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合作化的“群众领袖”而兴奋 -

李克勤（jixuie）题记：企业家到底能不能培养？这是世界性的难题。毛主席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思想与实践。其中合作化时期，他对农村群众中的领袖人物的关注，对今天我们的工作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中国农村走集体经济道路的一大批红色企业家，在合作化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到了后来的人民公社化时期，农工商一体化，王国藩、陈学孟，以及像陈永贵、吴仁宝、史来贺、雷金河等等，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红色企业家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创举，这一批“群众领袖”再一次确证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具有理论穿透力，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历史的内在逻辑，也更具有实践说服力，让我们更加明确在中国农村就究竟该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去，我们的确对主席的思想领会不够深，不够透，因此我们要加强对这方面的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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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和毛主席握手的农民同志就是被主席誉为“整个国家形象”的河北省遵化县(现在的遵化市)“穷棒子”社的带头人——王国藩

主席1955年在《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中指出：“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主席讲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王宏斌、大寨郭凤莲那样的人物。我们今天叫他们为“红色企业家”，这样的人物是怎样产生的呢？

主席读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从“违背领导意愿”，我们知道领导处心积虑安排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这里的“领导”是需要反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领导往往缺乏独立思考，不善于从实际出发，经常不实事求是。

从“由群众自动办起来”，我们很容易想起市场的作用，毛泽东时代也有市场，任何时候都有市场。只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市场主体是群众。

从“合作社”，我们知道领袖人物必须是组织的领袖，没有组织，组织不好，也就无所谓领袖，合作社正是集体经济组织。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能够这样得出几点结论：

1、红色企业家是“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是基本的定位；

2、红色企业家的产生是与环境有关的，适当的环境必定会有红色企业家产生；

3、红色企业家是由群众自发地选出来的；

4、红色企业家与集体经济融合在一起。

为什么毛主席为合作化的“群众领袖”而兴奋？分析起来有两方面原因。

从实际工作看，毛泽东发现了一大批好干部，这批干部好就好在不仅敢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善于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按语中写道：“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字里行间我们明显感到主席的兴奋之情。
　　
安徽凤阳的陈学孟（公元1896年—1983年），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陈学孟因办农业高级社成绩显著，被誉为“合作化的带头人”，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分别当选为第三届人代会代表，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他在1968年至1971年，任中共安徽省委候补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他一生受到毛主席多次接见，受到国家多次表彰和奖励。

陈学孟为人民工作几十年，从没有白吃过群众一顿饭，没占用过公家一根草。

从理论上看，有了千千万万像陈学孟这样的干部，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就具备了。

这里有必要对于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著名观点做一点解读。

我们平时看到的英雄人物是以个人形式出现的，难道毛泽东的理论与实际脱离了吗？

不是的。

这要从真理的掌握来看。列宁指出：“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而这无数的相对真理，作为个人来说是无法掌控的，只能是依靠群众。

英雄来自群众，又回到群众中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旦脱离了群众，也就无所谓英雄了。

合作化以前，在战争年代，“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无疑得到验证，在建设时期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毛泽东在合作化这个“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看到了新的群众英雄，这是一支面向未来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众英雄队伍，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再一次得到融合，你说他能不兴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