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文革
——兰考县调查手记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宣传是：形势一片大好、国家越来越富强、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幸福等众多的溢美之词。然而当我面对现实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时候，我的思想充满了迷茫与不知所措。面对今天存在的残酷的社会现实，我试图去搞清楚为什么我生活的这个社会会变成这样？我的目光投向了昨天，因为现实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我想通过全面的梳理共和国历史，通过历史的智慧来解答我对当前时局的困惑。自然，国史当中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必然不能放过。
高中时期，教材上写的“十年文革”实乃“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中国共产党的一纸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便心生疑惑：马克思主义不是教育我们要学会全面的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吗？奈何文革需要被全盘否定？这不符合辩证法嘛！我的内心告诉我：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再加上我这人叛逆心比较重，共产党又封锁很多文革资料，这更进一步增加了我对文革的好奇。我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今年暑假，种种机缘，我有幸到兰考实地采访了文革时期的兰考县县委副书记杨捍东书记，登封县县委书记张守德和很多老一辈工人、农民、干部。经过两天的深入访谈，我对文革时期兰考县和国家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杨书记深入浅出的讲解和丰富翔实的例证廓清了我头脑中的很多谜团。杨书记通过讲述：文革的基本概况，文革时期兰考县的经济状况（工业和农业），人民生活状况（教育、卫生、住房、婚姻），社会风气状况，政法工作状况，向我们再现了文革时期兰考县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生活景象，同时和当今社会现实进行对比，并提出了他对未来中国社会前途的设想和对我们青年的建议。
一、文革的基本状况
1.为什么发动文革？
杨书记说：“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些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退，有了骄气和傲气，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当了老爷。毛泽东想要给干部洗个热水澡，让干部见识一下老百姓的威力！毛主席原来也谈到共产党人不做李自成，共产党要跳出历史兴衰周期律。这条道路就是通过把权力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通过“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去监督和揭露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毛主席眼中只有群众啊！建国以来的各项运动几乎都是针对领导干部的，没有针对老百姓的。我问：发动文革不是要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这该如何解释？杨书记说：“当时我们确实不理解文革，那时候干部都是不怕苦、不怕死的好干部啊！哪里有走资派呢？但是，由于文革是主席发动的，是毛主席领导穷苦大众翻身做主人，我们相信毛主席。于是我们就号召：“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文革。我们信任毛主席。后来经过改革开放者三十年我们才真正的理解文革了。主席说的对呀！走资派不在别处，就在党内，并且还当着权。你看走资派一上台，把国家整成啥样了！我们那时候只知道中央出了走资派，不知道地方也出了走资派。现在仔细想想如果没有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走资派相互配合能把中国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行的。地方也有走资派！毛主席比我们看得远，主席一直在前进，我们这些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醒悟过来的，才发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是高瞻远瞩，很有预见性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是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为了保证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为了确保党的干部能够一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来保证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权利，通过对资产阶级“造反有理”培养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克服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奴性思想。将民主权利赋予给老百姓，让领导干部知道老百姓的厉害。
2.文革的时间划界问题。
杨书记说：“确切的说文革不是十年，而是一年多、将近两年，从1966.5.16（即“五•一六”通知出台）到1967年12月底全国山河一片红，文化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为止。……据我在东北访谈众多老人家了解到：文革前两、三年确实挺乱的，后来也没啥大的运动，生活就恢复平静，安定下来了。据此看来，说文革是十年动荡，十年浩劫是很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革十年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的官员来说确实是浩劫！你敢骑在人民头上，我就敢造你的反，我就敢把你搞下台！至于文革时间划界该当如何划，我相信后人会搞清楚的。
3.文革时期的学生（红卫兵）
杨书记说：“文革时期学生首先站了出来、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学生几乎都是先知先觉者。那时候红卫兵搞全国大串联，学生成了毛主席请的客人，你只要带一个红卫兵袖章，你坐车、吃饭、睡觉都不用花钱，兰考县委招待所都让红卫兵住。你只要带一个红卫兵袖章，你就直接可以让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回答你提出的问题。红卫兵搞大串联，实际上就是教育群众、动员群众、让工农群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只有学生的积极性而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则革命必定不会成功。杨书记也指出：当时有些红卫兵确实做的过分了。杨书记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借鉴，我们以后如果想改造中国还是需要发动工农群众的，光靠我们学生，社会是改造不了的。我们也不应该学习那些极左红卫兵。
4.……
5 .文革中杨书记的心态
杨书记在访谈中说了这么一句话：“群众提意见好啊，我能听到反面意见最好！”这是一种多么包容的心态啊！看看现在，我们岂不是要深思？让自己的器量更大一些吧！
二、文革时期兰考县的基本情况
1.经济状况
农业状况：杨书记说：“文革中兰考县对农业投入最大，从1968年到1976年彻底治住了兰考县“沙化、盐碱、内涝”这三害，让这三害至此成为历史。在这8年当中，张钦礼书记带领兰考人民通过灌淤等方法先后改造27万多亩沙河盐碱地，改善兰考地区的土壤状况。为了引黄河水灌溉在兰考县境内先后修建5条南北向河道，6条东西向河道，这八年先后打了6000眼机井（文革前只有500眼），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基本实现“井河双保险，建设高产田”的目标。兰考县235个大队，每个大队配备一辆“东方红—75”大型轮式拖拉机和全套农具，一辆“洛阳--40”大卡车，初步实现农田耕种机械化。文革前小麦每亩产量70—80斤，最高亩产量才120斤，增产的关键在于种子。到1968年，农业科研上去了，小麦、玉米、大豆基本山实现了良种化，玉米亩产量最高达到每亩1150斤。通过这八年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兰考农业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1975年，大庆年产5000万吨石油，兰考县给大庆油田贡献了60万斤粉条，1000头猪，60吨白酒，那一年黑龙江省委才给大庆油田500头猪，一个兰考县就让黑龙江省没面子啊！同时到1975年，兰考县的四个模范村基本实现了半供给制，兰考由缺粮县变为足粮县，由吃国家财政到给国家贡献财政的县。现在兰考又成为了国家级贫困县，每年还得向国家要2—3个亿，否则县政府工作人员工资都发不下来。
工业状况：1968年以前兰考是没有工业的。1968、1969、1970这三年时间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创办了酒厂、化肥厂、纸厂、农业机械修理厂、机械厂，此后在1973年又创办第二化肥厂、化工厂、磷肥厂、土木加工厂、钢木家具厂这五个厂，此外每个公社都有一个酒厂，至此兰考县有5000多名职工在工厂里工作。兰考县委专门成立重工业局和轻工业局来分管这些企业。所以杨书记说：“10年文革是兰考县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通过对兰考县这只“麻雀”进行解剖，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主流舆论所宣扬的“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时期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的论调不攻自破。
2.人民生活状况
教育：那时候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上小学和初中是不花钱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每个月国家给补助15元钱吃饭，还给3块钱的零花钱，我不舍得花这三块钱，后来我用这三块钱买了好几箱书。
卫生医疗：那时候农村实行的是合作医疗，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卫生室，农村医疗一根针一根草，各生产大队都腾出地来种草药，赤脚医生现象非常普遍，头疼发热感冒之类的病只需要花几分钱，大队治不了的病可以到公社治，报销比例很高！城市职工医疗由自己的单位管，自己不用花钱。自己的家属看病需要花一点钱。
住房：那时候房子都是国家的，不存在私房现象。由兰考县财政局房产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分配。你单身的时候住集体宿舍，该结婚的时候会分配一套房子，房子不大，但是心中挺满足。
婚姻：我那时候结婚只买了5块钱的茶叶、5块钱的糖，买了一个枕头（因为原来我有一个枕头），后来老伴晚年因为这件事经常给我开玩笑，说我买枕头只买一个，不成双成对的买。那时候结婚不兴送彩礼，不兴吃宴席。结完婚三天我们俩就下乡劳动去了。
总之，杨书记感觉他们那时候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感到前途很光明，不像现在有很多后顾之忧。现在的“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已经压的人民群众喘不过起来，我们这些22岁的老大不小的青年们，以后的婚姻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想结婚需要在城里买房、需要买车、需要送彩礼、需要大摆筵席、需要三金，总之，需要一大笔“钱”，这对于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的人压力咋这么大呢？那就让压力继续增大吧！以后的我“不在压力中造反，就在压力中折断！”。这是社会逼的。
三、社会风气状况
针对这个方面，杨书记举了三个例子。
1.我担任村支书的时候，村里的妇女队长兼共青团书记半夜里领着妇女们就把地里面的农家肥撒好了。第二天大家出工都惊呆了！我问：“是谁把活干的？没有人回答我。又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调查清楚，否则不知道把工分记在谁的头上，我们绝不能让老实人吃亏。那时候，人民群众有这种积极主动的冲天干劲，我们啥事办不成啊！
2.那时候火车上没有站着的人，人们很自觉的让两人座坐三人，三人座坐四人。火车上的青年人争着抢着做好事！有的是给其他人倒开水的，有的是擦火车上玻璃的。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男女生经常混在一起住，有的男女生顶着头睡觉，也没见发生啥事！现在你试试，不出事才怪嘞！那时候人单纯，根本不会去想那种事。
3.那个时候真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话可不是吹的，确实是真实情况。拾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是很普遍的事。
这些简短而生动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现象，这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毛泽东时代风清气正！
四、政法工作状况
杨书记说：“我28岁担任兰考县委副书记，主抓政法工作。兰考县那时候有36万人，公安局工作人员加起来42个人，法院有14人，那时候没有检察院。每年在监狱里呆的不超过20人，我主抓的8年政法工作只枪毙了4个人。那时候实行的是老百姓专政，每个公社配备2门小炮，2挺机关枪，4挺冲锋枪，20多支步枪，民兵经常带枪巡逻，从来没发生过擦枪走火事件，每年县里安排两次民兵大比武。现在兰考县公安局在编人员有500人以上，还不加那些聘用警察，公检法加起来在编人员不下1000人。现在国家制定了700多部法律，文革时期只有“两法一条例”（《宪法》、《婚姻法》、《惩治反革命条例》），也没见现在比过去安定到那里！人心散了，啥事都不好办了。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老百姓不满意，社会安定的基础也就没有了。过去安定自安定，现在一味强调和谐，却没有和谐的内在因素。我认为：“如果依据现在法治社会强调的有法可依来讲，那个时代确实不能算作一个法治社会。但是，那个时代的实质正义力量很强大，老百姓心服口服，以至后来扬捍东被打成反革命后，他当年经手的案子也没有一桩翻案的。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法治传统，如果硬要将西方法治思想移植到我国，是不是会水土不服？我们可否依据中国优秀传统将我国社会的实质正义发扬光大？这值得我们思考。
五、未来形势展望
中国共产党不要怕人民说话，让人民说话天塌不下来。最高领导层中的健康力量很重要，一旦最高领导层坚定改变目前困局，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中国困局还是可以扭转的。但我们要考虑体制内有多少健康力量，八千万党员中又有多少健康力量。中国目前还没烂到时候，真正到那个时候老百姓跳墙，外国便会趁虚而入，整个国家便会一溃千里，老百姓遭大殃。总之一句话：天时不到。我们既不可犯“左”的盲动主义错误，又不可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丧失信心，现在必须做好思想启蒙工作，能武装几个人是几个人，到时候儿这些人都是火种儿！一旦国家面临困局，我们这些“毛派”共产党人肯定是冲在最前面的人！同时我们还要明白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也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而对于腐朽势力而言，永远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的斗争若不成熟，我们便会遭遇各种挫折，劳动人民便会受二茬苦，遭二茬罪。
六、对青年的建议
杨书记说：“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老了，更多的希望是在你们身上。看到更多的青年人的觉醒，我们觉得有希望。现在左派的觉醒仍是少数左派的觉醒，发动群众得先做启蒙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现实。其实真正的左派是少数的，右派也是少数的，中间力量占据绝大多数，两方都想争取中间力量，谁争取到中间力量，谁就能胜利。”
张书记也说：“钱伟长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给记下来了，‘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有文化意识素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科学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希望同学们参考一下”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文革，一个亲历者不加修饰的文革，一个被资改派妖魔化了的文革。这段真实的文革历史让我陷入了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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