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群众“半条被子”的红军还能再回来吗？ -

　　跟随西安星火旅行社参加2018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已经三天，一路走来听到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也见到了很多到古田、瑞金、于都一带参观学习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经历了三湾改编、古田会议，肃清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破除了旧军阀身上的种种恶习，实行官兵一致，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已经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的红军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地以亿万穷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为己任。“打土豪、分田地”——绝非历史虚无主义者解释的“拉仇恨”，而是让世代受压迫的农民获得了土地，翻身得解放;在苏区的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知道了投票，第一次知道了民主选举。

　　“半条被子”的故事反映的就是普通红军战士与穷苦大众心连心的情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非此，无法解释千千万万的苏区人民在看到红军遭遇巨大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义无反顾地将年迈父亲的儿子、新婚妻子的丈夫送上战场打白狗子，仅在人口三十万的于都，红军转移前扩红就达近万人;也无法解释家徒四壁的江西老表为了帮助红军搭浮桥，捐出了家里仅有的值钱的棺材板;更无法解释中央苏区沦陷后，整村的老百姓宁肯英勇就义也不出卖几名留下的红军战士……

　　13日晚，我们“重走长征路”的队伍住在了郴州，这让我又想起了土地革命时期的“郴州事件”。1928年初，朱德、陈毅等领导了著名的湘南暴动，革命形势大好。但在 “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中共湘南特委开始推行某些盲动政策。尤其面对湘粤两省敌军的联合进攻，在“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口号影响下，湘南特委提出了“焦土战略”，为了企图使敌军进入湘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不久，消息传到郴州，不想立即遭到大部分群众的强烈反对，最终引发了群众“暴乱”……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瞿恩有一段台词：“人的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是实现了我的理想，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牺牲了我的生命。”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理想恐怕就属于前一种。从第五次反围剿到血战湘江，他们的刚愎自用拼光了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当，折损了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还反过来指责别人作战不勇敢，革命立场不坚定;他们不是真正站在工农群众立场上思考、行事，而是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为荣，即便革命胜利了他们也只会成为高高在上的红色官僚。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恰恰是以人民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让人民的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牺牲了我的生命”，如此才有了中央苏区“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场景。

　　湘江一役，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仅剩3万人，最惨烈的红五军团几近全军覆没，整师、整团的红军战士血洒湘江东岸，那些年迈父亲的儿子、新婚妻子的丈夫再也不能回家，以致于在于都河畔演绎出现实版“望夫石”的故事;红军撤离苏区以后，蒋介石当局叫嚣并执行“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三光政策，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有八十多万老百姓惨遭屠杀，苏区人民为了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

　　时间跨过五十多年，红军对苏区人民的承诺完全兑现了吗?毛主席晚年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怀着深深的忧虑，进入暮年的毛主席看到1949年解放军进城的电影画面，不禁泪流满面。他走后，曾经的“鱼水关系”逐渐演变成了“油水关系”，有些地方甚至演变为“水火关系”……

　　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变化最终又引发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今天下午，我们参观了“半条被子”的故事发生地——位于汝城县文明乡的沙洲村。在汝城红色文化陈列室门厅的墙壁上贴着一封“感谢信”，一位游客将存有各种证件、银行卡和34000多元现金的手提包遗失，幸被沙洲村的朱分永老支书捡到，并主动交还失主，失主在感谢信中写道：“原本不抱希望的我在接到钱包的那一刻又惊又喜，因为在这年头捡到那么多钱不要的人，实在太少了，这位老人的举动真让我感动!”这封感谢信点出了市场经济下普遍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出现在这样一个纪念馆，折射出历史与现状的巨大反差。

　　感谢信的对象正是“半条被子”故事的主人公——三个红军女战士给分了半条被子的徐解秀老人、她的亲孙子——已经在沙洲村做了20多年老支书的朱永分老人(下图)。网上搜索这位老人，竟然还有沙洲村村民针对村两委贪污的举报信，是真是假让外人很难辨别。我宁愿相信有红色传承的朱分永老人是正直的、清白的，但在集体经济已经解体三十多年的广大农村地区，乡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淡化、甚至恶化已经是普遍现象。扶贫款在汝城这样的贫困地区成为村民与村集体争夺的香饽饽，即便有真心为村民谋利益的村干部，在私有制、一盘散沙的条件下，也很难让每个人满意;不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也很难真正的解决贫困问题。

　　今天的经济基础相较于三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官员考虑更多的是GDP，企业家成了服务对象，某些官员甚至与企业家暗通款曲、以权谋私。在反腐的巨大压力下，“高育良”式的人物纷纷落马，“孙连城”式的人物却大量地出现，“胡作非为”变成了“不作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不错了，又有谁还能分群众半条被子?不忘初心的号召是针对时弊开出的一剂药方，可红色教育又多大程度能够走入这些机关团体学习者的内心?那支分群众“半条被子”的红军还能再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