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来的同学签一下到!签完的同学就可以回去啦，一二九马上就要来啦，大家加紧排练，周四晚上再排一次。”
学生们呼啦一下围了上去，去找自己的名字或要帮着代签的人的名字。我拿起手机打开自拍，看着我脸上被化妆师画上的胭脂，却感觉一二九合唱的氛围不大对。
亲身经历过当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还记得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张兆麐高呼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时的身影。
这么多年来，变化可真大啊。
2
1935年8月的一天，我正读着《燕大周刊》，听着毕业歌，并没有今天膜蛤的冲动，只觉得心中感慨万千。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每次都会看《燕大周刊》中编的“抗日问题专号”。1935年，日本侵占我东北后，还把魔爪伸向我华北，竟然还企图实现“华北五省自治”。我感到形势迫在眉睫，我想呐喊，但是当局全然不理会学生的声音;我想去战斗，可是又感到我们学生的力量太单薄。怎么办?
学生们自己组织起来是一条出路。
我在8月底就加入了学生会组织。燕大的学生会是学生运动的产物，我们用学生会来促成学生团结，用学生会带领学生们参与到民族自救和民族解放中。我们没办法不关心政治了，此时偌大的华北之下，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不行动我们就要亡国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亡国奴!
我耳旁响起一位长者的声音：“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战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要争取民主，我们就发布宣言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压制;要团结各高校力量，我们就联合清华、河北女师等多所平津学校。形势一天天的发展，在12月2号，燕大终于召开了学生全体大会。在会上我跟大家说：“中国今天内外交攻的反动政治势力，算是登峰而造极了。日本野心，昭然若揭，竟妄图实现华北五省自治，让我们甘做亡国奴!我们不干!打倒满清的“辛亥革命”，是我们青年干的;打卖国贼的“五四运动”，也是我们青年干的。今天我们也要斗争!我们要求反对任何特殊政治机构以维持行政之完整; 联络平津各大中学通电全国：请政府讨伐殷汝耕，反对任何特殊政治机关; 请政府宣布对日外交政策; 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日。”
在12月9号那天，当局通告各大学校：“特饬军警严密防范，禁止集会游行等举动， 倘有违背，即严惩，对各校学生，均勒令专心向学。”但是，这挡不住我们。
早晨，我们燕大的五百多位同学绕开了军警，冲出了校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学生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我们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附近居民和守城军警进行抗日宣传。
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十多所学校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新华门紧闭着，门前排列着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军警宪兵手持刀枪杀气腾腾。我们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上午11时，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出来与学生会面，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为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政策百般狡辩。同学们对其答复极为愤慨，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宋黎被我们推举为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同学们不为所动，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和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也加入进来了。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也随行采访了。我们更加斗志昂扬。
队伍经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扩大到四五千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满了军警，挥舞起皮鞭和木棍，开始抽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同学们与军警搏斗，视死如归。那天，有数十人被捕。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
这次活动失败后，我们仍不灰心。我们接着开始罢课。
但好像又没有什么起色。
一天，我退出了一场同学们激情洋溢的演讲。我已开始感觉到失落和迷茫。当局反动极了，专制极了，难道学生运动只能如此无力吗?一心救国的青年，该往何处去?
几位同学迎面向我走来。我认识他们，他们是共产党员。擦身的一霎那，我惊异地发现他们露出坚毅的神情，身上散发着快活的生气，信心满满地，像是要去做什么事情。我突然产生了好奇，难道共产党有什么别样的计划?我叫住了他们，问道：“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到哪里去?”
他们递给我一份杂志，封面写着《中国青年》。我翻开了杂志，一下子就看到了这样两句话：
中国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青年只在文章上和电报上空嚷，并未到这三个群众中去做宣传和组织的工夫。
青年们!俄国这三类群众所以能够革命，实因革命前俄国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到群众间去;实因青年学生以其革命思想和知识一套一套送予这工人农民兵士的群众，所以俄国革命便成功了。我们处在这内外交攻的反动政局之下，我们所受的压迫和苦痛已是无以复加了，我们有没有人心?我们有没有民气?我们如不甘为曹家狗，亡国奴，我们便该迅速的从事这三个革命主力的群众运动。我们便应该大家转相告语着，成群结队的，到民众间去，完成我们重要的光荣的使命。青年们!去罢!
仿佛触电一般。迷茫和困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我们这些学生，哪一个不抱着救亡图存的壮志?哪一个不愿意为了理想牺牲自己?课不上了，没关系，我们不稀罕什么高绩点;没时间吟诗奏曲了，没关系，我们不能容忍国难下的悠游闲适;家里苦口婆心让我们回家躲着，我们不回去，没有国，哪儿有家?但为什么，我们游了这么多行，苦苦喊了这么久的口号，发了那么多传单。为什么还是没用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联合这个国家人数最多、受苦难最深、反抗最强的人民群众啊！
要搞革命！要借助工人、农民、兵士的力量去搞革命！
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兵营去，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传播革命的理论。
得知国民党当局不顾群众的强烈反对，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更加引发了我们的愤怒。 12月16日凌晨，我与1万余名北平同学陆续走上街头，途中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走到天桥集会。上午11时许，北平爱国学生和广大工人、农民、市民3万余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场旗帜飘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手挽着手，不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向街道两旁的市民和行人散发传单。但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止步于此。我和许多同学们在学生运动中得到锻炼，我们认识到了工农革命的重要性，我们加入了共产党，我们决议奔赴去了延安。
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毛泽东主席给我们讲课，他说：
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
3
“最后再问一下，有什么人愿意来参加跳舞或者想参与演一下舞台剧，最后一二九合唱有加分!”
被从回忆中惊醒，我发现自己早就厌烦这种比分数，争荣誉的“纪念”了。
名之曰纪念这场伟大的运动，但这些高唱革命歌曲的学子们，真的能够领会一二·九运动的精神吗?仅仅停留在激情洋溢或者缠绵悱恻的合唱上，真的能够把握这场运动真正的内涵吗?我看到的，是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以竞争和取胜的功利心态，消解并且置换了救亡图存和心系天下的坚毅抱负！
今日中国，仍有无数的工农生活在剥削、压迫和贫困之中。青年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最好方式，应该是走进千千万万的底层民众，熟悉他们实际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真正融入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的未来结合在一起，这才是对革命传统的继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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