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地铁电视上看到一段“北京清粘”的宣传片，回来一搜索，还真是个有模有样的活动，于是值此国庆佳节，就写点东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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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广告”的经济学分析
“北京清粘”就是一些爱北京的青年志愿者(多数都是北京人)自发结成队伍，在各大地铁线路上自发清理车厢内的小广告，将各处乱塞的小广告取下来撕碎，扔到垃圾袋，再带出车厢外。所谓“清粘(nian2)”，既是清洁，又是“青年”的谐音，表明着这个志愿活动的面向主体。
从活动的宗旨看，是要清理车厢里的小广告;而这些小广告之所以“罪大恶极”，是因为它们影响了城市的美观。(下：视频截图)
首堵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是中国的脸面，怎么能容忍这些小广告来脏了祖国爸爸的脸呢?可是问题来了，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小广告在北京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些小广告的投放人为什么不知道爱惜爸爸的脸呢？我们的北京，为什么有这么多小广告呢？
(图：地铁小广告)
原来，“小广告”之所以如此遭到志愿者们的厌恶，是因为它有两个特点：
一是“小”，不然就不叫“小广告”了，其小者不过手掌大小，其大者不过A4纸张，确实是不大的，这种小纸片可以“见缝插针”，塞到车厢的各个角落，而且一次就一大批，从车头到车尾都是，纸海战术。
二是“乱”，若只是小但只要摆的好看也可以萌萌哒，可是大多数小广告投放人却没有这般耐心，摆的横七竖八，让人来到地铁仿佛进入菜市场，怎一个乱字了得?
从这两个特点，倒是可以思考上面提出的问题了：原来讨人厌的只是小的广告，而非大的广告，那些巨大的广告牌、广告灯箱充斥着北京的地铁，但志愿者们照例是熟视无睹、并不以之为丑的;让人恶的只是乱的广告，而非整齐的广告，那些广告贴纸贴在地铁墙上指定位置，贴的周周正正，志愿者们也是从不介意、大摇大摆从旁经过的。如果这些小广告的投放人当初能改投大广告，把自己的商品信息挂到正规的广告牌上、广告灯箱里、车厢贴纸上，甚至是地铁电视上，那么就不会遭到“清粘”们的冷眼和剿杀了，自己的商品也因展示的版面更大而能获得更多乘客的关注，何乐不为呢?如果大家都自觉的投放大广告和整齐位置的广告，祖国爸爸的脸不就干净了?
可是，做广告是需要花钱的。而做大广告是需要花大钱的。这笔巨额费用已经将大多数商家拒之门外了。我们且看看这些不讨人厌的正规广告们需要花费多少钱(图片为2014年费用)：
首先站点是分级别的，从B到S共五级，每级根据地段好坏和乘客流量价格各有不同。
这是地铁灯箱的价位，右下角为各级别价格。时间以四周(一月)为单位，最低的B级35000元人民币一个月，最高的S级108000元人民币一个月。
但是商家买灯箱总不能只买一块吧，肯定一买很多块，于是有了套装(标准)，最高价格即覆盖400块灯箱需要5080000元人民币一个月，这个、十、百、千...数起来有五百万啊!
标准套装太贵了，商家表示买不起，于是北京地铁又发扬人道精神推出了超值套装：覆盖400块灯箱只需3280000元人民币一个月就够了(300多万)，真的很超值!
屏蔽门贴，比灯箱便宜一些，但也是后面好几个零的。
还有这种通道墙贴，一个月也有626000元人民币!(60万)
还有这种扶梯灯箱，最高的每条也是78000元人民币一个月，将近八万啊!
要想既不“小”也不“乱”，中规中矩的投放广告，先准备好一大笔广告开支吧。少则数万，多则数百万，大多数商家怎能承受得起呢?换了我，面对这么高额的广告费，我也宁可印一堆小页的传单在地铁里到处塞了。(感谢北京地铁政务公开、明码标价，让我们知道了在地铁投放广告需要具有多么雄厚的资本!)
没有政策支持，没有雄厚资本，在经济不景气的“新常态”之下，能省则省的小商家们只能望广告位兴叹了：“本来实力就比不上大企业们，现在连广告位都被它们瓜分垄断了。这生意还怎么做呢?让不让人活了!”
然而白天是属于美军的，夜晚却是属于志愿军的。大的正规的广告位被大企业占领了，我们就来占领各种非正规广告位。这个时候广告的“小”成为了一大优势，它可以使广告单灵活多样的插放在车厢的各个位置，小巧的体型使投放便捷化，只需几秒就能插上去一张广告，而且打破了车厢内各种地形限制，可以投放在各种以前没有被利用起来的位置。于是，广大的中小商家广告投放员们充分发扬毛主席游击战争思想，“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农村包围城市”，以小广告包围大广告，把自己的商业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消费者手中，实现了人民地铁为人民的宗旨。
这样分析下来，地铁里的小广告竟然与城市里躲避城管的小贩颇为相似了！小贩之所以驱赶不尽、大量存在，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搬到正规的门面房里开店，而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承受不起租用正规店面的花销。他们推着小车，流动在城市的街道上，实在是因为小本生意，只能这样降低成本。他们“弄脏”城市的面子，只是因为城市没能填饱他们的肚子。在地铁广告位价格高的惊人的情况下，注定只有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消费得起它们，广大中小商家要争取生存空间，便只能利用管理的漏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自己开辟广告位了。这本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结果，又有什么好责怪的呢?
“清粘”们“爱北京”的心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爱北京”只是知道爱北京作为首堵的面子，并不知道首堵群众各行各业谋生的艰难。一句因“维护城市美观”而发起的志愿行动，在客观上也成了帮助大公司垄断宣传渠道、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行动;“清粘”们因自己的随手公益而光荣了，但大量买不起正规广告位的商家们却要因此而暗暗叫苦。
二、沦为“清粘”的青年
观看“北京清粘”的视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视频里对“青年”形象的塑造。“清粘”始于2013年5月4日，本来就是个青年人的行动。(下：视频截图)
可惜谐的只是音，不是精神。“五·四”青年更是一批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敢于担当历史使命，有主人翁精神，为民众解放奔走呐喊的时代先锋;而不仅仅是一支为了“城市美观”捡一些垃圾、清一些小广告的公益服务队。前者是社会的主人和先进思想的传播者，而后者只是伟大城市“繁荣”形象的仰望者和维护者。前者的青年勇立在世界大潮的潮头傲视寰宇，后者的“清粘”则屈膝在城市的一角仰望着首都的伟大。其中的情怀是不一样。
“清粘”，所清之物不过是些小广告，可“五·四”青年是曾经涤荡过整个旧社会之污秽的，列宁同志不是也清扫过地球吗？
(图：列宁同志清扫地球)
“清粘”倡导“举手之劳”，在这里举手只是捡垃圾和广告单的，但是别忘了，举手同样是可以投票和战斗的。青年人的“举手”，就只能清理一些广告单吗?
社会的不公和丑恶，不也是需要被青年清理的“周围的东西”吗？
一位“清粘”说：“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城市”，当青年们把自己的思想沉浸在热爱城市的“公益心”中太久了，确实可能想不起来到底是谁养活了谁。北京“清粘”拜倒在北京城之下，恰如古代罗马帝国的臣民拜倒在罗马城之下。城市若离开人们的劳动果实则一刻也不能维持，但人们却以为他们的生活是城市赐予的。
青年们“尽力而为”，却仍“能做的不多”。是谁限制了青年们改造社会的洪荒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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