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
龚 云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11-5-16 10:14:21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
中国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其一生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对农民问题出路的探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自然他把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道路。为此，建国后毛泽东为探索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结毛泽东探索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
从国际上来说，走向现代化是人类自从地理大发现后的一个大趋势。在十月革命以前，农村的现代化，就是实现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在欧美，主要是通过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来实现的。十月革命以后，如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有了新的选择。社会主义成为农村现代化的新的道路，苏联集体农庄就是这种实践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完成现代化，是当时新独立的国家的普遍选择。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顺应当时历史大潮的自觉选择。
从国内来看，一百多年的近代历史充分证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无论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还是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的贫困处境。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把中国农民带上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早就明确指出要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关于小农分化的思想，对毛泽东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的集体农庄道路，更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板。新中国成立后，要完成工业化道路，必须要仰仗农民的大力支持。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走西方农村发展的老路。这决定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可以说，中国农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是遵循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1943年他就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
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明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土地改革以后，在毛泽东看来，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却因小生产固有的局限，无法抵御自然的风险，也无法满足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化的需要，而且“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2]
因此，建国后毛泽东正是基于国际农村发展的新的走势，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要求，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探索在中国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道路。
从新中国成立到逝世，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付出了无尽的心血。他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的思想特别是列宁关于小农的论述为指导，以苏联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深刻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并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特别是中国农民的传统思想资源，进行了探索。
纵观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49—1952年：这个阶段是毛泽东为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时期。这个阶段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完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消灭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亿万中国农民从政治上翻身解放，为中国农村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政治前提。
2，1953-1956年：这个阶段是毛泽东领导建立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时期。毛泽东以经典作家关于农民合作理论为指导，以苏联农业集体化为借鉴，领导农民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3，1956-1958年：这个阶段是毛泽东领导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步推进时期。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领导制定了《1956-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并借助于社会主义制度大力推进农村现代化。
4，1958-1976年：……这个阶段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为完善和巩固人民公社经营体制进行了艰难探索，开展了“四清”运动，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
总体来看，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涵盖了“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历史借鉴价值。
关于农村、农业、农民重要性的思想。
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农民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36年，他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3]他不仅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重视农民在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农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体。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地指出：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4]
毛泽东的这番话虽然针对抗日战争时期所说，但指向的是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作用。正如他在建国初期所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5]。
关于社会改革与技术变革并进的思想。
毛泽东既重视社会改革，也重视技术改革。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6]“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7]
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业机械化思想。
毛泽东一贯重视农业机械化，认为农业现代化主要就是实现农业机械化。早在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就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1959年4月29日，他在《党内通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还提出“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8]在同年的庐山会议上，他提议成立农业机械部，并说找不到部长由他来兼。1959年10月31日，他在《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养猪经验》一文给新华社的批语中说：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9]。1962年9月，在他主持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定“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10]1966年2月，他在给王任重的信中说：“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还说，“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太好。”[11]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湖北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部署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此后，在1971年和1978年1月，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以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关于农村的伟大光明前途在农村工业化思想。
毛泽东认为农村现代化除了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外，还应该实现农村工业化。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2]
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农业社也可办加工业，”“ 大社可办一些加工厂，最好由乡办，或几个乡镇合办。”[13]1958年11月，他在《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到：“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14] 11月10日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中写道：“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15]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由毛泽东亲自制定，于1958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16]
毛泽东对农村工业化的具体设想为：
要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象个样子了。”[17]
社办工业生产方向。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18]
社办工业生产方针。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在生产技术方面，应当实行手工业和机械工业相结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逐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19]
社办工业发展的重点为轻重工业生产。社办工业发展的资金主要靠自己积累和国家的扶持。毛泽东还建议下放一些中小企业给公社经营。他对社队企业寄托于厚望，“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20]他希望通过农村工业化，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21]“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22]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仍然对农村工业化抱很大希望。1966年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23]。1975年9月27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周长庚请求中央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意见表示同意。1975年9月由他批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肯定了社队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次会议还公开发表了毛泽东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赞扬社队企业的一句名言——“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关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思想。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农民进行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24]
他强调首先要加强农民的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培养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新农民。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就强调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20世纪50年代中央教育部每年对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政治思想、文化素质都有明确规定。《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说 ：“今年冬学的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当是向农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意义，解释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解释目前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势和劳动人民的任务，讨论恢复和发展本地农业生产和克服生产中各种困难的办法”。[25]1951年《关于加强今年冬学政治时事教育的指示》指出：“今年全国各地的冬学均应普遍地和深入地向农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推进增产节约和爱国公约运动，并结合当地情况，进行关于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生产互助以及婚姻法等政策教育，这是今年冬学运动的首要任务。”[26]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到来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27]他在总结三娄寺合作社的经验教训一文《严重的教训》的按语中说：“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主义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证。”[28]他在另一篇按语中说：“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29]这也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毛泽东还对教育农民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概括：“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30]
在重视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对农民的文化教育。1952年8月30日，他在给新疆农民的回信中说：“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31]毛泽东还经常过问农民的扫盲工作，要求政府做出规划，加强领导，组织各级冬学运动运动委员会，由政府负责人亲自主持，吸收人民团体、青年团和教育界负责人参加，负责制定冬学扫盲计划，推广经验，解决困难，纠正缺点等工作。1955年12月21日，他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第十四条里，规划“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32]。在他的推动下，建国初期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创办了夜学、冬学、识字班，开展农民业余教育。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该文件指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上的重大任务之一。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一般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配合时事政策教育和生产、卫生教育。农民业余学校分设初级班(组)与高级班(组)。学生学完规定的课程后考试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此种证书与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的毕业证书有同等效力。[33]1952年8月，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提出争取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扫除农村两亿多青壮年文盲，对已经脱离文盲状态的农民和小学毕业生应该组织他们继续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并在批示中提出，参照苏联经验，试办扫除文盲协会。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需要，1955年4月6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确定今后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必须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密切结合，积极有计划地扫除农村中的文盲，特别是扫除青壮年文盲。[34]
为了保证贫苦工农子弟能够上学，使教育向工农开门，毛泽东做出指示：实行人民助学金，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的子弟，给与助学金。解决生活费、书籍费，在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35]
当片面强调正规教育导致一些农民子弟被拒之于校外时，毛泽东及时进行纠正。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教育问题的会议上说：“整顿小学，不要整过了头。不应过分强调正规化。农村小学可分为三类：中心小学，不正规的小学，速成小学。农村小学应便于农民子女上学。应允许那些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村存在。”“允许小学民办，不限定几年，能办几年就办几年。五年一贯制实行过早，应推迟。”[36]
毛泽东强调对农民不仅要进行政治、文化教育，还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干部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他曾经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37]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农民把扫盲、学文化、学农业生产知识、学农业科学技术、学财会工作、社队管理工作结合在一起。对于农民的这些经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号召全国学习。他在编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时，介绍了辽宁省彰武县第三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人员组成会计网的经验，号召各地“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38]他还就怎样编写适合农民需要的教材提出很具体的建议：农民学习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到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39]中央教育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专门发文，指导各省、县、乡、社编写这几种农民学习读本。
关于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思想。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的卫生状况。1945年，他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40]在他的推动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卫生状况的改善，确定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第一条就是面向工农兵。发展医疗事业的目标就是使农村“有医有药”[41]。
伴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兴起。为了推广山西省稷山县“大家集资，治病免费”的合作医疗制度经验，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亲自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42]
由于城乡医疗资源严重不均，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卫生部提出批评：“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这年6月26日，在与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43]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卫生部党组于1965年9月3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面向工农兵，是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根本方针。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如果不认真解决广大农民的医药卫生问题，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方针就会落空。必须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同时大力改革城市医疗卫生工作，把城市卫生工作的革命化合建设农村卫生工作结合起来，使这两方面的工作相互促进。在卫生工作中，必须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打破框框，打破教条的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走我国卫生工作自己的道路。”卫生部报告提出：“今后要作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办法是：1、医疗、防疫、教育、科研等机构，均应分出成套的人力、设备，由城市伸延到农村，每个单位包一个至几个县或区，搞好一片，巩固一片；2、抽调城市卫生人员，作为‘种子’，长期留在农村工作；3、继续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临时医疗组织，到农村工作，特别是到山区和偏僻的地方去。”[44]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贯彻的结果，是：“合作医疗遍地开花，……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村、边疆，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卫生工作人员中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45]
关于农民管理农村思想。
毛泽东一向重视农民的民主权利。毛泽东在领导农民打破封建土地剥削的同时，也领导农民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让广大农民参政、议政，初步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洗礼，实现政治解放。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农村的建立，为农民管理农村提供了保证。官僚主义是管理民主的最大障碍。毛泽东认为，在农村要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农民直接管理农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是权力的主体，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早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把发展和完善人民参与制和人民监督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根除官僚制的根本途径。列宁曾经指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4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在农村中的主人翁地位，使人民主权在农村由概念转为实际生活。他非常赞赏列宁的一句名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造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47]当他发觉苏联社会生活中存在民主不足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映的直接可能性。”[48]
毛泽东注意保障农民的管理权利。在他看来，群众运动就是农民直接参与管理的有效形式。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还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49]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在古今中外政治家中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如此之多是非常少见的。他的这些思想对解决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农村现代化也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确立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适应当时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要求，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适时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通过农业合作化，在中国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农民走上了集体致富的道路，中国农业的发展避免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痛苦，走上了依靠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1958年到1983年，中国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制度。虽然这个制度存在着压抑农民积极性的不足，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弊端，但人民公社体制运行了二十多年，极大地推动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上解决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的吃饭问题；培育了中国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是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巨大尝试；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使我国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避免了两极分化，城市也没有出现贫民窟。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初步解决了9亿多人的吃饭问题。
毛泽东时期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在主要农产品的增长上。
粮食：
从粮食总产来看，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264亿斤，1978年达到6095亿斤，增长169.2%，增产3831亿斤，平均每年增产132亿斤，平均每年增长3.5%。同期世界平均每年增长为3%，美国为2.4%，日本则减少0.2%[50]。从粮食单产来看，按播种面积计算，亩产337斤，比1949年亩产137斤，增产200斤，平均年递增6.9斤；按耕地面积计算，亩产548斤，比1949年亩产171斤，增产377斤，平均年递增13斤。同期世界粮食单产水平是从1949年的154斤，增加到1976年的245斤。美国则是从1949年的218斤，增加到1976年的417斤。
从粮食消费来看，从1949年到1978年，在人口净增加4亿1642万，在人均耕地从1949年的2.71亩减少到1978年的1.57亩情况下，人均对粮食的占有量从1949年的418斤增加到1978年的636斤。[51]
主要经济作物：
棉花：1978年全国总产4334万担，比1949年增产3445.2万担，增长387.6%，年平均增长5.6%；1978年平均亩产59斤，比1949年增产37斤，增长1.68倍。与世界同期水平比较，1976年，我国棉花平均亩产56斤，世界为54斤，美国为69斤。
油料：1978年全国总产10435.8万担，比1949年总产5127万担增产5308.8万担，增长103.5%；平均亩产112斤，比1949年亩产81斤。增产31斤，增长38%。
甘蔗：1978年全国总产42232.8万担，比1949年总产5284.3万担，增产36948.5万担，增加699.2%；亩产5133斤，比1949年亩产3255斤，增产1878斤，增长58%。
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毛泽东时期，中国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大为改善，大多数农民摆脱了极度贫穷状态，过上了初步温饱的生活。全国人民的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6年的68岁。当然农民的人均寿命比这个数字可能低一些，但大大提高却是事实。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农村文盲比率大大下降。
毛泽东时期建立的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初步的卫生保障制度，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
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获得真正普及和超常规发展。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一二·五批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的做法和经验。在“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开辟专栏，从1968年12月8日到1976年8月31日，连续组织了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主题是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交流发展合作医疗的经验，这场历时8年的大讨论，推动了合作医疗的发展。[52]
1968年9月10日，经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作“赤脚医生”。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推动了“赤脚医生”在全国的发展。
伴随这个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是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的成长壮大。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赤脚医生”（人员）与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认为它为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53]
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广泛普及和鼎盛时期。1976年，全国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的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54]，由合作医疗保障的医疗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合作医疗保健被写进了1978年3月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55]
推进了中国工业化。
毛泽东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重大成就是为推进中国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的发展为轻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也为我国外贸出口赚取了大量外汇，从1950年到1977年农副产品及其加工贸易出口额合计1337.9亿元，占同期全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1901.2亿元的70.4%[56]；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资本积累，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条件，“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57]，而1978年时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这些为后来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的实践成就是显著的，为当时中国的平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农村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那种把毛泽东时期中国农村的发展描述为停滞不前的观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来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NO.1）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原标题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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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2]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3]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7 页。
[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1078 页。
[5]《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页。
[6]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7]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7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13] 转引自张毅：《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业》，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4] 同上，第191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2页。。
[17] 转引自张毅：《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业》，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
192页。
[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20]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页。
[22] 转引自张毅：《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业》，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25]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602页。
[26]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602页。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03页。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3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页。
[32]
[33]
[34]
[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71页。
[36]
[3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510页。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页。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10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
[41] 《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44] 《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1965年9月3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529页。
[45]《卫生战线的深刻革命——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十周年》，《人民日报》，1975年6月26日。
[4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47]《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9页。
[48] 转引自[南]卡德尔：《苏南会议·莫斯科宣言·会见毛泽东》，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
[49]《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50] 农业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基本情况》，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8页。
[51] 农业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基本情况》，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4页。
[52] 曹普：《1949-1989：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与评析》，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
[53] 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54] 周寿棋：《探寻农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发展轨迹》，载《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2年第6期。
[55] 转引自：《江苏农村怎样面对“非典”》，《人民日报》2003年5月19日。
[56] 农业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基本情况》，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57] 参见温铁军著：《“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58]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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