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文化纵横》自2008年创刊以来，一直关切当代中国体制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分工和职业选择问题。本月，国考报名正式启动，截至近日已逾80万人报考各相关岗位，足见公务员职业仍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对于国考生而言，他们在做出职业选择时，大多仅仅把工作待遇、身份地位作为核心关切，然而这种“捧着铁饭碗”的体制生活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却鲜有人真正在意。本文以大学生公务员为访谈对象，探讨了公务员与体制磨合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是不断改变至彻底被同化，还是求同存异、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抱负?很多年轻公务员都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明白自己不大可能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但现实并不妨碍他们按自己的逻辑去设定行为框架。不少人认为，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社会上不合理的情形变得更合理，也值得。文章仅代表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又一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潮涌动。千人争一岗，这不是赌盘上的下注，而是聚焦在某些国家机关具体岗位的名额争夺。千军万马，在外面的人，铆足了劲头想杀将进去，而终于得偿所愿进到里面的那些人，光景又如何?“他们对我说，一流的大学生都在机关里，二流的大学生都在国企”，这番不无优越感的话，是两年前参加国考时，用人单位面试官对竺克绍讲的。采访中，他将之复述一遍，然后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很不正常的。一流的人才要么从事科学研究，要么从事有创造性的工作，这样的社会才是良性的。”
已经端上体制饭碗的竺克绍，援引唐太宗在午门上看士子们从科举考场鱼贯而出时自鸣得意的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以此来比衬他们现时的处境。“你得放弃一些坚持，有时候会很痛苦”，他说。
如是观感，不乏其人。“那是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80后”检察官肖凯康这样形喻他眼中的“公务员”三个字。在体制内待了几年，他有一种担心，即虽然自己熟悉和适应体制的能力增强了，但适应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能力可能随之衰弱。想要避免这种状况，只有一条心待在体制内。
这些曾被指“自私”、“唯我”的一代人，显得都很乖。
里面的世界
对于年轻体制人而言，在骨感的现实面前，想法这个东西，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以竺克绍为例，他是国际关系专业出身，当年报考中央外事部委的相关职位，一个初衷是期待可以学有所用。可是上岗后，发现情形截然两样。作为一个普通科员，整天干的就是抄抄写写的事务。相形之下，他所怀有的“立志于做大事”的念头未免有点不切实际。
“说实话，你进来后会发现自身的渺小。这个官僚机构太庞大了，个人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竺克绍用被上过一堂课的清醒语气说，“很多人进来以后，就很苦闷很迷茫。”
竺克绍自以为接受过现代教育，就其价值观而言，是有别于过去年代的体制人的。这也是他这一代年轻人所引以为豪又不无自负的地方。他所受过的教育，一上手就告诉他何谓权利，何谓公共利益，何谓民主与自由等桩桩件件。但在体制内存身，他又目睹到，那就是一个大染缸，纯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此时他怀疑，年轻人对那个环境能带去什么改变。
“我们这个机关文化力量是很大的，把每个不是螺丝钉的人都变成规规矩矩的螺丝钉，把棱角慢慢磨掉，四平八稳，人就变得平庸了。因为不鼓励创新，会扼杀了创造力。”
碍于手里端着机关的饭碗，竺克绍没有办法举出具体的事例来佐证。但他不讳言面对某些不民主、违反人性尊严或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事情的反感。他的一个发现是，在他们那个体系里，现代性和专业性一定程度上都是欠缺的，“说实话，我们现在还存在以前延安时期的做法，包括那种运动式的执法，是非常态性的。”
既使在创造力释出空间不具备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依然做不到不去“胡思乱想”。
“我爸希望我当到一定级别的领导，有一定的掌控权，再来做一些事情。可是像我们这个工作，我当了领导以后到底能决定什么呢?我也没太明白。”
说话的魏思霏，是北京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自进入法院工作，她就喜欢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观察法律对于人的影响。刚进法院，最初被安排在信访监察岗位上轮岗见习一个月，每天接待十来起上访，见过当事双方直接当着她的面打架。一些案件当事人不服判决，成了老上访户，天天到法院门口信访喊话。用她的话说，看到了很多无耻的人，也看到很多无辜的人。
对于上法院信访的现象，以及法院流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她感到奇怪，“咱们国内用一种政府的方式来处理法院跟人民的关系”，以至当“为人民服务”高悬于头顶，把一个法院体系弄得跟“服务性行业一样”，“司法工作不仅要公平公正，还要实现良好社会效果。案子判完了，要双方都满意，还不能有人上访闹事。”
中国采用的是西方的大陆法系，嫁接的是中国式的办事模式。对这一现象，魏说，“这个法律体系很复杂，给人带来一种混乱”。
数年前南京的彭宇案，她关注过，认为那样判是“法律只看证据，没有证据证明那个人不是你撞倒的，只能这样判 。可是这之后在中国谁还敢去扶人?”这个问题在她的主张中是可以妥善解决的，“在法律规定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加强这类案件的判决指导，就是说我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判断。”
她想将这些观察所得写下来。但是所处的环境，又让她有顾虑，怕写出来的东西被人过度解读，成为攻击法院的话把儿。这一来，就触及更深一层的意识，想法归想法，对于中国的法治推进，她不表示太多兴趣与动力，也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太多事。她强调那需要机遇，而这种机遇可以说没有。
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往外走，也有反其道而行的异数。
“我进去就想了解一下经济形势，再观察一下政府部门的运作情况，为民生和经济调控尽点力量。你说我非要想怎么样，那倒没有。”
说这话的时候，冯建林已经不是体制人了。他是1972年生人，毕业于美国肯塔基大学，是食品科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2002年，抱着“希望能做点正面事情”的想法，他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招入的第一位留美博士。
但是政府的岗位，可复制性强，前脚走，后面的人就可以填上。难有创造性可言。更由于价值观上的差异，2007年冬天，他还是出走了。
在岗位上，他领略了“官场”上那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帜，做不科学的事情”的风气。也体会到了“文山会海”如何地“折磨”人，“筋疲力尽”。更看到了经济数据是怎么被“编制”，企业为了获得政策可以将数据“造假”好几倍。政府运行也“缺乏透明度”，仅公文就划出普通、秘密、机密、绝秘好几等，弄得很“神秘”。
辞职的时候，冯建林已官居消费处副处长。国家发改委素有“小国务院”之称，在这个体系中，继续奔前程谋升迁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并不为之前的放弃可惜，“我想问问我们所有的部长，你的价值在哪里?不是说你做部长就等于你有价值，你的人生价值不是体现在你当了什么官。”
抱着“你不是什么官员，但你的社会价值也能体现”的念头，回归民间的冯建林，着手成立了一家咨询机构。借助曾在发改委工作的经验优势，按国务院部委观察经济形势、制定政策的思路与视角，他为各类金融机构、企业提供研究服务。同时以“第三方主体”的身份去关注、监督、点评一些公共政策的落实与改进。他们的意见，有时候能引起诸如央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关的注意，会主动上门购买报告。冯梦想将自己的机构打造成美国兰德公司那样的全球顶级智库。他找到了在体制外的定位。
年过40，冯建林心态平和许多，对于那个他曾待过的政府，他没有说他们的“坏话”，“ 政府有政府的价值，这是整个社会所必须的。现在看他们也是不断在努力调整。”
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在体制里安身立命，就会有一个自我说服与调校的过程。
“你在什么地方，就得遵守什么样的规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魏思霏说，“你不喜欢，也可以不来。现在大家都讲自由选择嘛。”
的确，实际工作中，她是看到了那么一些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于本系统的肯定和维护。举例来说，这几年偶尔发生法院给当事人发出夜间零点开庭的传票，被人捅到网上，闹出笑话。这在魏看来是个丢脸的错误，但她也有她的理解。他们法院每个法官平均每年结案数达300件，案子太多，业务太忙，想保证一点错漏不出，“可能么?”她反问道，“我们当然会说不就是写错一个时间嘛。但当事人会咬着你不放，指责你法官工作不细心，这个那个的。”
这份工作也有它需要小心拿捏的地方。法院和公安系统一样，有“老人”带新人的传统。魏思霏初进法院，“老人”会向她传授经验，告诉她在这种特殊机关，做事情要长个心眼，比如，怎么判案子更合适，某些处理方式得当与否，都有讲究。特别是自从网络自媒体时代来临，他们平添了很多有形与无形的要求必须遵守，以免给集体名誉带来不利影响。在她看来，这是必要的。
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这种对体制的认同感，在年轻人身上有相当基础。
“有些现象是被误导了。它的存在，并没有那么可恶”。赵恒慕说，“你看美国、欧洲，也有国企。但是在他们那些国家，对国企的讨论不像我们这么有针对性”。
大学毕业后，赵考入中国邮政集团总部。在国有企业何以会面临那么多负面舆论的问题上，身在中央企业的赵恒慕这样解答。去年10月，西安市发生一起七旬病重老人被抬进工商银行修改账户密码的事情，舆论大哗，指责工行太牛气。而这些年以来有关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嘘声在经济学界不绝于耳，国企俨然成为中国深入市场化改革的一重阻力。赵恒慕却说，这是局部一点被媒体放大了的结果。
“每个行业不一样，甚至每个人都不一样。工行某些人服务态度不好，或者曝光出来一些问题，大家一瞬间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牛?因为它是国企。国企都这样么?就像这几年整个舆论那么强地针对城管，城管都暴力执法?也不是。”
他所在的中国邮政体系，历来也饱受诟病。他强调自己所在的中国邮政只有一部分业务是垄断经营，而且是在找不到第二种替代办法、无法放开市场化的情况下不得不行的自然垄断。诸如信函业务，特别是涉及机要件业务，也只能由他们来做，不可能交给别的民企。而比之于别的完全靠垄断资源做大的国企，他就认为这是两回事儿。
至于国进民退，按他的逻辑，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国企代表国家搞经营，进到哪个领域，背后都是国家，换言之即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所在，而且有些领域让私营资本进入，他们也没有能力承担，“放得太开、太大确实不好。”
明了就里的人，见到这种对体制的暧昧取向，应该不会感到惊诧。用竺克绍的话说，成了体制人，“你自己要向现实有一些妥协”，“屁股决定脑袋”。实际上他也不隐瞒，他本人就在重新认识所处的体制。虽然他对机关里的染缸文化不无微辞，但慢慢也看出它存在即合理、有其实用性的另一面。
“你得接受它的规则，包括一些明规则和潜规则。这是一种体制的润滑剂，能让这个机器更加有效地运作起来。比如上下级，任何法律也没有规定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你要完成一件任务，真的是要有效领会领导的意图。你领会不了，就做不了正确的事情”。他的体会，这里面有妙不可言的玄机，“你如果完全按规则来办也不行。你要达到目的，规则有时候也要发生适度的‘扭曲’。”
当他投身进去，发现那地方也不全一无是处。明显的特点，是他们比一般学者更容易接触到第一手材料，而这些东西是不为外人得见的。在其中，不仅长了见识，而且执行实务本身也提升了人的各种能力。他把这看作是一种储备，资源的、能力的、视野的。如此一来，他也就不必对是否能有作为过于介怀，视角随之发生了转向。“不能说人都是现实主义，但没办法。人何必要去追求那些沉重的东西?”他说。
向仕途迈进
要问体制究竟给年轻人带来了什么，答案的重合度会很高——那就是阶层身份的变化。有人在通过公务员考试后甚至半开玩笑地宣称，进了体制，就等于进入了“上层社会”。最起码，身份上的光环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有层级”的社交圈。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有虚荣心。在政府机关工作，又是在北京，说出去特别有面子。”肖凯康解释他之所以进入体制的成因，“如果一个企业每月给我一万多，我可能也不去。回到老家，别人问你在哪里工作，你说在企业，人就觉得你特别不稳定，不踏实。”
北京的公务员队伍，80%属于普通科员。大多数年轻人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想在这个阶层里地位更稳固，就得在竞奔上游的潮流中不甘落后于人。肖凯康无时不在蓄积这方面的能力。
北京的公务员系统内，每年会有考核，从低到高分嘉奖、优秀、三等功、二等功和一等功几个层次。肖曾拿过一次嘉奖一次优秀。家里人知道了，都为他开心，说他有出息。
在体制内发展，肖的一个感受，是人际关系无比微妙。尤其是在职称、职务晋升上，周围人的评价至关重要，通常最怕的就是被人说三道四。肖凯康就遇到过这类情形。他平时喜欢打篮球，中午饭点经常跑到单位院子里打一会儿。有领导就找他谈话，说根据相关反映，他的工作态度不积极，老去打球，不务正业。肖确信这是有人看他不顺眼，在背后告他的黑状。这事让他小心翼翼起来。
“反正谨言慎行吧，祸从口出。我们单位的年轻人就应该多看多听多想多做，少说。尤其是老同志，自尊心超强的，可能你一句玩笑话，他就往心里去了，再想改变人家对你的看法就很难。”
要是在本单位晋升几率不高，或者过慢，他们也可以选择走捷径。公务员系统内现在也是可以岗位竞聘的。2009年通过国考，肖凯康最先得到的是另一个机关的职位，日常工作是受理行政审批，看看材料盖盖戳。不耐烦这类琐碎事务，他转而考入检察院。而他身边的一些同事朋友，在具备一定实力之后，也都在往上考，寻求摆脱基层岗位。去年，他就有两个同学考进国家部委。肖自己也有往公务员金字塔顶端攀爬的想法。
“在国家部委级别提得快，你在基层可能干十年都拿不到一个副科，但在更高一级单位，就更容易到正科。”进入体制内也有数年了，肖凯康现在是副科，而他同学甫一考入部委机关就已经是副科了。若是一直在本单位，他的预估是，“比较顺利的话，我提正科要到2017年左右。”
单从谋职空间而言，奔头虽有，但也是僧多粥少。
去年，魏思霏单位有两位同事突然辞职了。这二位都是她认为绝对不可能辞职的人。因为都混得比她好。“我们自己的分析，是她们在去年院里的一次岗位竞聘没聘上，今年就走了。”
这种势头之下，魏思霏也是颇有压力。她一直在卖力工作。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进法院后，庭长选她当内勤，负责部门之间的联络协调，部门内的后勤安排等事务。单位内都说这是“二庭长”，是地位高于一般同事的象征。
到现在为止她已经荣立过两次三等功，2012年还提了助理审判员。按此趋势，下一步，她的发展位阶应该是副庭长。但这还只是模模糊糊的处于考虑之中。
与她同一批次进去的就有50多个新人，下一年还会有相当规模的新人进法院。年年进新人，升迁标准和竞争程度都在提高。此外，这项工作让她感到太累，加班加点，没有作息规律。最累的时候，因为要不停和各种人讲话，有一段时间她失声了，话都说不出来。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开庭时间一久，扛不住。她就有点犹豫要不要寻求往上发展，因为往上走事务会更繁重。
但是形势比人强。在体制内的人都不傻，毕竟是辛苦挤进来的，清楚自己所处的岗位在别人眼里称得上香饽饽。虽然苦点儿累点儿，这工作却不知让多少人称羡。用竺克绍的话说， “这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压力”。而每一个体制人，都是这压力的结果。
尽管竺克绍进了“保险箱”之后，并不保证他一个西部三线城市的娃能在一线城市买得起房子，但怎么说也得到了一份他所要的“安全生活”。且他又是一个内敛不具锋芒的年轻人，这种性格在体制中也算一项优势 。
进单位不久，竺克绍就被派到我驻境外机构挂职。依据体制惯例，挂职期满回到原单位，一般会给予职位上的相应调整。对于未来图景，他表现得有信心。
常态地看，焦虑也无时不有。只要想往前走，他就必须参与更高晋级的角逐。在这条路上，机会并不均等。对此他是清醒的，“也要有平常心。这里面有很多不可预见性的东西。你就要调整心态。”
年轻人朝此方向求索，在已经离开队伍的冯建林那里是不对味口的。他提醒后来人能端正一下自己的观念。“我觉得最好的动机是看重公务员的社会价值才去。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去做事。你做好事情，能力在提升，你自然就有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
随大流的非主流
在与体制相磨合的过程中，是被彻底同化，还是求同存异，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中央不是狠刹四风嘛。以前这肯定在各个机关都存在的。搞研究的，为了经费做课题，纯粹就是‘一种应付’。为了完成某项任务，你综合一下材料，糊弄下领导，有什么意义呢?”在农业部直属研究机构工作的王显扬说。他所在的是一个司局级事业单位，属于官方智囊机构。
王显扬的追求，是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去促进和影响高层决策。但他们单位的研究偏好，更多着重和限于宏观性的政策研究，“不深入，难接地气”。这意味着他要达成预期，就必须摆脱机关单位人员那种例行公事式的研究风气。有时候领导上也向王交办任务，那既是他不感兴趣的，也是他认为与“出发点”相背离的。
“我往往就拖，甚至不做，策略性地拒绝。让你干那些琐事杂事，你永远也发挥不了。谁能看到你的价值呢?”
王显扬要摒除那种窝在机关只看材料脱离一线的工作陋习，把目光放到最基层的农村。做课题研究时细到走村串户，吃住在农家，尽量不打机关招牌。他以为唯有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掌握和积累质感的经验。如此这般，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朝他的预期方向推进，“你可以把政策还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表达出来，通过内参递上去。像农民补贴，起码知道哪方面不合理，农村环境污染，知道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
王显扬的估计，自己要正式走出来成为一名专家，恐怕得到四十多岁才行。得耐得住寂寞。而在这样一个凡事都讲速度和回报的物欲社会，他倒不感觉这种非主流的做法有什么不好。
“我个人觉得年轻人对事业应该有激情。”他的口吻，不像是在唆使人们自我麻痹，是极认真的，“你进体制，本身就是为国家运转服务的。”
现实并不妨碍他们按自己的逻辑去设定行为框架。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明白自己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99.9%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的”，方昭绪像从前的新青年那样慷慨陈词，“在现有体制下，你为这个社会哪怕出一点点微薄的力量，也值得。很多人讲，不要进去了。如果说大家都不进去，那这个体制到底要交给什么样的人?”
方昭绪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学博士，深受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感召。现在在公安系统做研究工作。去年，上面下派警员到派出所挂职锻炼，瞅准这个机会，方昭绪也争取下到了基层。他想通过在下面的实际参与和积累，提升业务素养，以便日后建言献策，“使不合理的情形变得更合理”。
下到基层两个月，平均一周至少要上72小时班，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110出警、巡逻执勤、解决纠纷，都得负责。舞文弄墨的秀才，像在街头从晚八点到清晨站岗这种事也要上手。这一沉下去，就看到问题不少。
2008年开始，中央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公安系统随后也想动作。领导让方昭绪执笔起草一份调研报告，讲讲系统内推进此类改革的必要依据。他看到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内部的部门构成，一般都在30、40个，“实际上我们有很多部门都是可以合并的，在现行体制下，要一步一步试着去改进”。报告出来后，不久铁路公安业务就被归并到了地方公安系统。虽然不能确认这是基于他的报告所致，但方认为这就是体制提供给他的施展空间和机会。
方做的事，具体可触摸。有时候，他甚至想去当管片儿民警，有志于将辖区建成最安全的模范社区。通过研究和实践结合，使各类案件不再发生。这是基于他对自我能力的认知。他说他想去改变也确信可以改变的，就是这些了。
身为一枚螺丝钉的方，在实际工作中的确见到不少访民上访的情形，也同情他们，甚至不否认体制自身有缺陷。但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谨慎闪躲，有一种不愿过多暴露自己内心想法的情态。
“我不属于激进派。我也赞成一些改革。但是我不赞成采取激烈的方式。”
力所能及地做点事，也是整天奔忙于各种案件的年轻法官魏思霏的态度。她也声称，将做好手上这份工作。问她何谓做好?她说她保证会“公平、公正”地判案，“法律怎么定，我就怎么判。”
问题是，司法系统的腐败这些年不鲜见，她这种表态也许会让人视作不切实际的信口一说。我以为她还没有达到徇私枉法的级别和资历，但她立刻否认了这一点。
“其实我真的是可以决定的。”坐在人声嘈杂的餐厅里，她一边吃着蔬菜沙拉，一边坦率地揭示自己具备便利去操纵判决的事实，“我判的案子，我怎么决定不了啊?大不了判完了让上级法院发回就完了。”
至于上面会不会追查下来，她说，“不会，没有人会管你。”
她肯定，一切就从良心出发。
年轻人这种自我确位，在稍微年长一点的“前辈”冯建林看来，值得赞许。
“当无数人都把自己份内的事情管好，那就对了。一个好的体制，是多数人努力的结果。”他的意思，这是一个从量到质的变革，“只要是你认认真真做事，你认为做的事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好的。”(除冯建林外，其他主人公皆用化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4年4月刊，原标题为《铁饭碗里的青春——公务员队伍中的大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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