到处乱窜、调皮捣蛋的了。
每天早晨五时许，照例被“哗哗”的刷马桶声吵醒，这也算是上海的一大特色吧。起床后步行前往淮海公园。上海的公园不多，也许是为了控制游客数量，几乎没有不要门票的。不过，也可买一张五角钱的月票，自清晨至晚七点均可凭证自由进出公园。公园里几乎都是老年人，比大连的公园热闹得多。有的人在“退休工人服务队”的指导下学打太极拳，有的人舞枪弄剑练武术。一棵大树下每天都有两个似乎是杂技演员的中年人，在那里训练三五个男女孩子翻跟头练把式，孩子们的家长在一旁监督着，招引了一大群看热闹的观众;到七点钟，孩子们便上学去了。
早晨在去公园的路上，到处都能看到正在锻炼身体的老人。许多老太太是早早起来买好小菜，便在人行道上打一阵太极拳;或是大甩其手(那是一种很流行的锻炼方式)，全然不顾行人众目睽睽。
早晨我也喜欢到菜场转转。小菜种类很多，但花色菜(土豆、芸豆、黄瓜等刚上市的时令菜)需凭菜卡供应，一般菜(大头菜、西红柿等)则可随意选购。肉类供应极丰富、我看到金陵菜场每天下午杀鸡宰鸭，以备第二天出售，可知肉是极新鲜的。
一般上海人为赶上班时间，早点都是在街上吃。在上海吃早点极方便，所有重要一点的街道上或拐角处，都有大大小小的饮食店、小吃部。紫金路是一条极短的马路，也有一家食堂。所以吃早点几乎无需排队，除非是要吃现炸现买的油条，但至多也不会超过十分钟。
饮食店供应的品种数不胜数，仅看紫金路那家食堂的早餐，便有油条、大饼、葱花饼、肉包、菜包、豆沙包、米粥、豆浆、阳春面……另外还有一种“糍饭团”，是用蒸熟的江米捏成的，里面夹着一根油条，可以拿着边走边吃，既好吃又方便。上海人吃得精细，居然有半两的粮票，这在全国范围内大概是独一份了。
如此种种，也是其他任何城市无法相比的。我在大连曾在小饭馆排过45分钟的队，就为买两个没掺玉米面的烧饼和一碗稍稠一些的豆浆，这让上海人听来，要以为是神话了;而上海人的“奢侈”与幸福，也难免会让外地人羡慕甚至忌妒。
八九点钟，商店陆续开门。街上行人渐多，以致十分拥挤。商品的品种之多、质量之好，也非其他城市可比。但是，近来为了控制物资外流，买东西不是要“卷”就是要“卡”，没卷没卡便只有望“物”兴叹了。
上海的服务态度，也较外地为好。我去买件背心，售货员一下子拿出好几件，逐一介绍，不厌其烦。其他服务行业也十分周到细致。买煤球，可以一直替你送到楼上;到医院看病，可以有药房代煎中药，每天上门送两次，只要8分钱;照相馆的摄影师态度热情认真，绝不会让人以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出现在照片上……
当然，上海也有一些难以适应的地方，最典型的问题是上厕所。在繁华的南京路，想找到厕所很不容易。那所谓的“厕所”往往隐蔽在狭窄的旁巷里，是靠墙的一道小便槽，两边只有半人高的矮墙，背后毫无遮挡。巷口外，就是游人如潮的南京路;矮墙旁则是简陋的水泥马桶池，居民大婶们在那里一边“哗哗”地刷着马桶、一边大声谈笑;背后，则是贴着脊梁侧身挤过的男女路人。上海人显然已经很习惯在这种环境下撒尿，而外地人真得有过人的心理素质才行。这里说的仅是男厕所，不知女同胞们是如何解决内急问题的。
上海并非万事完美，给我留下很坏印象的，首先是火车站。
上海站是一片陈旧的灰色低矮建筑，分为南区、北区，管理十分混乱。我应属于经常坐火车旅行的人，也被搞得头昏脑胀，至于那些很少出门的乡下人，在这里几乎完全分不出东南西北了。
车站前有一个小广场，出站口位于一侧，一出站就是热闹的大街。每当有列车到站，蜂拥而出的旅客与街上往来的行人挤作一团，接客的人隔着铁栏杆大呼小叫，喧杂不堪;人丛中服装“摩登”的时髦女郎与破衣烂衫在地上拣烟头的老人相映成趣——那捡烟头的工具是一根顶端钉着铁尖的长竹竿，看见烟头一扎就得，省得弯腰费力，也算是很有“创意”的专用工具了。
车站服务人员的态度很恶劣。我去改签车票，售票员不懂业务，竟说不可以改签;我稍加分辩，车票就由窗口扔了出来。而且上海站没有小件行李寄存处，所以在南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背着大包行李逛街的人，往往就是等待中转换车的旅客。
在上海，还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不同社会阶层在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差别。
我曾随母亲拜访过一位部队干部。在住房极为紧张的上海，他们一个7口之家的住宅，竟有7间极大的房间──还不包括厨房和厕所，这样的居住面积，足够我们紫金路那个小楼上的居民住上20户。那住宅的装饰华丽和家具的精致考究，是我未曾想到的。而我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中层级别稍偏上的干部家庭，那些高级干部的住处自然更为豪华。上海锦江饭店旁边有一条不长的街道，虽然位于繁华的市区中心，却人迹稀少，十分安静。街上树木茂密、环境幽雅，街的两头各有一块牌子，写着“机动车辆禁止通行”，还有警察值勤。高墙之内，绿树苍翠，鸟儿在枝头啼鸣，里面是个什么样子，是我这样的普通百姓所无法了解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头常见的景象。像外滩江边招揽观众的卖艺者，高叫“长三针上海手表一角一块”的玩具小贩，向过往行人兜售“家具新式图样”、“毛衣编织法”等油印小册子的女人，以及游荡在车站附近蓬头垢面的乞丐。
晚上是大上海最漂亮的时候。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上华灯齐放，人民公园外墙的科技画廊吸引了许多行人，工人文化宫里灯火辉煌，冷饮店座无虚席。难怪上海被称为“不夜城”，晚上倒比白天更热闹。
我也曾在傍晚时分去过外滩几次。江面大小船舶往来不息，各色灯光随水波荡漾，别有一番景色。若说早晨的公园是老人们的乐土，那傍晚的外滩就被年轻人所垄断了，一对一对的情侣，占领了江边的长墙。我数了一下，在短短50米距离内，竟有36对，其密度让人咋舌，真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程度了。很让人担心他们一回头搞错了人，闹出笑话。但他们却只顾自己喁喁私语，真正到了“旁若无人”的境界。
上海青年的开放程度，很让外地人侧目：挽臂同行者、相拥亲热者，比目皆是;甚至还有完全不顾路人目光，动作放肆不堪至肉麻者。此类风气同上海人的奇装异服一样，也许是这开放的大城市由来已久的“文明”的表现吧。
时近午夜，凉风习习，海关钟声在江面上久久回荡，大上海迟迟没有入睡。实事求是地说，它也许是极少数至深夜还可让人在街头独行，而不必过于担心人身安全的城市之一。
上海真是一座特殊的城市。当初，它被誉为“文化大×命的策源地”，后来，则被称作“‘四人帮’的反动巢穴”。而在1976年的夏季，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座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现代化都市。其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物质供应的丰富，全国罕见。
至于文中的最后一段话，说明我对上海的了解还是有些片面。尽管它的治安管理似乎好于其他城市，却并非平安无事。我返回大连之后一个多月，上海再次发生恶性事件：一群流氓扒光女人的衣服，引来数百人围观。几年之间，上海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同类事件，影响极为恶劣。上海的流氓似乎热衷于扒女人的衣服，大连的流氓更习惯用拳头说话，这也是各有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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