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农民的主体力量--浙江台州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

聚 合 农 民 的 主 体 力 量

----浙江台州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上)

    位于东部沿海的浙江台州市，是中国最早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源地之一。

　　自2000年第一家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合作社成立，到2007年12月20日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成立，8年前的星星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

　　最新的数据表明，台州已有农民专业合作社933家，入社成员4.8万多户，带动农户41万多户，占台州农户总数的32.5%，合作社已基本覆盖了当地种植业、养殖业和海洋渔业等农业主导产业，包括柑橘、蔬菜、畜禽、瓜果等20多个特色产品，全市合作社年销售额达33.5亿元，其中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的达62家，超过亿元的有3家。

　　作为最早的探索者，台州农民的实践对更多走合作之路的后来者有什么启示和借鉴意义？2007年末，《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记者来到台州，和这里的“首创者”们有了面对面的交流。

　　“产品卖多少价，合作社有了话语权”

　　12月正是西兰花收割的季节。临海市上盘镇的西兰花基地上，墨绿的西兰花一望无垠。

　　“台州12万亩西兰花，仅我们一家就控制了8万亩的种植面积，做到了全国最大，目前，全球1/9的西兰花是上盘镇生产的。”临海市上盘西兰花产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友兴看着即将收获的西兰花满心喜悦。

　　他告诉记者，上盘西兰花产业合作社今年最高等级的西兰花定价为2元/个，旗下12个分社1573个社员都执行这个价格，允许分社有10%左右的浮动，但实际上“没有一家利用这个政策，大家都坚守着价格同盟”。

　　这样的局面是合作社多年努力的结果。徐友兴回忆起2002年合作社成立之初西兰花市场的混乱状况：“当时西兰花价格高的时候3.6元/斤，低的时候到了0.4元/斤，2003年，就出现了由1元/斤降到了0.4元/斤，有时候一天价格变三四次，上午卖一元，中午卖8毛，晚上就卖四毛。”之所以这样，徐友兴认为主要原因是加工厂、种植户、中间商之间缺乏有效连接的主体，这就造成：一是农民缺乏市场信息，种植盲目性大，导致增产不增收；二是种植、加工、营销的全过程缺乏生产与加工标准，对内满足不了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外销产品出口时无法按对方需要的标准生产；三是种植农户、加工企业、运销户等上万家经营主体，各干各的，形不成一个共同体，彼此之间常常恶性竞争，种植户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盘西兰花合作社应运而生。初期社员包括种植户849家、加工企业12家和运销大户10家、中介服务组织1家等不同经济类型的社员，拥有5.5万亩土地。“教训是惨痛的。合作社必须在西兰花的定价权上发挥主导作用。”据他介绍，目前，合作社的每个种植户种多少西兰花、何时采摘、由哪个分社加工销售、外销还是内销都是有计划的，以便于合理定价，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合作社是逼出来的选择。”台州市农业局副局长蔡建设认为，与上盘西兰花合作社一样，台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始于“卖难”。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事例：天台县平桥镇有一个村子的梨品质很好，但都是一家一户种植，收获季节一家一户用车子推到当地市场上去卖，商贩们掌握时机联合压价，2元一斤的梨，被他们压价到0.5元，农民苦不堪言。于是100多家农户联合起来成立了鑫达蜜梨专业合作社，团结起来的农户有了谈判的底气，最后以至于经销商亲自上门去买他们的梨。

　　目前，台州一些上规模、有品牌的合作社已不满足于在家门口叫卖，而把触角伸向了产品销售终端。

　　温岭箬横西瓜合作社先后在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的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营销网点，在广州、无锡、宁波等地专门开设“玉麟”西瓜专卖店，上盘西兰花合作社在全国有130多家营销店，涌泉镇忘不了柑橘合作社也实现了全国联网销售，仅在杭州就有35家分店……

　　台州市农村经管总站站长黄联红说，合作社与消费者建立“直通渠道”，减少了农产品在产销过程中的中间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合作社成员获得的利益多了，而消费者也可以购买到品种丰富、安全可靠、价格优惠的优质农产品。对于二者，这是个双赢的局面。而这也导致了部分商贩群体的逐渐减少。这部分人当中，一些人不再经营某些产品，一些人则融入了合作社这个群体，成为合作社的股东，或者受聘于合作社做专职营销员。

　　在不知不觉中，合作社也在改变着农业投入品的“供需关系”。目前，台州很多合作社对种子、化肥、薄膜、农药等生产资料实行定点采购或直接到生产厂家购货，价格比在市场上低了10%甚至更多，避免了中间商的层层盘剥。

　　“合作社就是一条大船。面对风高浪急的市场经济大潮，大家同舟共济。”黄联红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实际上，有了生产、销售、农业生产资料购买等环节的高度组织化，大家牢牢抱成团，变弱势为强势，这条“大船”就顺水顺风多了。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合作社有了好办法”

　　2002年初，日本对中国实施“农产品检查强化月”，西兰花检测方式由原来2.8％的抽查变为每批检测，农药残留检测指标由以前的6种增加到43种。我国一批运到日本的西兰花，被对方判定农药残留超标，全部退货，台州西兰花受到连带影响，许多菜农辛苦一年种出的西兰花，全部毁掉，农民痛哭，上盘镇西兰花外销市场几遭“灭顶之灾”。

　　如何提高社员的产品质量，冲破“绿色壁垒”成为西兰花合作社必须解决的课题。合作社为此摸索出行之有效的办法。

　　办法一：统一制订标准化生产模式图，建立西兰花“生长档案”。合作社请来专家，制定统一的生产规程和用药标准，并抓好农户的技术培训。社员必须记好“种植日记”。西兰花包装箱的标签上不仅有产地和日期，有些还有种植者的照片，万一产品质量出现问题，马上可查到是哪个农户哪个田块生产出来的。

　　办法二：实行“三定三记录”，管好“药瓶子”。“三定”是限定农药使用品种，只能使用11种符合专业和进口国要求的低毒低残留农药；限定农药购买地点，社员只能在指定的供应点购买农药；限定防治时间。“三记录”一是向社员发放《农资购货卡》，由营业员填写购货记录；二是社员要填写用药记录；三是供应点要有电脑档案保存记录。

　　办法三：实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测，并在社员间建立“联保连坐”制度。种植基地按田块划分作业区，每个作业区有社员10至20人、植保员2人。社员之间签订责任状，互相监督。植保员也随时抽查社员的用药情况，如果有一人违规操作，整个作业区的西兰花都要被合作社拒收。

　　这样的质量控制真是“滴水不漏”。建社当年，发现三名社员违规。一个社员使用了在市场上购买的合作社禁用的含有乐果成分的农药，采收时被抽检出来；另一名在田头使用超标农药，被植保员当场发现；还有一名不按标准施药。合作社理事会根据章程规定，决定对三名社员予以除名，并召开全体社员大会郑重宣布这一决定，对合作社社员产生了强烈震动。

　　“合作社成立之后没有出现过西兰花药残超标的问题，出口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畅行无阻。每逢西兰花上市旺季，全国各地保鲜出口速冻加工企业总是优先采购上盘的西兰花，且价格一般比其他地方高40%。”徐友兴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合作社的全程监管，临海上盘的西兰花不可能连续三年突破日本的每年300个项目的肯定列表制度。”

　　“以前我们合作社还经常收购非社员的橘子，现在随着销售渠道的拓宽，品牌的打响，我们现在不敢放开收购了，除非这些非社员的产品是在我们的技术人员指导下，严格按我们的标准进行生产。就是怕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砸了合作社的牌子。”临海涌泉镇浙江忘不了柑橘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浙江省人大代表冯贻法对此也深有感触。

　　“合作社是社员大家的，章程的约束和社员的自律无疑是农产品质量最安全的屏障。”蔡建设简单的一句话，点出了合作社又一个核心竞争力所在。

　　“推广农业新技术，合作社是个好载体”

　　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为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台州农技部门的同志告诉记者：“技术服务掷地有声了，新技术的推广方便了，农技人员也忙起来了。”

　　柑橘收获季节，涌泉镇忘不了柑橘合作社的精品无核蜜橘竟卖到了1公斤50元的惊人价格。在上海举行的台州农产品展销会上，700多箱“忘不了”蜜橘，不到一天就被抢购一空。在杭州举行的农博会上，展出的产品无法满足需求，不少杭州的市民，开着车到涌泉镇采购。

　　“就是因为我们敢于引进韩国柑橘钢架大棚；舍得自费赴国外考察学习先进的栽培技术；肯动脑筋邀请日本、韩国及国内的专家前来讲课；能把关于柑橘种植的高接换种技术、滴灌技术、大枝修剪技术、大棚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完整采收技术、用药规范等10多项新技术普及到每一户社员。”理事长冯贻法道出“忘不了”蜜橘以每公斤均价30元还供不应求的秘诀。

　　仙居县杨梅专业合作社针对杨梅不易贮藏的特点，聘请浙江大学专家，引进了全国最先进的杨梅保鲜技术。经实践，全过程冷冻销售保鲜期在7天以上，把杨梅销售时间由原来的30多天延长到40天以上，避开了上市销售的高峰期。

　　在台州，合作社聘请专家、社员参加培训已成为时尚。如今，有10多位院士或顶级农技专家服务于台州各大合作社。涌泉镇忘不了柑橘合作社在基础设施上就投入300多万元，拥有多媒体培训中心、示范基地和包装厂。“仅在去年，培训中心就进行15次培训，全体社员没有一个缺课。”冯贻法说。

　　据介绍，台州许多成规模的合作社都拥有了完备的技术推广体系，即“专职和外聘技术人员+示范园（场）+培训中心”，这无疑是台州合作社的又一大创新。合作社领头人和技术人员通过研究市场确定需要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先在示范园（场）进行适应性研究和实用性开发，再通过培训中心和田间地头让社员掌握———这种技术推广体系“上通市场、外依专家、下联农民”，既保证了技术的有效性，又大大地提高了技术推广的速度。

　　部分合作社的领头人也成了新技术的发明者。全国劳模、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岭箬横西瓜合作社理事长彭友达在多年种植经验的基础上，独创了“西瓜三膜覆盖栽培技术”，把新疆西瓜的优良品种———早熟“8424”西瓜引入大棚，实现了反季节种植，1年竟可收获7茬，引发了一场西瓜生产的技术革命。“8424”的培育者———新疆农科院的吴明珠院士听说后并不相信：“西瓜怎么可能收7茬？”在去箬横西瓜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做了实地调研之后，她信了，对这项技术赞赏不已，并欣然应允担任合作社技术顾问。西瓜原本不是台州农业的传统优势产品，而如今，箬横西瓜合作社在当地带起了一个拥有10万亩种植面积的西瓜产业带。

　　合作社把一盘散沙的农民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市场主体，正一步步改变台州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台州发展规模农业、品牌农业、绿色农业和效益农业的主导力量”———台州市副市长李跃程这样为合作社进行“角色定位”。最近两年，台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新动向更加令人振奋———台州最早一批合作社大多立足于当地特色产业，而近年来兴起的粮食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植保技术服务合作社等正在使合作社扩展、延伸到农业的各个环节和农村的各个领域。同时，一些实力较强的合作社，已不再满足于生产和产品鲜销，有了向加工业发展的行动。如上盘西兰花合作社，就在筹划投资700万元，搞西兰花速冻加工，并利用西兰花残叶加工饲料。

　　有100多家合作社走出台州，到市外、省外甚至国外拓展，在域外创造了30多亿元的年产值。上盘西兰花产业合作社北上河北张家口、辽宁辽阳建种植基地；温岭绿牧草鸡合作社到山东建鸡场；箬横西瓜合作社“追着太阳种西瓜”，社员把大棚西瓜种到了海南、广东、广西、江西、云南、四川等10多个省市区，种到了缅甸、越南。(朱先春宋修伟)

    “合作社是‘放大的农民’。”记者在台州听到的这个新鲜而又贴切的比喻，道出了发展合作社的根本宗旨。在台州，“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扶持农民”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伊始到现在，台州经历了“鼓励建社”、“逐步规范”再到“发展提高”3个阶段，当地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推动和导向作用。

　　从“一股独大”到“股权分散”的探索

　　起步阶段，台州政府部门对于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给政策、给扶持资金”、“先成立起来再说”。仅2002年、2003年两年的时间就有500多家大大小小的合作社在台州遍地开花。

　　台州是我国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而最初的合作社大都是由一些企业或者运销大户带头成立的，所以，在合作社股权设置上不免带有浓重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色彩：股权一般集中在发起人手中，少则3人多则10人，不少合作社中单个成员的股金比例占到了70%以上，大多数生产性社员没有股权。

　　在调查一家由龙头企业控股90%的“合作社”的时候，当地的税务部门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合作社和企业有什么分别？这样的合作社还能享受政府的政策优惠？

　　农业部门在调研中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当地有一家辣椒合作社，挂的也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牌子，但这个合作社的内部股权分配是：牵头个人占70%多，供销社占20%，一家一户的农民所占不到10%。合作社在分红的时候是个人和供销社拿大头，给农民只是“意思一下”。在一次股东会议上，股东间还为一笔资金的使用产生分歧，因而大打出手，合作社也很快就解散了。

　　把当地“轻车熟路”的民营企业的股份制引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卖难之痛，引导农民开始走向合作之路，是台州一个了不起的创新。但这种纯粹基于产销的合作关系并没有让大部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享受产后的利润，农民在合作社中仍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对农民形成持久的凝聚力。这自然不是当地政府所期望的。

　　什么样的合作社才能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怎样的股权结构才能真正惠及生产性社员？2004年，台州开始步入了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之路，从单纯的量的发展转向了质的追求。这一年，《台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办法》出台，这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的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规办法。

　　该办法的核心是在产权制度上确立和规范合作机制。具体的规定：一是限制一股独大。不管是法人社员还是自然人社员，单个社员的股金不得超过股金总数的20%。二是合作社股金总额的三分之二必须向生产性社员或生产小组配置。三是生产者社员或生产小组的股金比例与其交货配额相一致。四是从事销售的社员或销售小组的股金比例与销售配额相一致。五是允许合作社销售非社员的同质的农产品，数量在不超过本社社员交货总量部分视同农户自产自销。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合作社的“大股东”纷纷稀释股权。浙江忘不了柑橘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初只有5名社员交纳股金3万元享有股权，后来加入的130个社员没有股权，只交纳入会费100元。多数人不满这样的股权设置，不少社员不向合作社交柑橘。在临海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合作社重新设置股权，并规定每股须拥有5亩柑橘，不足5亩的种植户可组成联合社员，全社共设600股，每股股金600元。改造后，这家合作社132户社员家家持股，其中持1股者最多。浙江大红袍水果专业合作社6位发起人退出过多股份，理事长冯普德从个人占20%退到5%以下。而温岭绿牧草鸡合作社创办人林金法以自己的饲料厂入股领办合作社，后来又建了屠宰厂。既是合作社法人代表又是私人企业的老板，其他社员很有意见。但投资额太大而合作社又需要设备，不能“分家”。通过社员民主协商，最后采取合作社租用企业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股权规范化被认为是台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使效率和公平得以兼顾，更多的农民成为了合作社的利益共同体，让合作社的本质得以更大的体现。同时，在合作社民主管理上，台州还尝试一人一票和一人多票，在社员政治民主权利和重大经济权利上采用一人一票，在经济权利实行按股权一人多票，这样既做到人人平等，又保护了核心社员的积极性。

　　通过对合作社股权设置的改造，合作社的分配制度也更趋完善。目前台州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按股权分红和按惠顾额（社员向合作社提供产品的销售量）分红结合方式。如上盘西兰花产业合作社。该社股权结构为种植农户51.8%、加工运销企业19.7%，余下近30%为植保、农机和栽培技术人员拥有。合作社先以比市场价高出3分钱的价格与种植农户结算，实现第一次分配；年底盈余扣除各种基金后60%按社员提供的销售量、40%按股份进行第二次分配。这种方式被大多数合作社采用。

　　二是完全按惠顾额进行分配。如温岭箬横西瓜合作社。该社章程规定“按社员生产经营能力和贡献业绩大小的比例确定经营面积和配置股份”，因此股权极为分散，开创合作社的11个发起人无一人是大股东，即使是理事长彭友达也只占不到1%的股份；在分配上依据社员西瓜经营量(土地经营面积)设定股权比例返还，社员种植西瓜的面积大，其投资额亦大，所占股份亦多，西瓜交易额就越多，其返还的盈余也越多。该社平常的管理方式也很独特———合作社理事长、社员、工人一起干活，一样领1000元的月工资；合作社没有技术股，老彭的种植技术都是无偿教给社员们的；没有专职销售人员，销售由合作社统一组织社员销售，只报销费用，没有提成；工人的种植技术和管理能力符合入社条件，一样可成为社员；合作社按生产周期把挣的钱都全部兑现清账，除风险金外社里不留任何盈余。

　　长期在基层进行合作社发展调研和具体指导工作的温岭市农业局经管科科长蔡裕亮认为，台州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因产业和发展水平的呈现多种方式，仍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但作为政府的政策导向是清晰而明确的———实现社员人人平等，利益共享，让农民真正成为合作社的主体。

　　从“规范建设”向“发展提高”的努力

　　目前，台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步入了发展提高的阶段。特别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后，当地政府开始引导合作社向更高层次迈进。

　　合作之上再联合。“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了一家一户农民不能解决的问题，组建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则是为了解决单个合作社不能解决的问题。”在采访中，台州市农业局的专家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在代表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沟通、与其它组织谈判、维护权益、行业自律、开展培训、组团展销招商等共同服务中可以发挥单家独户合作社无法替代的作用。

　　至2007年底，台州市9个县（市、区）全部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台州市级联合会已成立，联合会的作用开始初步显现。2006年由于暖冬，临海、温岭、三门原先分阶段上市的西兰花，赶在同一时间上市了，西兰花急需大规模仓储，经各地联合会牵线，浙江大红袍水果专业合作社的闲置冷库解了燃眉之急。温岭箬横西瓜合作社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两个门面，由于生产季节性制约，上半年门面基本空闲。温岭合作社联合会成立后，把温岭其他合作社的产品拿到门面来展销，使门面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而在各种展销会上的“集团出击”，在消费者中打响了台州合作社产品的响亮品牌。

　　搭建“大服务”平台。台州的同志认为合作社发展已进入“多位合作阶段”，政府部门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构建包括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政府各职能部门服务体系等在内的大服务平台。目前台州不少县市由财政出资，组建了主要以合作社为服务对象农业信用担保公司。而信用社正在与农资企业合作，准备推出“一卡一点”服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全部发放额度为3万元的授信卡，合作社社员到农资供应点可“刷卡”购货，也可到信用社随取随贷。

　　台州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对合作社信用额度逐年加大。全市有5个县（市、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农业局联合举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授信活动，授信合作社99家，授信总额1.32亿元；截至2007年6月底，全市各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累计发放给合作社及其社员贷款2.28亿元，比年初增长21%，贷款余额2.88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60.1%。

　　台州各级党委也把合作社作为非公有制组织党的建设的重点，“把支部建到合作社”，并出资帮助合作社建设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系统。而不少合作社理事长当选为各级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使合作社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

　　做大合作社规模。“今后农业部门的工作将主要围绕合作社展开，国家农业扶持资金、农业建设项目将优先安排合作社。”台州市农业局领导表示，“目前仅有上盘西兰花合作社、箬横西瓜合作社、温岭绿牧草鸡合作社3家年销售额过亿元，下一步将争取到2010年全市年销售收入超5000万元的合作社达到30家以上，并在5年内建设2~3家销售规模上10亿元的大合作社。”

　　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缺失，农民一家一户销售农产品是不缴税的，组织起来却要参照企业进行纳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制约了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合作社发展用地没指标；合作社涉及到保鲜、储藏等初加工用电不能执行农业用电标准等问题是台州乃至浙江省在政策层面上不能解决的。许多合作社理事长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对此能有解决的办法。

　　由“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型

　　临海市农办副主任王志坚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职业农民”，应该什么人才都有，有种植人才、技术人才、市场营销人才、管理人才，分工比较明确。

　　“生产在家，服务在社”。合作社的发展，开始改变农民传统的存在方式，推动着“职业农民”的大量涌现。

　　“我只要种菜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操心。”在临海上盘西兰花合作社种植基地，正在收割的合作社社员陈先玉告诉记者，自己种了100亩西兰花，在合作社中占有0.98股，每年销售利润10万元、分红2万元。台州同志告诉记者像陈先玉这样的“职业农民”，在台州已极为普遍。他们在合作社内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经营一定规模的土地，长年只从事一个专业———或菜农、或果农、或瓜农，不干别的，而年收入可以赶上甚至超过当地办工业的小企业主。

　　除了社员（包括合作社理事长）这个群体，合作社还催生了两大类“职业农民”———

　　一类是受聘于合作社，专职从事技术指导服务的植保、农机等技术人员和财务人员，在台州已有1000多人；比如上盘西兰花合作社在16个分社配备了专职植保员，他们都是大中专毕业生，每月能够拿到1200~1500元的工资。

　　在台州进行过调研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农经系副教授郭红东说，“合作社的发展对当前的高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大学或者一些综合大学的农业专业应该开设一些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的课程”，他认为，到合作社就业，可能将是未来大中专毕业生特别是农口学校毕业生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类是一些服务于合作社生产基地长年领取工资的“非社员农民”。他们大都拥有专业熟练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合作社内长期从事某一项具体的工作。如箬横西瓜合作社全国的种植基地一年四季都可生产，外聘的生产人员大多不再是季节工，有5000多名“非社员农民”同合作社社员一起长年“转战”各地。

　　合作社成为“职业农民”的摇篮，台州市农业局局长陆修钗认为其意义非常重大：“长期以来，人们都在担心，大量的青壮年告别了农业，走出了农村。农业的发展靠谁？因为有了合作社，这一难题正在破解，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农业中得以安身立命，让我们这些从事农业的同志培育‘职业农民’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台州人均耕地不足4分地，发展农业并无大的优势。但一路走来，所见所闻，让记者感受到走上合作之路后农民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从最初朴素的“让产品卖个好价钱”到“走出台州”，从农民的“抱团”到合作社的“联合”，从产业发展的“主导”到职业农民的“摇篮”，台州上下把合作社演绎得精彩纷呈。而台州的实践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和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方向，让人们看到了农业充满希望的未来。

                                           朱先春 宋修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