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杰瑞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法意导言
杰瑞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是英国现任工党主席，他反对英国自2010年起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反对削减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支出，并认为应当实施公共设施和铁路的再国有化。2015年，科尔宾在最后一刻加入工党主席竞选，他只获得了36位议员提名，是候选人里最不被看好的一位。尽管面临着来自党内的巨大压力和反对声浪，科尔宾仍然获得了大量民众支持，以59.5%的得票率成为竞选中的一匹黑马，高票当选工党主席。作为坚定的“留欧派”，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后，科尔宾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党内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对他投出不信任票。然而，2016年的工党内部选举中，科尔宾获得了超过60%的选票，成功连任工党主席。科尔宾在工党高层中并不受欢迎，却总能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原因何在?塞缪尔·厄尔(Samuel Earle)的这篇文章通过回溯2010年英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
科尔宾一代与新一轮学生运动的兴起
：Samuel Earle
翻译：刘子琦
2010年深秋，全英国成百上千的学生被希望和愤怒所驱动，走上街头，抗议新组建的联合政府将大学学费提高两倍，并取消为贫困学生提供的教育津贴(Educational Maintenance Allowance)。对许多学生来说，这是他们首次参与政治激进主义运动。最终——或者说，在一个看起来像是“最终”的时刻，这场抗议沦为了一个失败的教训。
尽管学生们进行了大规模抗议，占领了保守党总部大楼并与警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议会仍然在12月初投票决定将英国大学每年的学费上限提升至9000英镑。虽然当局强调这个数目仅在“个别情况下”才会出现，但几乎每个大学都把学费上调到了这个水平。
针对这项新政策的街头抗议和占领运动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但是参与者越来越少，也不再有人关注。在2015年的下一轮大选中，自由民主党受到了惩罚：由于与托利党(注：保守党)结盟并在投票中支持上调学费，而这违背了此前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因此该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从57个下降到史无前例的8个。相反，保守党大获全胜，在连任竞选中获得多数，大卫·卡梅隆成为史上唯一一位获得多数选票重新回到唐宁街10号的首相。
一直以来，2010年爆发的学生抗议运动像是一个不幸的悲情故事。但是如今，那些没有得到回应的希望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那是代际分歧最初萌芽的迹象。2015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后，很多当年参与过学生运动的人都支持杰瑞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成为该党党首。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18-24岁的年轻人中有3/4都投票支持留在欧盟，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2/3选择离开欧盟。2017年6月举行的提前选举中，科尔宾在参选宣言中将废除学费作为工党的首要政策之一，并且表示工党不会组织一个没有多数党而无法形成决策的议会。年轻人的投票率上升至25年来的最高点，而代际差异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
在《学生抗议运动：“紧缩一代”的发声》(Student Revolt：Voices of the Austerity Generation)一书中，马特·迈尔斯(Matt Myers)揭示了2010年末发生的事件与当下激进政治在英国复苏之间的联系。迈尔斯写道，“这些2017年的年轻选民，就像2010年参与抗议的学生一样，不相信在紧缩政策之外别无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其实是同一群人。很多当初在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生后来加入了支持科尔宾的阵营，抑或进入主流或非主流左翼媒体。例如，詹姆斯·施耐德(James Schneider)在2010年离开了自由民主党，于2015年加入工党阵营，如今担任科尔宾的战略传播总监。阿伦·巴塔尼(Aaron Bastani)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诺瓦拉传媒(Novara Media)，这是英国左翼媒体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迈尔斯的著作是一部学生运动的口述史。他采访了首次参加抗议的人，经验丰富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以及参与学费立法改革的两位政客，大卫·威利茨(David Willets)和文斯·卡堡(Vince Cable)。当时，威利茨任大学事务部部长，卡堡是商务大臣，如今卡堡已经成为了自由民主党的党首。由于采访是在2017年1月科尔宾意外获胜之前进行的，采访的整体基调显得较为悲观，迈尔斯写道：“这场运动成为了一场失败的传奇”。但是，包括威利茨与卡堡在内，与迈尔斯对谈的所有人都认为，2010年的学生运动并不仅仅是一次失败。
讽刺的是，这些游行示威活动对年轻人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如同保罗·梅森（Paul Mason）在序言里写的那样，这些示威活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学生变得激进”。这一代人曾被评价为懒散，麻木，漫不经心，缺少前几代人身上的那种抗争精神，但是突然间，他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示威，走出课堂，涌向街头，占领了大学校园。
图为2010年，由于英国政府计划上调学费并取消教育津贴，伦敦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图片来源：boston.com
这场运动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参与的学生本身并没有受到大学学费改革的影响，他们只是团结起来反抗政府的教育私有化计划，这个计划试图把教育变成私人产品，把学生变成消费者。
迈尔斯对这种私有化进程进行了追踪。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任首相的新工党政府时期，学费上涨到3000英镑，而高等教育的私有率从2000年的32%上升到2007年的64%(欧盟平均水平为20%)。迈尔斯写道，“2010年学费突然上涨到9000英镑，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如今，英国大学生平均背负着50800英镑的学生贷款，这一数字是全世界最高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学生贷款的利率过于高昂，而且利率上调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一位负责学生资助计划的政府顾问表示，如果在商业贷款中拟定同样的条款，很有可能会招致罚款，甚至被起诉。(在美国，虽然大学学费的差距更大，但是学生的平均负债要低很多，平均只有36000美元，约合27900英镑)
如果说2010年是新一代年轻人关心政治的起始，那么它同样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生态的来临。很多学生毫不在意传统的行为准则，甚至完全无视它们。受访者之一的休·勒米(Huw Lemmey)曾看到一些学生把工会的海报扔进篝火中焚烧，这让他身边的一些大学讲师感到绝望。其中一个人大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简直难以置信!”但是勒米表示，“那些学生并不知道海报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只是想通过烧东西的方式传达一种态度。”另一位受访者曾目睹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在唱国际歌，而旁边有一群年轻人跟着他们一起乱喊：“让我们一起发疯吧，啦啦啦”。现在看来，这与科尔宾支持者高唱“哦~杰瑞米科尔宾~”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把选举的激情从足球场带到舞会和节日聚会上。
更重要的是，这些抗议行动的参与者也与以往不同。就像2005年在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一样，2010年的英国学生运动把城市中贫困的年轻人团结在一起。与出身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相比，这些年轻人的种族构成更加多元，对当局也更加不抱希望。这些年轻人的动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一种被轻视的感觉。
本书中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莎琳·普拉萨德(Shareen Prasad)是一位参加了抗议行动的学生，她有一些哈克尼区的朋友并不打算上大学，但是也参加了游行，莎琳解释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这和教育无关，教育制度也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什么好处。他们讨厌警察，不是因为警察殴打游行者，而是因为被打的人是他们的朋友……对他们来说，参与游行的意义就是‘给这些人一点颜色看看，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这个新结成的联盟在2010年抗议失败后延续了下去，并且把科尔宾推上了工党主席的位子。2017年大选中，工党在黑人和少数族裔中的支持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而这些族群的投票率也上升到了64%的历史高位。少数族裔是紧缩政策的受害者之一，就像学生一样，他们不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却被迫承受了经济危机的不利后果。早在2010年，公共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就表示，“经济危机以来，少数族裔的年轻人失业率上升最快，从21%上升到了35%”。
这一切都体现在了学生运动中，那时的街头游行背景乐常常是垃圾摇滚和电子舞曲。2017年，由斯托姆兹(Stormzy)和JME(均为垃圾摇滚歌手)的粉丝发起的“垃圾摇滚支持科尔宾”(Grime4Corbyn)运动成为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竞选活动。2016年，斯托姆兹曾说，“科尔宾明白少数族裔正在承受什么”。
图为英国垃圾摇滚歌手纷纷宣布支持科尔宾，并号召粉丝给他投票。图片来源：vice.com
学生们也有同感。抗议活动发生时，他们被警察围堵，被骑警用马匹阻拦，大部分政客对他们都很鄙夷。卡梅隆叫他们“粗野的乌合之众”，特丽莎·梅(Theresa May)时任内政大臣，在一次讲话中“向那些打击破坏分子的警察和指挥官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埃德·巴尔斯(Ed Balls)时任工党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他表示“所有工党成员都和内政大臣一样感到了愤怒与震惊”。
科尔宾在这群人当中显得格格不入。根据迈尔斯的记述，在12月9日最终辩论当天，“唯一站出来为学生发声的就是来自北伊斯灵顿选区的议员，杰瑞米·科尔宾”。科尔宾要求内政大臣与伦敦城市警察专员进行严肃沟通，因为“警察采取了围堵政策，把人们困在小范围区域内，而这些人只不过是想进行和平示威，反对强横无理的学费上涨——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时任工党党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曾考虑过到被学生占领的伦敦大学学院去实地探访一下，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表示：“那个时候我去忙别的事情了”。与之相反，科尔宾的盟友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去了现场，不仅如此，他还进入了冲突的中心。据一位受访者回忆，当时学生们站成一排，对抗马匹的围堵，突然间，“约翰·麦克唐纳来到了我们身边，站在一排人的正中间，和示威者们手挽手……这就是我们影子内阁的总理大臣。”
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学生们本以为政客只会提供空洞的口头支持，但是这些行动超越了他们的预期。在这之后，联合政府继续推行不公平的改革政策，还口口声声说这些改革将会“鼓励”学生努力，把他们“作为教育制度的核心看待”。越来越多的人在科尔宾身上发现了其他政治家所缺少的真诚和责任感：他拥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
某种程度上，让人惊讶的不是科尔宾的胜利，而是这种胜利居然过了这么久才真正来临。去年九月的工党大会上，科尔宾表示，“我们或许能看到，2017年的政坛终于能够挽救2008年的危机”。而迈尔斯的这本书也让我们看到，2017年的政坛终于回应了2010年的抗议运动。
翻译文章：
Samuel Earle, The Corbyn Generation, Jacobin.
网络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1/student-revolt-austerity-uk-corbyn-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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