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脾气——见证刘燕舞等青年学人的乡村调查

有个朋友问我：“听说你和贺雪峰他们一起下过乡。他们真地是住在农民家里吗？”我说是。他又问：“真地是和农民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吗？”我问他为何这样问。他说听一位社会学教授说：贺雪峰他们都是作秀，其实他们根本不喜欢住在农民家里，下乡只是做做样子。当我给了他肯定的答复并描述了我的亲身经历之后，他的眼里终于放出了光彩。我明白，一个与贺教授观点相左的教授，也许只是意气用事的一句话，却会严重影响到一个学子的信念。因此我愿意把那段经历与更多人分享，更愿意以此昭示一种“用脚做学问”的研究方法。在一个抽象观点泛滥成灾的年代，真正有生产力的观点依然来自于那些富有朝气的行动者与现实的碰撞。激活思想、贯通实践与知识的就是那么一股气，无论是朝气还是脾气。

我们大致知道贺雪峰在三农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强调本土国情和知识资源，反对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和法制之神，反对土地全面私有化，反对村治法条主义，强调基层治理和组织，主张在具体调研中探求中国式的乡村民主和富强道路。套用当年俄国的情况，他们就算是中国的斯拉夫派。在华中科技大学的饭桌上，一位访学归来的老师夸赞贺教授的某个见解能得到哈佛大学某流行观点的支持，贺教授立刻操着浓重的荆门口音说：“我管你哈——佛不哈——佛！”引起一桌大笑。有这样的快意脾气，着实可爱。

不过嘴巴上的斯拉夫派是没有用的，必须脚踏实地才会产生有价值的本土资源。他们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呆在乡下，有一次我也有幸身在其中。在湖北农村的两周里，我跟着同组两位同学每天从早到晚在村里找农民访谈。平均每个对象访谈两小时，同样的问题提纲，重复多了真有点烦，没有一股执拗的脾气还真是坚持不下去，同时这种半提纲式的深度访谈也非常依赖访问者的悟性和敏感。吃过晚饭，彼此又坐在一起讨论总结白天发现的问题，讨论到激烈时候发生争吵也不一定。讨论间歇，我们不由分享起当年阅读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感觉，把握自己进入农村问题的情感路径。

在土地、乡村治理等方面，他们的提问已经驾轻就熟，但是这次与文学系师生合作，开拓从文化角度研究农村的尝试，因此更多深入到农民的意义世界、想象世界，在老年人自杀、婚丧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较多新视角。在湖北农村，与具体经验的一次次碰撞令我们震惊。比如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甚至慷慨赴死，简直实现了1990年代我们某些日本国民性崇拜者的梦想——老年人为了国家利益甘愿自裁。当地老年人活着的时候就如履绳索，比如一个80岁老人为大儿子放牛，二儿媳心里不平衡就要骂上门来。在我们结束调研的前一天，一个在我们眼中乐观健谈的老人仅仅因为干农活时摔伤了便服农药自杀。陈柏峰、张硕果等几位同学临行前默默地去为老人烧了一柱香。我们更发现，悲哀的只有我们，村民谁也不悲哀。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感受进入讨论。是因为穷吗？这里并不算穷，人均土地面积在全国居前列。是因为道德败坏？谁都知道空谈道德没有意思。于是有了持续几个晚上的激烈争论，也有了之后的一系列讨论文章。

贺雪峰在文中提出“利他型自杀”说法，即为了不耽搁子女生活而甘心自杀，完全失去以往自杀行为的报复性质。其原因不仅因为老年人在当下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劣势，而且村庄内部形成不利于老人的“意识形态”——大家普遍认为没用的老人自杀很正常，不自杀反而是不通事理。这背后是冰冷的利益化逻辑。贺教授认为“传宗接代”是中国农民的宗教，养儿防老就是这个宗教的衍生物，而甘心自杀的背后就是这个宗教的崩溃。我忽然想起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为了向中国年轻人鼓吹他的美式信贷消费和金融保险市场而不惜撰文严厉批判“养儿防老”是不道德的事情。同涉一事，孰近孰远？谁站着说话不腰疼？另一件引起大家激烈争论的是当地的婚俗“灰公醋婆”——儿女结婚，公公额头上要写扒灰二字，婆婆头上要写醋婆二字。整个婚宴大家不断拿公公和媳妇开色情玩笑，都觉得开心。讨论会上，燕舞君郁愤难耐，站起来斥责这是道德败坏，但立刻遭到硕果君反对，认为应该带着同情式的理解。不过大家都注意到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知识盲点，期刊网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于是有了杨华、刘燕舞和袁松关于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家庭结构变迁以及农民意义世界的讨论文章。读这些文章是能够感受到体温的，当看到燕舞君“离婚只是年轻人的游戏”这样有武断意味的句子，忽地就想起他在讨论会上意气的样子。有点脾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今太多的对什么都不惊讶。一些知识分子一看见别人有脾气就赶紧跳出来说要理性要理性，录音机一样，成天满足于扮演自己的“理性”角色，自欺欺人而已。在燕舞君等人的文章里我仍然看到了理性，一种有气概的理性。

另一个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基督教及其各类变体在乡村传播的问题。晚间讨论非常激烈，以至于师生之间也可以面红耳赤。当涉及邪教问题，有同学批评贺教授对于邪教的定义与政府一致，贺教授回答：“我不用掩饰，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支持政府，而且我认为共产党是目前在中国农村唯一有组织力的政党。”又是脾气，引发了更加激烈的讨论。于是有了郭俊霞、宋丽娜关于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紧紧把握具体案例，诸如某位传教者利用自己在人民公社时期做接生婆或者赤脚医生积累的人脉资源进行传教，无意中触及宗教传播与社会主义历史的纠缠关系。当郭俊霞含蓄地引用村民对传教者的评价：“手段比共产党还严密！”，这其中的讽喻之意叫人深思。

我们调研时正逢十七大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这当然又引起一番激烈讨论。巧的是，我回到上海之后恰好赶上一群自由主义者朋友开会讨论土地问题——立场相反，但是同样激烈，同样绝对，以至于在我转述贺雪峰观点之时他们几乎要把我当作贺雪峰的替身展开激辩。这里我并不想讨论土地问题，我想说的是，当两方都一样激烈，一样真诚，也就一样不能超越自己。脾气、耐心以及辩证法都是需要的。

今天当我想起那些激烈争论的夜晚，也会想起阿兰?巴丢的话：我们今天更贴近19世纪的形态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探索表达共产主义设想的众多小团体的实验精神，也是受群起之攻、被围追堵截的实验精神”，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把普遍性的思想进程和地方性的政治经验结合起来。”这话正好献给那些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们在一起的夜晚。

以上为2010年旧文。近日看见刘燕舞的研究论文《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1980-2009）》已经发表。文中质疑了著名社会学家景军先生在《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一文中使用的公开统计数据之不足，并提供自己在农村田野调查中收集来的604个案例。在此基础上他对乡村自杀状况做出了更复杂的分析，例如离婚容易可以降低青年妇女自杀率，但是代际剥削方式改变和市场逻辑的极端化却使老年人自杀率大幅提升。文中也引用具体的案例隐藏在文字背后，燕舞君的情绪也化成了理性分析的力量。乡村问题从属于整个城乡世界的大逻辑，我们每个人都身在这个逻辑中，一分理解与思考要胜过十分激愤与控诉。其实，媒体上流行的诉苦与控诉与这些用脚做学问的亲历者从来就是绝缘的，在他们这里，我们只见到那种“有气概的理性”隐忍而顽强地探索着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