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以红楼北大图书馆为阵地，组织北大进步学生和青年，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就是后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
1918年秋，毛泽东从长沙动身前来北京。当时已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由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荡，思想日益觉醒。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都在纷纷寻找挽敉国家危亡的道路。其时在国内知识分子中日益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遂引起了胸怀救国大志的毛泽东的密切注意。
还在1916年冬，因遭受袁世凯的通缉，到法国流亡、学习的吴玉章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便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组织了华法教育会。1917年1月，蔡元培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2月，吴玉章也到了北京。经过他们的积极活动和斗争，华法教育会于4月间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备案，作为组织和经办留法勤工俭学的机关。同时在北京、上海、保定、蠡县等地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或预备班，向全国招生。这个消息传到湖南后，毛泽东就与蔡和森、罗学瓒等商议，决计前来北京，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1918年6月，先期到达北京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要他们作速来京。蔡和森在信中特别转达了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此时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的意见：希望毛泽东来京后“入北京大学”以便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1918年8月，毛泽东和其他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上。到京后，他先是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北大教授杨昌济(杨于1918年春来北大任教。这以前他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是毛泽东的老师)家中，不久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现名吉安所左巷)七号(现八号)的一间普通民房里，同屋有蔡和森、罗学瓒、陈赞周、罗章龙、肖子升、欧阳玉山、熊光楚共八人。这间房很狭小，八个人挤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物质生活，进行青年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学习。
这时，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同时，他和蔡和森等又给蔡元培校长写了封信，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就在图书馆工作并写了张条子给李大钊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于是在李大钊的积极安排下，毛泽东做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每天到刚刚落成的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靠南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这十五种报纸是：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刊》、《华文日报》、杭州《之江日报》、沈阳《盛京时报》、北京《导报》(英文)、《支那新报》(日文)两种、大阪《朝日新闻》。
毛泽东在这里的工作是平凡琐碎的，待遇也很菲薄，每月月薪仅八元(当时教授的月薪起码在两百元以上，校长蔡元培的月薪是六百元)，但却给青年毛泽东提供了极为良好的学习环境，为日后领导中国革命准备了条件。毛泽东在这里利用工作之余，如饥似渴地学习，参加各种学术团体，研究各种“主义”，批判鉴别各种知识，寻求真理。
毛泽东对新闻研究和报刊宣传是很重视的。来京前就曾与蔡和森计议，到京后要“一面办报，一面入学”。因此进北大不久，1918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刚成立，他便报名参加，成为它的一名积极会员，经常参加它的各项活动。如他出席了1919年2月19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开的该“研究会”的改选大会，参加选举了正副会长(当选的正会长为蔡元培，副会长为徐宝璜)，他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二十四名会员之一;3月10日晚在理科第十六教室他听了李大钊为“研究会”会员所作的讲演;每周还听邵飘萍等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门课。在“研究会”的活动中，毛泽东获得不少教益。他曾说“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19年10月，新闻研究会在文科事务室举行第一班研究期满式大会，照会章规定，由会长蔡元培发给参加“研究会”学习满期者每人证书一张。毛泽东和高君宇、罗章龙等共二十二人各得了一张“听讲半年证书”。因他当时正在湖南，证书未直接发到他手里。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包括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著作，使他的思想营养，大大丰富起来了。
除了刻苦学习具有新思想的书本知识以外，毛泽东在北大学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广泛结交活跃于当时北大新文化舞台上的各方面知名人物，与他们座谈、讨论，汲取有益的知识，进行各种主张的比较鉴别。他除了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外，和蔡元培、陶孟和以及胡适等人也有过交往。1919年冬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人就曾联合“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毛泽东在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回忆到他和陈独秀、胡适的交往。他说：“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发生过直接影响的是李大钊。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新思潮，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由于李大钊这时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他领导下的北大图书馆，实际上是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而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与李大钊朝夕相处，自然不会不受到李大钊的影响。正是在这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清除了无政府主义思湘的影响，放弃了许多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他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北大红楼工作期间，毛泽东一面认真工作，勤奋学习，一面帮助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動工俭学活动。此时北大也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蔡元培兼任“华法教育会”会长，积极组织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李大钊是积极赞助者之一，毛泽东代表湖南学生常和他们商议这方面的事情。应“华法教育会”的请求，毛泽东为湖南学生起草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帮助准备去法国的蔡和森等人作好必要的准备。《计划》要求赴法以前，要学会法文。毛泽东就帮助罗学瓒入北京留法预备班、蔡和森入蠡县布里村预备班、张昆弟入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他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为大家筹措旅费，安顿家庭，准备行装，赢得了大家的赞扬。1918年底，罗学瓒在从北京发出的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在北大半年期间，毛泽东还几次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宜传革命道理，了解工人疾苦，向工人学习。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已因送走第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离开北大去上海后转回长沙了。虽然远离北大，但和北大的联系并未中断。在五四爱国运动高潮中，5月中旬，毛泽东的老友、其时在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习的邓中夏，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专程来到湖南，向毛泽东介绍了北大和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共同商讨了如何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以进行斗争的问题。毛泽东积极领导湖南各界人民，热情声援北大和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此后，毛泽东和邓中夏经常通信，研究革命问题。1919年10月，毛泽东曾把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邓中夏。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予以全文发表并刊登一则启事，热情宣传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充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张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在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启事表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在当时的北大已经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1919年12月初，因日本军队在福州枪伤中国学生和商人，造成震动全国的福州慘案，长沙学生举行集会，在教育坪焚毁日货，开展斗争，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野蛮镇压。毛泽东、何叔衡等及时领导湖南各界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为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影响，毛泽东还组织了驱张代表团，决定分别由何叔衡去衡阳，彭璜去上海，易礼容去武汉开展活动。毛泽东也亲自率领了一个四十人的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第二次来到北京，在北京工作、战斗了四个月多。这次毛泽东住在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后院，虽然没在北大校内工作，但他的革命活动许多却是在北大校内进行，或是与北大有密切关系的。这期间，毛泽东和邓中夏以及在北大的湖南“辅社”成员联系密切，多次在一起开展爱国活动。保存至今的毛泽东于1920年1月18日与“辅社”成员在陶然亭慈悲庵门口的合影，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见证。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曾多次与“辅社”成员和旅京的湖南学生一起在北大集会，声讨张敬尧的罪恶，商议驱张的办法。驱张代表团还多次去北京政府国务院请愿。1920年1月28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分别从前门后门和西华门向国务院进发，沿路宣讲驱张的道理，在新华门前进行了三小时的示威。毛泽东和张百龄、李思安、柳敏等六人被举为代表进入了国务院，同北京政府的接待官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最后迫使这位官员不得不答应撤免张敬尧的要求。这时期，毛泽东还组织了平民通讯社，自己担任社长，向全国报刊编发揭露张敬尧的稿件。当时在衡阳出版的《湘潮》周刊曾写道：“旅京公民毛泽东、张百龄等，为传播张敬尧的罪恶和驱张运动的消息起见，组织平民通讯杜，每日发出稿件五十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
北大进步师生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代表团是积极支持的。1920年1月3日下午，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大三院召开了慰问驱张代表团的大会。北大学生会主席方豪首先致词，略谓：“代表团诸君因不堪强权压迫，不远千里，奔走来京，从事驱张运动，奋斗精神，实可钦佩。……”。接着由代表团代表、新民学会女会员李思安发表讲演，她历数张敬尧的罪恶，最后表示代表团来京不仅仅是为了打倒一个张敬尧，而是要打倒由许多个张敬尧组成的整个“军阀派”，一定要和北大以及全北京市的学生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
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时期，还加入了由邓中夏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同时，1920年1月，毛泽东又加入了由李大钊和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长期和这个学会保持联系，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还有“收毛泽东第三年会费二元”的记载。
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开展上述种种活动的同时，还利用北大良好的学习条件，抓紧时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钻研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这期间，他精读了《共产党宜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信仰。十几年后，他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侯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次大飞跃。这个飞跃的实现，是和他两次来北京、在北大红楼的工作学习分不开的，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1920年1月17日，他的老师和“最真挚的朋友”、北大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因病去世。杨昌济一生主持正义，赞助进步，为人处世，洁身自好，仅靠教学薪金维持全家生活，很少积蓄，身后异常萧条。其时杨昌济的女儿、后来的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和她哥哥、母亲等也都在北京。为了抚恤遗孤，毛泽东曾和蔡元培、章士钊、黎锦熙、范源濂、陶履恭等共二十八人签名发起募捐。募捐《启事》说：“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先生服务教育亦近十年，揆诸优待教员及尊重学者之意，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赀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俾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启事》称誉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杨昌济逝世后，灵柩停放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内法源寺中，毛泽东曾到寺中和杨开慧、杨开智一起守灵。李肖聃(李溆一的父亲)写了《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一文，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文章详细介绍了杨昌济的生平事迹，其中特别提到杨昌济慧眼识英豪，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弟子著录以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
杨昌济去世后，毛泽东帮助料理完后事，旋即由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护送杨昌济的灵柩回湖南，下葬于故里长沙板仓。其时毛泽东因要转道去上海拜访李达，商谈改造中国的各种问题，并要到上海送另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就和杨氏兄妹暂时分手了。4月11日，毛泽东离京，沿津浦线南下，一路觅古寻踪，流连于山水之间。他游览了天津、济南，登临东岳泰山，到曲阜晋谒孔庙，又访问了六朝古都南京，大约在1920年5月初到达上海。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毛泽东也即回到了长沙。这正是陈独秀、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酝酿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在他们的影响下，毛泽东在这以后不久就在长沙筹划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从而开始了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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