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知识劳工”的理论框架，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探究了在中国小型互联网公司就业的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通过对个人式回忆的话语分析，本文揭示出他们四个层面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建构，包括：基于技术经验和专业主义的认同;以自我提升为目的，对高度流动与内在风险趋于中立化的阐释;使用“码农”一词来体现工作的高压与遭受圆形监狱式的监控;以及使用“屌丝”一词来进行自我表达和集体抗议。IT程序员基于自身工作经验的边缘话语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方面的主流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凸显的明证。本文的研究进一步确认，“知识劳工”的概念不尽然与专业技能、传播、创新、知识等话语相连，而是对数字经济时代下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和凝聚力等问题的再阐释。
关键词：知识劳工;身份认同;IT程序员;话语分析
一、导言
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和IT产业的崛起备受学界瞩目，这也使得数字经济背后的劳动议题受到持续关注。理查德·巴布鲁克(Barbrook，1998)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新型技术的普及和对知识劳工的征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从个人、专业到社会层面不断信息化，这使信息化背后诸如程序员等助力者的作用不容忽视。诚然，知识劳工在呈现创新、知识与传播等话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同样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技术力量(Virno & Hardt，1996)。
本文以在中国深圳小型IT企业工作的程序员为例，旨在通过了解其工作实践和身份认同，更好地理解“知识劳工”的理论框架。以往的诸多文献都认为，IT程序员这一群体作为技术创造与实践的最前端，经常被划分为社会阶层中的中上层人群。例如，达斯(Das，2001)曾在其研究中提到印度的IT程序员被认为是“新的中产阶级英雄”，因为他们的技术推动了印度IT经济的腾飞。恩辛格(Ensmenger，2012)在《计算机男生的占领》(The Computer Boys Take Over)一书中也阐释了计算机技术人员在软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追溯最早一批“计算机大男孩”如何在传统的、等级森严的机构中建构自身的独立性和身份认同，恩辛格强调了软件技术工作人员在现代社会中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
不同于将IT程序员作为中上社会阶层的研究，另一派学术脉络更多地关注全球生产链底端的技术人员，揭示出他们被裹挟进高度不稳定且等级森严的分工体制的现状。例如，科斯塔(D’Costa，2003)指出，印度软件行业的发展是基于不均等资本主义产生的企业家靠着剥削数量庞大的数字劳工而进行资本积累的结果。在对印度跨国软件从业者的研究中，项飚(2012)展示了跨国资本如何影响印度IT程序员的就业机会，以及这种“全球猎身”的行径如何将这些跨国程序员置于不确定的、“险象环生”的工作环境之中。桑多瓦尔(Sandoval，2013)在对富士康工厂的劳工状况进行分析时阐明，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与革新，同时也建立在对技术工人的剥削之上。本文以中国的草根IT程序员为例，旨在加入这一学术脉络并揭露出在底层社会挣扎的所谓“知识劳工”是如何进行身份建构和开展工作实践的。
在中国，以IT程序员为代表的“知识劳工”是一个尚未被学术研究充分触及的领域。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数量巨大的劳动群体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革新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软件出口业迅速增长。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4年发布的《2013年中国软件产业报告》，2013年，中国软件出口达487亿美元，占国家GDP总量的0.5%。报告同时指出，2013年，中国有3108家外资软件公司，合营利润为1130亿美元，占整个国家GDP的1.19%。中国的IT程序员，尤其是来自底层的程序员，组成了全球化数字劳工体系中末端的一环——他们主要在跨国的产业链中负责被外包的工作、提供国际服务，以及加工电子交易的软件。
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小型互联网企业中的IT程序员，包括他们的生活、身份、话语以及日常工作实践。本文论述了“知识劳工”的理论框架以及当代中国的IT产业，着重分析了中国底层的IT程序员如何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通过个人回忆式的话语建构起自我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意涵。
二、知识劳工
关于“知识劳工”这个概念的探讨由来已久。马克卢普认为，知识劳工是指“知识生产工业群内工作的人”，或者是“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职业人”(Machlup，1962，p.267)。在经济学家德鲁克看来，知识劳工指的是“从事生产观点、概念等的男性或者女性”(Drucker，1969，p.264)。与前两位学者不同的是，贝尔并没有使用“知识劳工”这个概念，而是指出“知识阶层”是后工业时代中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群体，传统的劳动理论将会被知识价值所挑战，因为社会生产实践正朝着越来越信息化的方向发展(Bell，1976)。
三位学者对“知识劳工”的概念化过程可能略有不同，但在以下两方面是一致的：其一，知识劳工数量的增加使知识产业迅速发展;其二，他们对于知识劳工的定义都强调对信息的生产与分配，以及对技术与创新的占有。在这一点上，“知识劳工”有别于斯麦兹(Smythe，1977)的“受众劳动”和特拉诺瓦(Terranova，2004)的“无酬劳工”概念，知识劳工更强调专业技能和职业技术。詹兹等人的研究将知识劳工描述为“高端劳动者”也证实了这一点(Janz et al.，1997，p.878)。这类劳动者会将他们的所学用于设计、生产新的产品与服务。虽然以往的一些文献研究将“知识劳工”看作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概念，但最近的一部分研究已经不再采用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了，而是认为知识劳工可以包含广泛的职业类别，甚至可以将体力劳动者纳入其中。
莫斯可和麦克切尔也认为，知识劳工的范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特定的职业，而应该扩展到一切与“信息和知识的处理、传播、承载”有关的劳动(Mosco & McKercher，2008，pp.24~25)。基于这样的理解，福克斯(Fuchs，2014)指出，数字劳工的范围基于工业生产，而非职业范围。换句话说，任何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劳动都应该被列入数字劳工的范围之内，而不应该仅仅关注其职业种类。福克斯强调了数字经济下劳动力的多样性和延展性，同时也阐释了全球范围内数字劳动分工的可能性。
在电子计算机层面，编程与劳动力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分析框架。一方面，由于技术上的优势，计算机工程师被视为一个颇有权力的群体;另一方面，他们也被认为是边缘的、没有权力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权力和控制”(Edwards，1997，p.172)。在哈克看来，计算机工程师在工作中获得的乐趣和成就感与他们的赋权密切相关(Hacker，1989)。弗罗曼(Florman，1996)赞同哈克的观点，认为技术在IT程序员看来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和体现。通过分工合作，他们可以拓展社交、形塑集体认同感。瓦格和斯里尼瓦桑的研究表明，女性程序员更看重自身的IT专业，并会通过诸如“挑战”“成就”“精神鼓舞”“技术的使用满足”“探险”“自我提升”“个人成长”“自我满足”等语汇来展现她们对自己职业的认同感(Valk & Srinivasan，2011，p.44)。
除此之外，一些批判学者也表示，IT专业人员的研发工作充满挑战和不稳定性。阿罗拉等学者对印度的软件业展开研究，发现印度的IT工人经常被置于被动的地位，通常情况下，他们仅帮助西方国家做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外包工作(Arora et al.，2001)。项飚(2012)在“全球猎身”的研究中也发现，印度IT程序员在“猎身”的过程中做着IT苦力，不但工作毫无创新性，得到的工资也非常微薄。夏冰青(Xia，2014)的民族志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工处于社会的底层，不断沦为全球分工体系中无足轻重的“小齿轮”。
三、ICTs与中国IT程序员
中国数字经济起步较晚，但却发展迅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库资料显示，中国已经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生产和使用ICTs最重要的国家之一。2004年至今，中国已经是ICTs硬件组装和生产加工量最大的出口国，但在软件生产方面，并没有像硬件一般占据重要地位。2013年，中国的ICTs行业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量的27.4%。本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硬件ICTs，而是在软件。总体而言，软件行业主要涉及软件产品与软件服务，包括研发、市场、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通常软件产品端分类广泛，包括操作系统、计算机端应用、网络管理工具，以及各式各样的企业和个人程序。随着中国IT市场的不断扩张，软件业正在成为增长最为迅速的部分。根据加特纳公司的报告，2013年年底，全球软件业的产值达到3500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0.46%(Gartner，2014)。随着中国信息化进程的加速，电子政务、信息监测、股市交易、物流与网上购物日渐发达，一个软件帝国的雏形正在不断形成。
与处于急速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一样，IT企业的发展呈现出迅速、不均衡、层级多样等特点。其中既有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业界简称“BAT”)这样的巨型IT企业，又有跨国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如微软、IBM等，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小型IT企业。据官方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中国共有37102家软件公司，其中在2013年至2014年新成立的公司就有6183家。包括BAT、华为在内的大型公司的发展带来了中国IT市场的欣欣向荣，同时也帮助建构和丰富了社会民众对企业家和IT专职人员的共同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带有创业、冒险光环的新型IT企业家和技术人才，如马云、马化腾、丁磊、张朝阳、王志东等成为众人瞩目的“企业家英雄”。
虽然中国IT企业的腾飞与印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至少存在两方面的明显差异。其一，相较于印度以外包和离岸加工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的IT产业主要针对国内市场。在项飚(2012)的著作中，他分析了印度IT产业和工人为何成为全球劳动分工链条中末端的缘由，并探讨了其如何与澳洲、美国等地形成差级式连接的过程。而在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政府鼓励信息化产业发展的方针使IT产业主要针对国内的消费市场。当然，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要忽视跨国企业与合资企业在中国IT市场中的重要份额。许多西方IT企业积极通过向中国IT企业外包一部分非核心的信息加工与测试工作以开辟中国的市场，一方面他们垂涎于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是出于降低劳力成本的考量。
其二，就劳动力素质而言，印度的大部分IT程序员或IT专职人员都接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有些被认为是接受了过多的教育(Upadhya & Vasavi，2006)，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在2014年发布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超过40%的IT程序员只具有职业学校的文凭(如图2所示)。这种专职院校的教育模式通常是让学生在其机构内接受从几个月到两年不等的职业培训，然后迅速地由一名学生转变为一名“码农”。虽然在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的IT程序员接受过本科教育，但我们应当将IT教育在诸多大学中的差级式存在做一个梳理和分析。通常在就业过程中，拥有“985”或“211”学校文凭的毕业生更受青睐，甚至可以说，这是进入诸如BAT等大公司的基准条件。但据统计，这两类院校毕业生的总和只占全国大专院校的不到5%。市场选择对文凭的限制和教育背景的重视导致了IT人才在就业和劳动分工层面的不平等现象。
与国外情况相同，在大型跨国软件公司或者国内IT巨头公司就职的IT程序员，他们教育程度高、薪水高，但却只占IT就业大军非常小的一部分。根据岳兵(2015)的研究，中国有90%的IT程序员在小型公司上班(在中国，小型公司被定义为拥有100名或以下员工的企业)。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中国的IT程序员戏称自己为“码农”。这里的“码”指的是代码，而“农”取自农民之意。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农民通常被认为是远离权力中心、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对于身处底层的IT程序员来讲，“码农”一词不仅仅是自嘲，更是对自身工作状况的反映。“码农”一词最早兴起于2011年，被底层的程序员广泛使用，后来因其趣味性和娱乐化的特质而被各个层次的程序员使用。虽然不同的程序员在各自的领域内分工不同，但总体而言，码农的工作是与代码打交道，包括研发代码、测试、排除问题等。
本文的研究基于在深圳的小型IT企业工作的程序员而展开。政府推进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的政策使得一大批小型IT企业应运而生。比起大型公司，这些小型IT企业具有人员少、运作模式灵活等特点。基于市场的需求，它们往往聚集在大城市的中心地段或者高新科技园区，如深圳南山科技园，且主要业务是为其他非互联网企业提供软件开发与后期维护服务，以及承担来自大公司的外包服务等。为了压缩成本，公司往往只雇用一小部分技术人员，但他们却从事多种开发工作。在这些小公司工作的IT程序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只在职业或培训学校进行学习，但这其中，也不排除受过正规专业学习的程序员。以往的文献并没有将对IT程序员的研究与技术发展的逻辑以及其所在的社会背景勾连起来，同样，他们如何认同自身以及如何在全球IT产业链中进行工作实践的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学界和业界充分的重视与关注。基于此，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具体包括：其一，中国IT程序员如何从“知识劳工”的角度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其二，中国IT程序员自称为“码农”的社会文化意涵是什么?这种自我认同与“知识劳工”的相关性是什么?其三，中国IT程序员的劳动实践可以在多大意义上拓展我们对“知识劳工”这一框架体系的认识?
四、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文化话语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文化话语被定义为“一套诠释传播实践、行为、事件以及方式的历史变迁式的解释体系，通常是由特定的符号、标志、标准和意义共同组成”(Carbaugh et al.，1997)。在话语分析中，文化话语是一种较新的方法，用来阐释社会文化生活是如何通过传播与互动而产生并发挥作用。文化话语的前提是，传播意味着社会事实的建立，包括认同、关系、情感、行为等诸多方面。马拉兹(Marazzi，2011)在其研究中表明，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劳工更多的是通过智慧、创新和语言来建构自我认同。从文化话语的角度看，诸如IT程序员等知识劳工的工作交流日常是他们建构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行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他们的传播实践予以观照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数据，访谈了来自深圳的共10家小型IT企业的26名程序员。其中包括6名女性程序员和20名男性程序员。每次访谈时间为60～90分钟。数据的收集时间是2014年3月、5月和11月。在开始收集数据前，研究者会告知受访者研究的目的，并确保信息的安全。受访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你想要成为一名IT程序员?”“你怎么看自己是‘码农’这个问题?”以及“说说你工作里面难忘的事情”等，以此来了解受访者的身份建构和“码农”的社会意涵。访谈并没有固定结构，而是包括更多的开放性问题以保证数据的客观说服力，包括受访者的个人经验、工作实践，以及工作以外的生活。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在一家公司进行实习，与IT程序员交谈，以此进行参与式观察。
研究者同时使用网络民族志方法收集补充数据。网络民族志是以计算机为中介，探讨群体与文化之间的建构过程。这种方法将互联网看作一种社会互动的情境和文化(Dominguez et al.，2007)。本文认为，网络民族志对于研究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和工作实践必不可少，因为以往的研究表明，IT程序员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较，其使用互联网的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的数据，程序员每周在计算机前耗费41.5小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的闲暇时间也被互联网所占据。互联网变成了IT程序员的第二个“家”，这一点被蓬勃发展的网上群组、网站论坛和社交媒体证实。其中，百度贴吧、知乎和果壳是三个IT程序员频繁“光顾”的论坛。比起一些程序员经常去的专业论坛，如经常讨论编程和开放代码问题的Github或者Google Code，IT程序员在上述三个论坛中探讨的问题不仅涉及工作，而且还包括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经验的探讨。在这里，以“IT农民工”“码农”“IT程序员”等命名的网络群组变成了程序员日常对话、故事讲述、表情分享的基地。各种类型的对话发表在这里，网络民族志因此成为IT程序员个人、社会与行动建构的重要文化话语。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个人回忆录”方式在访谈和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凸显。个人回忆录主要是IT程序员的一些个人叙事，譬如描述他们生活和工作中关切的问题。这种反思式的回忆能让研究者看到IT程序员对于“知识劳工”这个概念的体验。回忆录代表的是高度“个人化”的观点，它是由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细节组成的社会现实(Boylorn，2008)。正如斯科特所言：“回忆录讲述了个人故事，与理论无关。”(Scott，2014，p.760)也正是这种对学术的无偏袒和对个人意义的重视，使得回忆录成为笔者在研究中国IT程序员个人身份认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五、专业主义、精英主义和认同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IT程序员经常表达出一种“技术自豪感”，这一点在与受访者A的访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开始进入大学，我念的是新闻。后来我转到了信息技术专业，学C++。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么做了。比起新闻，我更喜欢编程，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会变得更聪明，有一个更好的前景。而且不是说IT现在是中国的朝阳产业吗?当我想到自己是其中一员时，我会很受鼓舞。
在上述的访谈中，IT程序员的认同和积极乐观的心态清晰可见。很明显，该IT程序员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迎合市场需求的技术人员，并在一个上升企业中工作。在对话中，他经常使用“学到很多东西”“变得更聪明”等语言表达出自己的积极情绪，并将个人工作与更大的环境进行勾连。在访谈中，受访者A并不是唯一这么论述的。受访者B已经在IT企业工作了2年，他与受访者A的描述大致相仿：
当码农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坏。至少你可以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挣口饭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这么说。说句实在话，我们就是电脑和软件方面的行家。IT产业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发展得很好。我的工资目前也OK，通过我的技术，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也有着光明的未来。
除了对技术和正在腾飞的IT产业抱有强烈认同感，受访者B强调了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分化现象。尽管他并没有强调自己属于中产阶层，但受访者B因自己的技术能够成为立身之本而感到欣慰。他通过投资学习掌握一门技术，并从中获得工作自豪感。受访者A和B的话语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劳工观点。作为IT程序员，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与信息化、IT发展的大环境密切关联。同时，性别在这种认同感上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下面是一位女性程序员(受访者C)给研究者讲述的她的工作：
当我介绍自己时，我觉得成为一名IT程序员很自豪。我是说，尤其自己是个女孩子。当我遇见新朋友，他们知道我是程序员并能够使用Java和.NET时，他们很羡慕我。尤其在这一行业，男生那么多，女生很稀少。
传统的中国文化认为工作是男性建构身份的重要途径，但是女性在IT产业中日趋活跃的身影也为当今IT行业带来了新的景象。穆克纪描述了在印度出现的相同景象：女性在技术行业的参与使得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她写道：“流行杂志里面充满白领阶层的IT女性，并且认为这项工作对她们尤其合适，因为它并不涉及体力劳动，而是知识劳动。”(Mukherjee，2008，p.64)
同样地，受访者C的回答也印证了上述观点，但她的成就感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技术领域和IT就业中没有遇到困难(D’Mello，2006)。长期以来，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如工程、IT或者科学界被区隔。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对女性事业限制的逐渐打破，越来越多的女性跨入程序员的行列。在对受访者C进行的访谈中，她对IT的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其中性别是这一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及意义来源。
通过个人化的叙事方式，个人命运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身份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Witteborn，2008)。研究者在访谈中发现，受访者作为IT程序员对于技术的认同有着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意义。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上对于技术的忽视所带来的屈辱，让技术成为阶层划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IT程序员于无形之中建立起一种精英主义认同，将个人的经历与社会大环境联系在一起。
六、地域、移动与内化的不稳定性
高度的流动性是本研究中的又一发现。IT程序员在描述他们工作经历时，经常会提到不同地域的名称，如其中一位受访者说：“我一开始在北京工作，后来跑来深圳。”另一位提到：“我之前在汕头，现在跑来广州，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又换了一家公司。”在访谈中研究者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有着在不同公司和地域工作的经历，有一些甚至跨地域同时参与不同的项目。
成为一名IT程序员意味着接受高度流动性，那么这种流动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很多受访者提到不停地跳槽是“作为一名IT程序员很正常的一部分”。而解释频繁跳槽的原因往往是个人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IT行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很多IT程序员的日常工作中，他们需要经常去其他城市进行项目合作洽谈。这种在不同地方来回奔波的场景形成了一幅迁移地图，而IT程序员就是其中高度流动技术工人的一个缩影(Upadhya & Vasavi，2006)。依戴玛等学者认为，随着传播的密集化和信息的高度流动化，现代化的管理体制要求知识劳工对工作的反应越来越快，从而使他们的专业化工作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Iedema et al.，2005)。虽然我们可以说，IT程序员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与物理上的地域概念联系紧密，但是，其背后的原因却来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和资本(项飚，2012)。劳动者依附于高度流动的资本之上，且很难控制自己。当代中国迅速发展的IT产业使得很多程序员脱离固态稳定的工作状态，转而进入一种游离的不稳定状态。伴随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在认同这种高度流动性同时，又是如何面对其中所隐含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比如，受访者D说道：
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在当地一家公司工作2个月，然后就去了上海。在上海的工作不错，但是我发现那个工作任何人都能胜任，因为没有什么创新。我觉得没有成就感，就去了深圳。……一般你选择跳槽后，你的工资至少可以上浮10%，大部分的人也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个人职业发展的工作，对吧?发现下一个工作并不好，就再跳槽。频繁跳槽很正常，因为中国IT发展太快了，你必须学习新东西，没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不同的城市，同时强调诸如“好机会”“变化快”“继续学习新东西”等IT程序员共同的工作特点。个人的发展成为IT程序员抵消潜在危机的筹码。换句话说，对于他们而言，IT行业中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被转化为一种“个人成就式”话语体系。大部分IT程序员认为，要达成个人目标，经历这些不确定性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无形之中将IT内在的风险中立化。与大多数的受访者一样，受访者D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大环境相结合，这也从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到，IT程序员是如何建构对流动和工作稳定性的认同的。
回到本文聚焦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中国IT程序员如何从“知识劳工”的角度建构自我身份。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劳工”的身份建构是多层次的，包括专业主义、技术、精英主义、流动性和内在的风险。他们大多数人的工作充满流动性、不确定性，但却试图用自己的理解将其自然化、个体化，进而将其纳入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中去。
七、去技术化(De-skilling)和圆形监狱式的控制
很多学者都在讨论后工业信息化社会下的“创新阶层”(creative class)。在这一学术脉络中，IT行业的工人被认为是“职业人员”“编程科学家”或者“技术人员”，并且被认为是从事高度复杂工作的人才(Florida，2002;Shirky，2010)。但是，本研究发现，对于在小型IT企业中或者刚开始工作的IT程序员来说，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是机械化的，且无技术含量。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受访者E，他刚从北大青鸟IT培训班毕业，并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访谈中他这样说道：
成为一名IT程序员的门槛特别低。你需要的就是找一家培训机构，在里面努力学习两年。学到公司需要的技术，就为他们工作。他们不在乎你的编程语言或者编写程序的质量。他们只关注你能不能快点完成给你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自己为“码农”。我们就像农民工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搬砖，我们搬代码，都是无聊、重复性的工作。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语境下，码农的意涵与上述“创新阶层”的话语正好相反。受访者E强调了工作的“重复性”和“低级性”，自诩为“农民工”的事实更让人感受到他们令人沮丧的处境。这与我们传统想象的“知识劳工”的形象差距甚远。下面的一段对话是研究者从百度贴吧的“程序员吧”看到的，对话以问答的形式展开：
问题：IT程序员的工作状况似乎不太好。但是除了写代码，我还能干什么?
回答1：有句话叫作“好来好去”，IT程序员就是这样。我们就像一次性筷子，公司把你榨干了，你也就没用了。参加一个4个月的培训，你就能当个IT程序员。然后他们就会拼命让你干活。这就是码农的生活。
回答2：谁说不是。IT程序员就是吃青春饭。干几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就是规律。你必须学习新东西。……我一个哥们学C++，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0点。有时候甚至工作到凌晨。吃住都在办公室，刚开始3000块钱一个月。头发掉得厉害。
……
回答5：想想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码农。为钱?喜欢?如果是这样，那你还是换工作吧。……看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竟然没有自己的Spring框架，更别说语言、数据、操作系统了。我们的社会太浮躁。
上面的这些话语反映了IT程序员的普遍困境。IT程序员的生活写照是：超长工作时间、超强工作压力、超低工资，以及较低的安全保障。他们用“一次性筷子”和“榨干你”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麦克切尔和莫斯可(McKercher & Mosco，2007)所述，数字经济下部分劳工的工作倾向于“去技术化”。虽然被称为“技术工人”，但其所从事的工作实质上是单一和极具重复性的劳动。近几年，外包业务开始兴起。它的形成是因为一些大型软件公司出于缩减劳动力成本的需求，将自己部分的非核心工作承包给小公司。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承接外包订单对小型公司而言至关重要。这些外包订单虽然挣钱少、耗时长，但无论大型还是小型公司都可以通过压缩技术型程序员的劳动力成本来获取利润。
与之相伴的是IT程序员在工作实践中的高强度。IT企业对程序员的控制可以说是软硬兼施。IT程序员被要求尽快地完成被安排的项目。一旦一个项目开始，他们就要跟模块负责人、项目组长、项目经理等人进行频繁的交流。受访者F说道：
每天下午公司都会开会。每个人向模块组长汇报自己做了什么。然后他汇报给项目组长。经理通常不会直接干预你的工作，但是他知道你干了什么、完成了什么，还有什么没做完。实际上，也没有你想象得那么严格。经理经常请我们吃饭，休息的时候我们也有饮料和零食。……我们用指纹打卡，每迟到一次扣50元。通常来说，扣掉的钱用于支付大家一起吃喝的费用。
像受访者F这样说的人并不少见。在大多数IT企业里，IT程序员被期望成为个体化的、善于自我管理的劳动者，但同时，“他们也受制于一个严格控制和管理的体制”(Mukherjee，2008，p.65)。在受访者的论述中，这种严苛的管理是通过一系列层级汇报、指纹打卡、克扣工资等泰勒式的管理方式实现的。但是它往往同时掩盖在一个共享食物、看似轻松愉快的环境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圆形监狱式”的监控孕育而生，经理对员工严格的监视也就变得不足为奇。此外，受访者都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压力，因为他们会经常被上级检查工作进度。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基本设备的提供让IT程序员更想要待在办公室，这使得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Fuchs，2014)，同时也成为资本对劳动力控制的新手段。这种“圆形监狱场”变成了IT程序员自我监视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监视和审查无处不在。
八、作为“屌丝”的“码农”：挑战权威
IT程序员很喜欢称自己为“屌丝”。“屌丝”一词多是指社会底层或者工作报酬低、生活贫困的男性。该词自2011年始在互联网上流行，现在则变成了广大就业人群和蓝领工人用以自嘲的流行词。其中，IT程序员尤其爱用“屌丝”一词来“自嘲”。例如，在百度贴吧里，受访者G这样说道：
我出生于1985年，参加了3次高考，所以比同班同学大两岁。毕业后没找到工作，靠父母过活。一年后，当了IT程序员。现在工作两年了，一个月挣3000多元，根本没动力。……人都快30岁了，也没有女朋友，基本啥也没有，就是一个屌丝。
在访谈中，受访者G主要侧重于对自身面临困境的描述。通过强调自己年纪大、生活拮据、没有希望等来强调自身的“屌丝”地位，而变成IT程序员并没有让他的状况有所缓解。知乎上一个称为“屌丝程序员”的群组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提问：我是一名IT程序员屌丝。一个月挣不到1万块。女朋友想在她30岁前结婚，但是我没钱，更别说买房买车了，怎么办?
回答：我也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石家庄，是IT程序员。本科是在一个三本学校念的，研究生读了“211”大学。家庭条件不好，父母都老了，没车没房，也是一个屌丝。找工作的时候几乎心灰意冷。在石家庄找不到工作，但是又不能把父母扔在老家不管。编程无聊又繁重，还挣这么点钱。
在诸如此类的问答交流中，屌丝多与低收入、高压力，以及困惑迷茫的状态相联系。因此，诸多IT程序员不自觉地称自己为“屌丝”，甚至女性程序员将自己称为“女屌丝”。“屌丝”已经变成了IT程序员群体集体式自我表达的符号，他们同时创作了一系列的表情、符号、漫画来进一步延展对该词的认知。在乌帕德亚和瓦萨为(Upadhya & Vasavia，2006)看来，印度的软件工程师趋向于个体化，缺少对工人集体身份的认同。但是，当代中国IT程序员对屌丝的阐释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基于共同身份的认同。工作所带有的流动性、去技术化特点，衍生出的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诸多论述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屌丝”这个词是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意识的阐发。李超民和李礼(2013)的研究表明，屌丝文化具有再创性和讽刺性，同时也具有集体性和批判性。在这种方式下，“屌丝”话语成为IT程序员挑战不平等、不安定境况的有力武器。
针对本文聚焦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发现，码农的身份认同主要受高压力、去技术化，以及抵抗意图的影响。在莫里齐奥·拉扎拉托(Lazzarato，1996)看来，现代工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工作和主体性的整合。在这种机制下，对于劳工体制性的控制从工作延伸到主体性的建构方面，涉及以往在工作以外的传播、创意以及知识结构等。通过受访者的自我回忆，我们也可以窥见IT程序员所经历的长时间、重复性的劳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化的过程。虽然知识劳工是在创造性信息经济的背景下孕育而生，但本研究发现，只有一小部分IT程序员认为自己从事极具创造性的工作，大部分IT程序员则更认同“码农”这一称谓，而“屌丝”一词更是略带戏谑性地指出了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九、结论与思考
本研究从“知识劳工”的概念出发，探究了中国IT程序员的工作与认同，发现了四组有关IT程序员身份认同的框架，详见表1。
关于IT程序员一些特征的描述呼应了维诺和哈特关于劳动有“非物质化”的一面，以及它是“文化、信息和知识的组成部分”的论述(Virno & Hardt，1996，p.262)。但是对于“码农”和“屌丝”的认同更多地与物质的、重复的、去技术化的工作相关。虽然哈特和奈格里(Hardt & Negri，1994)认为知识劳工并不仅仅是技术专家，同时也是一大批有劳动技能的知识分子，但本文的分析并没有将非物质的劳动部分凌驾于物质的劳动部分之上。作为对论文开头的呼应，本研究始终将劳动划分为物质性劳动和非物质性劳动两个面向，进而对劳动进行考量。
本文聚焦的第三个研究问题是关于中国IT程序员的“本土”经验在何种程度上拓展了目前关于知识劳工的“一般”认知。有关知识劳工的定义，中国本土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远远超出技术性、专业性本身，而是有着和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等社会转型过程密切相关的内涵与外延。正如拉扎拉托所言，信息社会下新的工作形态和工作安排产生新的权力关系。同时，中国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也试图超越知识劳动本身，从被边缘、被忽视的视角出发来抒发自我情绪和实现赋权(Lazzarato，1996)。
根据董海军和黄启萍(2013)的论述，“码农”与“屌丝”话语是现代社会中集体主义表达的一种方式。对于知识劳工这个概念来说，它包含了挑战现有剥削工作制度的意涵。但是，这些话语是否能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一个“真实的自由的沟通网络”(McKercher & Mosco，2007，p.xxi)以挑战霸权式的结构和IT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结果却不得而知。
通过文化话语分析，本文发现了四个关于身份认同的主题：其一，技术与专业主义认同;其二，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其三，对“码农”的认同;其四，对“屌丝”的认同。可以看出，IT程序员针对身份认同的话语体系并不是统一化的，而是存在内部的冲突。一方面，围绕技术为核心的话语大多涉及发展、机遇等新自由主义的内容;另一方面，传统工人处境的艰难、面临的问题和无奈也蕴含其中。
虽然中国的“码农”有着与西方“码农”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甚至有本质上的差异。例如，在分析谷歌的IT程序员时，福克斯(Fuchs，2014)就曾指出他们是一群“收入高、压力大”的群体，但本文所指涉的IT程序员却压力大、收入低、被社会边缘化。如果IT程序员群体是一个金字塔，那么中国IT程序员就居于金字塔的最底端，他们在小公司里长期从事外包的重复性劳动，而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则被大公司或跨国公司侵占。
最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理解对于IT程序员通过个人叙述建构的四种身份认同?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认为，对于知识劳工的理解应该放在“一个更广泛联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框架下分析”(McKercher & Mosco，2007，p.xvi)。由于中国的IT产业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以经济发展、创新、知识为主导的话语体系，这种意识形态式的话语体系使IT程序员所面临的一系列劳动问题变得不断模糊，甚至被遮蔽起来。在世界生产链末端的中国“码农”在整个IT产业的发展中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贝克和盖恩斯海姆(Beck & Beck-Gernsheim，2002)指出，现代公司在不断增强机制化和标准化的同时，也加速了个体化的进程，而IT程序员的个体化在缺乏集体性和公司制的环境下，变得更为明显。在大部分的情况下，IT程序员需要自己做出许多重要的决定。同时，随着编程工作的进一步细化，个体IT程序员承担的专业要求越来越精细，而且他们也不被鼓励去打探别人的工作情况和薪酬水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文归纳出来的四个主题能够全面地概括IT程序员的身份特征。事实上，数字经济下知识劳工的意涵非常丰富，而本文只是以IT程序员为例，对一种职业人群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未来对于社会性别、阶层等进一步深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回答如下的问题：作为知识劳工的IT程序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码农”如何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并与国际上的其他知识劳工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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