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芝圃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激进政策，对河南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1958年，吴芝圃提出了极为激进的口号和目标，包括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以及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四化”目标，他还声称，河南一年内能够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
这些高指标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而虚报浮夸。例如，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更是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超级卫星”。
1958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估吹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受灾，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但是吴芝圃硬是估产为450亿斤。
这些虚假的高产数据不仅误导了上级决策，也加剧了基层的浮夸风。
吴芝圃推行高征购政策和“反瞒产”运动，进一步加剧了河南的灾难。
1958年至1959年，河南省委一直虚构粮食高产，为高征购政策提供了虚假依据。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依然要求农民完成高征购任务，导致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被征走，群众生活陷入极度困境。1959年秋收后，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量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
但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认为这是农民瞒产私分导致的，当信阳已经开始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时候，路宪文还在推广确山县所谓反瞒产万人大会的错误经验，全区全县相继召开了52次万人、双万人大会，到处斗、批干部和群众，直到把群众的口粮挤光收尽。
在饿死人的事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加大反瞒产的力度，直接导致信阳出现大面积饥荒。1959年到1961年期间，河南有2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信阳地区就有100多万。信阳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打击，据调查，全区大牲畜损失24.6%，家禽家畜损失70%以上，大量良田荒芜，生产资料被严重破坏，许多村庄的树木被砍伐一空，基础设施与生活资料缺失，房屋倒塌和失修现象严重，许多家庭一贫如洗。
吴芝圃后来在检讨书中也承认：“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二
这一惨剧震惊全国，但吴芝圃却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声称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试图掩盖自己的错误和责任。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仍然坚称信阳地区的形势“大好”，试图掩盖问题的严重性。
在吴芝圃的授意下，路宪文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各邮局严格审查邮件，凡是发往北京的信件一律扣押，以防止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灾情，扣押的信件多达12000多封。为了防止农民逃荒导致饿死人的消息传开，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到处设岗拦堵，并且命令：只要是离开信阳的人，全部拘捕殴打。
吴芝圃指示路宪文将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给自然灾害，以此来推脱责任。吴芝圃还支持路宪文把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请命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停职，压制基层干部反映真实情况的渠道。
1958年秋天，参加河南省召开的地县两级秋粮征购大会的兰考县长张钦礼，为了河南的人民群众，猛烈批评了吴芝圃、路宪文大搞浮夸风、瞒产风的行为。吴芝圃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做出行动，给张钦礼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1960年2月，刚刚复职的张树藩陪同国务院内务部的专员来到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树藩向上如实反映了信阳地区大概饿死了20到30万人的惨状。内务部专员迅速返回北京汇报情况，随后，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出两个处长来信阳调查饿死人的问题。
然而，在调查期间，省、地委依然多次设置障碍，试图掩盖真相。但两位处长不惧艰难，冲破阻力，经过3个月的逐县逐社的艰难调查，基本查清了信阳地区饿死人数超过105万的惊人真相。
即便在中央调查组介入后，吴芝圃仍然没有及时纠正错误，反而声称省委对这些问题“全不知道”，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指责他们欺上压下、弄虚作假、隐瞒灾情，以至于在固始召开的万人控诉县委书记杨守绩的会议上，杨守绩忍不住插话说：“吴书记，你真的不知道吗?”
中央调查组在信阳揭开事件真相时，吴芝圃仍在继续支持信阳地委的错误做法，例如开展“反瞒产”运动。
直到1960年11月，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特别是针对信阳事件等严重问题，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之后，吴芝圃才被迫承认错误。然而，在中央多次要求严肃处理信阳事件相关责任人时，吴芝圃仍然延迟处理，不仅没有及时处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1960年3月发现固始、潢川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现象后，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局面。
这种延迟处理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信阳地区的灾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更大的苦难。
三
1960年10月，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信阳地区出现大量人员饿死的惨剧，同时，部分干部存在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
同样是在1960年10月，得知调查组向中央上报情况的张钦礼，再也按捺不住，决定给中央写信，反映河南的实情。原文如下：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阻塞言路，不让人说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同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呼求快来救救河南人民……”
随后，张钦礼冒死逃出劳改农场，携带信件坐火车前往北京。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他。向他了解了河南的情况后，周总理立刻转告毛主席。
毛主席在得知信阳事件的真相后，极为震怒。与陈云等同志研究，立刻决定派出刘建勋同志接替吴芝圃，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与此同时，毛主席深刻指出：信阳事件绝非单纯的自然灾害，而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毛主席明确强调，这是一场“人祸”，而非“天灾”。并要求中央工作组迅速介入，对信阳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和处理。同时避免错误的进一步扩大化，他要求在信阳地区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坚决揭露和惩治犯罪分子，切实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在毛主席亲自修改后正式发出。紧急指示信明确规定了12项重要政策，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
毛主席在批示中指出：“全体干部必须真正分清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等”，他还要求中央各部门深入检查自身工作，坚决杜绝因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以及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而引发基层干部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
与此同时，中央紧急拨款3.9亿多元，增拨统交粮4.24亿公斤，全力支援信阳地区，并迅速派遣医疗队深入当地，为人民群众防治疾病，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四
中央对信阳事件相关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追责。在河南，共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其中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处刑罚。信阳地委行署中，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开除党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除张树藩和纪委书记外，其余人员全部停职反省。此次事件中，共有12名县级干部被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死缓)，其余人员则被撤职或停职反省。
相比之下，因为种种复杂的关系，最大的罪魁祸首——整个河南省委和吴芝圃本人却得到了相对从轻的处理。
196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刘建勋被调任河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则被降为省委第二书记。直到1962年，中共中央才免去了吴芝圃在河南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调往中南局，担任中南局文教书记。
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经历了多次深刻的思想斗争和检讨，其态度也从最初的回避、推诿，逐渐转变为深刻的反思与自责。在事件初期，吴芝圃试图掩盖真相，将责任推给下级干部，声称省委对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全然不知”，试图逃避责任。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1961年1月5日的初步检讨中，吴芝圃开始正视问题，认为河南人民遭受的惨重损失主要源于阶级敌人篡夺了部分基层领导权以及省委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存在的左倾冒险错误。他承认，这些错误对河南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到了1961年8月1日的进一步检讨中，吴芝圃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他不仅深刻表达了对自身错误的内疚，还决定向那些在反倾向斗争中被批判、受打击的同志当面赔礼道歉，以表达自己的诚意和悔过之心。在晚年，吴芝圃甚至多次表示自己对不起河南人民，认为自己对信阳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甚至表示，即使对自己处以极刑，他也愿意引颈受戮，以谢罪于人民。
五
1966年8月，郑州大学校园内张贴出一份名为《千刀万剐吴芝圃》的大字报，指责吴芝圃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声称他制造了“信阳事件”，尤其是其中最为严重的“光山事件”。文中称：“在这些事件中，河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劫难，生命被无情剥夺，财产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其惨状令人不忍目睹，痛苦更是难以言表，任何文字都难以准确地描述当时的惨烈!”大字报还强调：“全体学生强烈要求必须彻底追查事件的真相，坚决挖出幕后根源!”
1966年9月4日，“郑大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在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任延庆的带领下，十余人专程去广州揪正在养病的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回河南受审。9月5日和11日，红卫兵在郑州市体育场先后组织了两次万人大会。会上，红卫兵们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指责其在工作中大刮浮夸风，虚报高产数字，过度征购粮食，最终导致数十万人在饥荒中丧生。
吴芝圃最后于1967年10月19日病逝在广州的医院里，时年61岁。
在医院期间，周总理多方设法医治吴芝圃的疾病，但最终不治。周总理在得知吴芝圃逝世的消息后，作出四点指示：为吴芝圃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及后续安排应按照中央委员的待遇标准进行;追悼会的消息需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妥善照顾吴芝圃的家属。
然而，由于造反派的干扰，这四点指示未能得到贯彻执行。
尾声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吴芝圃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致悼词，称吴芝圃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为发展河南和中南地区的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中央决定，推翻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其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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