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所从事的事情，以及他所从事的事情的性质，甚至他本人都不如我清楚，八九年来，我一直 默默地注视着他行的事，旁眼冷观，也许会对身在其中的人有所弥补。我曾好几次想同他交流一下，但是他有一种很古怪的脾气，直接拒绝，而且不经任何哪怕是一二分钟的交谈，就把我推断为坏人。我们之间没有可谈的余地了。在其他人的纪念文章里，很多人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性格，脾气大、直率、独断。当然这不影响他的热情、开拓、理想和具有感召力的一面。因为与他接触总起来没有五分钟，所以这些都是表面印象，而且已经过去近十年，我说不出太多其他的感受。
但是，对于他所从事的事业，我觉得我还是有资格能说几句话的。而且在这个纪念他离奇死去的时候，对于后来者的那些支农队员们，不是在声称要继承他的遗志，沿着他的道路前进吗。温铁军教授不是要思考下一个十年的乡村建设更换一种什么新思路吗。所以这的确是个时候。我想，我大概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刘老石表示我的纪念了。我与他没有私交，只能对他的事业说上二句。
起源于90年代的大学生支农、支教运动，不是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也不是一二个人在搞。而是城乡差别拉大，农民异常困苦，各界包括国家也拿不出更好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9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学的青年志士就开始把眼光投向三农。现在的支农队员对高校支农史之起源都说不太清楚。1994年，我在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北京高校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农村服务者协会，任会长。开始了支农、支教的活动。北大学生心气高，干部子弟多，愿去基层服务的人不是很多，这个协会后来随着老会员的毕业也就夭折了。2000年时候北大又冒出个调研农村的协会“乡土中国”协会，行动力与北京的其它学校比仍是很差，其特点是学术性较强。 后来赵书凯在北师大任教，当时我们二人经常聊，他就给北师大推荐了学生社团这种模式，1999年组建起了“农民之子”协会，可谓是碰到了适宜的土壤，北师学生大多是中低层阶层子女，所以发展动力和后劲很足，十年来一直坚持下来。也做了些事情。
我从纪念刘老石的文章中才知道，原来老石在湖南和天津也在关注农村，组织大学生服务团体。可见，世纪之交具有产生高校学生农村社团的基本环境和土壤，不是什么人异想天开地搞，也不是零星地出现，而是一个时代特征。后来，刘老石2002年从天津跑到北京搞协会、搞支农，却有些简单地或者说武断地按他自己的一套经验来搞，没有及时地吸取前驱者的经验教训，这是导致他后来走了不少弯路，甚至我认为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一个圈套之中，也可能是直接导致他走向悲惨结局的原始肇因。而对支农怎么走其实我已经摸索了七八年之久，完全可以对他有所交代、有所嘱咐。可是，就在我试图接近他时，不知是什么人，现在想起来，他身边肯定早就有潜伏者。对他说我是干什么什么的，他竟完全相信，一语不合，再无联系。
简单地说，他的事业走了一个大弯路。北京大学生支农的先驱北大和北师大的早期会员们，根据北京的情况和实际中的摸索，早已经从当初的到农村支农活动转变到就地在城市支助农民工的公益活动，这是个战略转变，是多少人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他2002年一上手，就派出大队伍到农村支农，犯了战略错误。这个当然不说明刘老石短视，而是和他的求学和工作环境有关，他没有更好地意识到大城市农民工和大学生的联系。结果好多热情的学生到农村后，老虎吞天，无从下手。从后来看，他也开始了向城市的转移。这个转向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另外，我十二万分地怀疑，刘老石自己不觉，陷入了一个圈套中。这个圈套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而是所有支农大学生队员的共同的毛病，包括我本人，也是差点没有被这个圈套所吞噬。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为了擦亮我们的眼睛，更好地服务于三农，而不再是像《洪湖赤卫队》里的那个莽撞游击队长，被对手所蒙骗，要像英姐，能够识别出真正的好人和坏人，唐僧和猪八戒看到白骨精变成了一个美女，就误以为是“同志”了。这就需要鉴别和学习。像孙悟空学习。这才不失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意义。我识破这个圈套也费了七八年的时间。
这是个什么样的圈套呢？99年到2002年这段时间，国家面临着很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城市工人下岗、农村农民进城大逃亡。这个时候国家最怕的事是一些高校的学生社团与工人结合，与农民结合。当然，从管理的角度讲，这也无可厚非，谁在台上都要防止出乱子。北大、北师大更是是非之地，容不得出半点差错。如何掌控风气云涌的大学生走向社会活动的这股浪潮，把它引导到一个正确的、不会出乱子的方向上来是很重要的。但事实上，却落入了极右势力的圈套，其实2000年前后，极右势力就在研究一系列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摇身一变的策略。大学生不知道底细，以为是娘家人，哪知是小白兔进了大灰狼的窝。以我的观察，老石有着淳朴的对农民的感情，但是明辨政治是非的眼睛还是不敏锐，也跌落在这个套子里。
大家做一些公益事业，本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也是政府所允许的。但是老道观中的一些极右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把自己装扮一下，这么简单的一个摇身一变，就把大家给蒙蔽了。以后的支农公益事业怎么走，怎样才能前进，确实很多三农大学生所思考的。
其实，早在三年前的同一天，东北支农大学生总负责人王进发就被撞死了，现在又轮到了老石。老石在一年前就有一种心灵深处的预感，很少写文章的他，竟说道“老师是用来牺牲的”。他为什么用牺牲这个词。
刘老石牺牲了，2008年中国公民社会兴起，中国最大的公民社团的领导人是谁？大家都知道。我猜想，也许那个时候，极右势力就有了一个从王进发到刘老石的路线图。2011年初，中东公民骚乱，小小NGO竟然推翻了埃及强固的政权。及时自查，原来我们问题也不少，而且中国最大的公民社团的领导人此时正在组织北京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刘老石就在这个时候非常偶然地被撞死了。
刘老石，你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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