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土地改革中解放自身，于大跃进中几近癫狂，于人民公社化中希望失望，而后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中姗姗走来，带来了乡镇企业的繁荣与衰退，又在城乡二元体制前目光迷离。他们无私，数十年的剥削与压迫却使他们身躯羸弱，他们伟大，一生奋斗不已却一贫如洗。这是我们的农民阶级。
他们兴致冲冲，他们不折不挠，他们安天顺命，他们笃行不辍，他们为这个国家奉献了所有。讽刺的是，他们已然成为这个国家看似无可救药的顽疾，或是她的子民眼中不屑一顾的累赘。这或许多少不免伤感。无可置否的是，三农问题已然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阴霾。
浮于表象的，是我们所看到的三农问题怪圈。历史上是数十年的农业对工业无偿哺育，现在则是农业、农村、农民的集体虚弱。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农产品，加之内需不足和顺畅的市场产销渠道的缺乏，使得农产品价格长期低于内在价值，农业产业萎靡，农村过剩劳动力增加。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工业和服务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致使农村开始日渐冷清。加之受制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权问题，农业更加停滞不前，农村青壮劳动力愈加向城市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渐渐循环成我们今天深浅否侧的乌云。
倘若求索的目光仅仅到此为止，或许我们永远都不能洞察到它的本质和这个时代的内在逻辑和隐忧。事实上，三农问题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可解决，也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明易解，只是其背后经济政治文化逻辑一直为我们所忽略。
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期带来的短暂经济效益已不复存在，留下的更多是产权的混乱和小农经济的复燃。如果说前者仅是给予了农业、农村、农民以制约，那么后者则从根本上断绝了它/他们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分散性直接导致了农业机械化的艰巨和产销困难；其脆弱性则直接体现在农民阶级对自然的敬畏和在农产品价格波动面前的无力；即使存在国家大规模的政策补贴、救助，也无法掩盖这些因素——它们直接构成了农业、农村经济上的徘徊不前，体现在另一方面，则是农民阶级的发展空间的缩小和难以生存。
因此，农民阶级纷纷涌入城市，或是为了更高的物质待遇，或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前景，携着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一场由农民阶级直接转化为工人阶级的跨越之路。倘若这样一种跨越的愿望能够得以实现，或许绝大多数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阴霾也终将散尽，遗憾的是，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使之成为了不切实际的奢望。
——横亘在他们眼前的，是城乡二元体制一种无比蛮横、极端冷酷的藐视与排斥。农民阶级，如果说在此之前还那么的热血澎湃，而此刻则多少难免沮丧低落——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接受更为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更严苛的劳动强度作为妥协，并且他们必须以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的缺失为代价，才能得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实际上，他们已被政治社会中被活生生地剥离开来，作为弱势群体被隔绝于城市生活之外，以一种被贬低了人的存在而存在。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数十年来城市经济、社会的飞跃和城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膨胀的物质财富和社会福利，和中国经济神话的崛起。而另一方面蔚为惨烈的，却是数十年来农民阶级的悲惨境遇和权利缺失，和农民阶级自身的日渐消亡。构成这样一种现状的，实际上并非社会内在逻辑使然，却恰恰是农民阶级自身强烈的小农经济色彩！这直接构成了农民阶级群体和城市阶级群体意识形态最大的不同。
小农经济意识中的安天乐命，易于满足现状，加之自身文化局限，直接导致了农民阶级的缺少反抗和政治诉求；相反地，城市群体意识中更多地体现出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而小农经济的原子化分布则直接决定了农民阶级自身的难以联合，难以有效抗争，体现于实际则是在和国家、城市群体的博弈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而日渐消亡。而城市，社会群体的大量集中、易于联合则直接决定了其政治权利的更为集中，加之长期累积下来的金权优势，直接决定了城市群体在竞争与剥削中处于有利地位。因而城市群体作用日益突出，而农民阶级则愈显狼狈。
至此，党和国家十多年来对三农问题的关切经已成了我们值得玩味的笑谈，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农民阶级自身的悲剧却成为了秘而不宣的现实。在三农问题的久拖不决面前，在农民阶级的悲惨境遇面前，一切真言假语都已显得那么地可疑，而染满鲜血的中国经济体制却乏人征伐。
体制层面上，一方面人为地压低了粮食价格，另一方面也直接和间接地压低了劳动力，两者一同实现了压低物价和充分就业的目的，也造就了中国长久以来极低的资本成本和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资本涌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民阶级的悲惨境遇至关重要地维系了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经济神话。
这样一种神话或许足以让党和国家、某些阶级或个人欣喜不已，却鲜有人察觉到，在这个狂欢着的财富时代背后，隐藏这怎样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隐藏着怎样痛苦的深渊？长久以来利益的受损和权利缺失，已然贬低了他们作为社会人的存在，而他们的难以生存，则贬低了他们作为自然人的存在。于是，集体意识让位于集体无意识，国家散落成无数原子化的个体存在，社会逻辑让位于反社会逻辑，我们文化真空的时代由此展开。不满、怨恨与暴力伴随着剧烈的经济增长和阶级消亡，社会的断层如同一道巨大的裂缝从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至此，小农经济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缺陷和国家过于强烈的经济动机汇成了这个时代农民阶级的悲惨境遇，和今日我们久治不愈的时代顽疾，又慢慢演化成为弥漫时代上空的暴戾乌云。
我们，需要直面问题的勇气。
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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