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的启示

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的启示

张世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村社会研究中心  陕西杨凌  712100）

摘要：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工失业之后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的减压阀，一个回得去的农村是中国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稳定器”，是中国社会遭遇到大量农民工失业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时所具有的韧性所在。在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一时难以改变，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短期内难以完善的情况下，基于非传统安全的战略考虑，我们需要正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工仍然会不断的往返城乡的社会事实，摈弃城市化的单向度思维，在政策调整方面多管齐下，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城乡二元结构；“离土不离家”的农民工；非传统安全

引言

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世界经济的波动势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波及到我国的实体经济，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订单减少，许多工厂倒闭，勉强支持的也纷纷裁员，失去工作岗位的返乡农民工和春节返乡者叠加在一起，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对社会安全的普遍焦虑。据统计，金融危机发生后至2009年春节前约有7000万农民工返乡，其中1800万需要解决就业问题[①]， 然而，令我们意外的是，如此众多的农民工返乡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可能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出现。2009春节过后，有95%的农民工回到城里就业，有5%的农民工就地或者就近就业或者返乡创业。截至2009年6月底，15097万外出农民工中绝大多数已找到工作，只有不超过3%的农民工还在寻找工作，总人数在420万左右[②]。值得我们反思的是，除了国家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的积极效果，2009年后半年的经济回暖，以及农民工就业的多样化和灵活性之外，中国社会消解农民工返乡潮的隐性机制是什么？这次返乡潮对我们应对非传统安全，特别是社会安全有那些启示。

一、“离土不离家”的农民工

因经济波动而引起的失业问题在其他国家引发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社会有不同表现。经济危机发生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目标是要回被拖欠的工资，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要求工作机会。这是因为农民工是在外寻找经济收入的流动劳动力，往返于城乡之间是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特点。整体来看农民工就业非常具有灵活性，农民工离开农村外出打工的基本目标是获得自己所认为的较为客观的经济收入，在城市中生活并不是他们打工的目的，返乡对农民工主体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当经济下行，外面的工作机会较少，打工不能够获得较为客观的经济收入时他们就返乡，当宏观经济向好时，外面的工作机会增多，农民工便外出打工。农民工之所以可以这样在城乡之间进退自如，至为关键的是农民工有一个可以返回的农村。历史经验和事实多次证明，农民工的这种特性也是大量农民工失业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自从打工潮兴起之后，一直都有农民工返乡。改革开放以来，有多次农民工返乡潮，1989至1991年，因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和城市治理整顿造成的农民工返乡，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改制造成的大量工人下岗，作为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竞争对手，农民工被许多城市出台的歧视性政策逼回了农村，2004年左右出现的“民工荒”中，也有一部分农民工返乡。这几次返乡都没有引发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与前几次农民工返乡所不同是，金融危机后的农民工失业多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失业人数多，来势迅猛，从而引起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这次大量农民工失业也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农民工家庭内的代际互助和性别分工、家庭经济收入中农业和工资性收入的结构性互补，都是他们应对失业风险的保障。

农民工不仅在经济下行时返乡，离开农村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一直是在不断的返乡中进行打工的。我们可以将农民工的这种状态称为“离土不离家”。农民工“离土不离家”的状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工的就业方式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为主。限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职业与身份的分离，农民工以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为主，即所谓的“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具体可分为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候鸟式”流动和“兼业式”的季节性务工两种[③]。这两种农民工在农村和和城市之间往返是农民工生活的常态。那些年轻时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往往会面临着中年返乡的问题。他们在打工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斩断与家庭的联系，而且一直在思考是否要返乡，人到中年时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将农村的家作为其最终的归宿，他们在打工的过程中一直为返乡做着准备。

第二，从家庭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离土不离家”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状况，决定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具有与资方谈判的砝码，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的中国加工业利润微薄，不可能为农民工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大量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没有条件享受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阻碍了农民工实现从农民向市民和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化，他们的家庭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在两个空间中来完成。即许多农民工在打工地只能完成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而其家庭再生产要在农村中完成。也就是说他们很大一部分打工收入一直以汇款形式“返乡”，这是他们“离土不离家”的状态在经济上的表现形式。

第三，“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有利于农民工应对市场风险。黄宗智认为当代中国“半工半耕”的经济体已经被农民的理性选择和国家政策选择制度化了。这个制度的逻辑是，农民因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收入不足而外出打工，因外出打工存在着各种风险，他们难实现城市化，反过来又依靠小规模的口粮田作为保险[④]。黄宗智的判断是对农民工20多年的实践总结，“候鸟式”和“兼业式”的农民工20多年来一直过着这种“亦工亦农”的生活。如上所述，金融危机中农民工的面对就业困难并不恐慌，一是实在不行他们可以留在农村，二是打工机会的减少只是影响了家庭经济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并不一定会危及生存。这也是农民工对土地依赖性强，目前的土地制度为农民工返乡所提供的空间所在。从这种制度的宏观战略意义而言，农民工完全脱离家乡的土地是非常危险的。

第四，从家庭经济收入构成来看，农民工家庭通过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来实现“亦工亦农”。性别分工是指那些“季节性”男性农民工农闲时外出打工，家庭和庄稼的田间管理由妻子料理，通过这种夫妻之间的分工合作维持温饱有余的生计。夫妇同时在外打工的，小孩和农田则由父母或者亲友照料，这种代际之间的相互支持，既可以减少夫妻同时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在家的父母和小孩依靠土地也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家庭是靠两条腿支撑的，一条是在打工经济中获得工资性收入，另一条是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和家庭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外出打工和在家务农两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合作互补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完整的家庭经济。此外，农民工并不是现代性话语中的产业工人，赚钱是大多数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他们不具备产业工人可以脱离农村家庭的精神气质。因为农村有个家，农民工很难也没有必要迅速的摆脱农村。

综合以上四点，这里所说的“离土”是指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之外，而“家”，不仅仅是指地理区位和物质意义上的村庄和农村住宅，而是就社会意义和精神层面而言，是农民工进行家庭再生产和社会价值再生产的场所。绝大部分农民工的“家”是生养他们的村庄，村庄的社会网络是他们出外打工的就业渠道，村庄生活是他们实现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主要场所，家乡是他们在经历了打工生活的艰辛和城市生活的精神挫败之后疗伤的精神家园。除了维持必要的城市生活成本之外，农民工在外务工的收入通过这个“家”的纽带流入了农村，维持着村庄社会的人情往来、社会关系和家庭再生产，以及新一代农民工的再生产。一直以来农民工没有脱离农村，农村的家即是他们打工的目的也是他们应对打工风险的保障。依照此逻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在短时间内大量农民工失业而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秘密在于农民工“离土不离家”的状态。

二、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工

以上是从较为微观的意义而言，农民工“离土不离家”的状态有力的消解了经济波动而可能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宏观上，这又与农民工流动所处的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有关。

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是农民工流动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的小农经济抗拒市场风险，乃至世界经济波动的一种隐性机制。从历史过程来看，由于人口与资源关系的紧张，中国要在短期内快速完成工业化，不存在西方国家消解工业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历史的形成了二元体制内的城乡对立和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很快解决，而且客观的看，农民工流动的实践也在继续加强和适应着这对矛盾。

在谈到农民工问题时，一般认为，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城市化的制度性障碍。僵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制度上对农民工的歧视，造成农民工“三等公民”的身份，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放权，与地方政府的自利自保，使得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困难重重。不能说这些批评不正确，然而这些批评忽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阻碍农民工在城市扎根的经济因素。农民工要在城市安家立业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已经采取了市场化的配置方式，农民工在经济资源上是弱势的，在这种社会生态下，限制农民工向市民转变的制度性障碍只是问题的表面。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往往也是缓解问题的隐性机制。如果我们不仅仅以批判的视角看待城乡二元结构，而将城乡二元结构看成是型塑农民工两栖生活状态的历史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改变，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出得去、回得来的弹性社会空间。

具体来说，假设城市放开户籍限制，给予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市民的相关权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农民工仍然很难在城市扎下根并获得较为体面的生活[⑤]。首先，农民工要在城市扎根的关键是“安居”。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拥有城市户籍的低收入群体尚且要政府出台廉租房等民生工程来保障他们的安居，而在这方面城市地方政府尚且无暇顾及，更难有能力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住房保障，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们在城市购房。在当前物价条件下，一个农民工通过10年左右的打工可以积攒10万元，这10万元可以在农村建设一栋体面的房子，若要在城市购买住房，连首付都不够。有学者经过模型计算得出结论，为了达到在城镇定居的最低限度经济条件，农民工夫妻婚后至少需要连续工作21年，这意味着农民工至少工作到45岁左右才有足够的收入完成城市定居过程，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民工面临着中年（40岁以上）失业威胁，这是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障碍[⑥]。其次，即使农民工能够在城市购买一套住房，但是城市的生活成本比农村高，要在城市维持有尊严的生活绝非易事，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同时就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更不用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失业风险，以及他们在城市定居之后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城市社会适应问题。

因此，造成农民工问题的除了制度性障碍之外，还有市场对农民工的天然排斥。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自发过程。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资源配置以盈利为目的，市场不会自动兼顾社会公平。市场化赋予了人一些自由权利，但是市场化环境遵循的是强者愈强的逻辑。农民工主要的社会资本或资源是自己的身体或体力，和资本、企业、城市地方政府等已经组织化的强势者来比，没有组织的农民工无疑处于弱势地位。理论上讲，政府最有可能维护农民工权益做出努力，但是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也是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一个力量极，在某些情况下也得给市场做出让步，城市政府首先维护的是市民的利益，况且，城市的容纳能力，农民工城市化所需要社会成本，都是地方政府在宏观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在农民流动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劳动力市场分割为表征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从城乡之间扩展到城市内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在传统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中央政策与地方政府对农民工流动的讨价还价中，农民工是净受损人。因此，在战略意义上，我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为农民工返乡所提供了适应性，维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二元劳动力市场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不自觉的政治安全考量[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城乡二元结构和低效率的过密化农业，导致了农民工流动，通过打工这种现代“兼业”获得家庭再生产的资源，农民工打工收入不足以支持其在城市安家立业，他们不得不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农民流动是一个社会事实，“离土不离家”的生活状态就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这是20多年来农民工流动的实践样态，也是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这一点为经济下行时，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提供了缓冲。

大多数在农村还有足以获得温饱的土地，返乡之后的农民工并不会遇到生存危机，这正是城乡二元[⑧]体制所提供的减压阀作用。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今天，农民家庭的兼业已经不同与传统过密化农业时代的兼业，农民工的家庭经济已经和“世界工厂”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他们这种兼业的风险比以往更大，世界经济稍有波动就会影响到农民工。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离土不离家”的状态，经济下行时的失业不足以对他们的生存以及生活逻辑造成大的冲击。

三、结语

打工潮兴起20多年来，大多数农民工一直处于离土不离家的状态，已经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的小农经济，既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二元体制的加强和适应。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得不到改变的情况，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升级一时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在政策上为农民工的返乡与离乡预留一定的空间。在以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宏观思路下，我们应该顾及到世界经济波动对农民工就业可能造成的影响，从更加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看待农民工问题，而不是一味地从道德制高点及单向度的城市化方向来看待农民工问题。

从更加开放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位置中来看，农业和农村具有多功能性。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产业，它还有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功能。农村不仅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同时一个生活成本低廉的农村和“半工半耕”的小农化的农业，可以有力缓冲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现实要求我们慎重对待积极的城市化战略，维持目前农村的土地制度，慎思规模化农业，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为农民工返乡预留一定空间，在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让农民工能安心的走出去，安全顺利的返乡并有一个可以适应的田园乡村。

简介：张世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讲师，

          通讯地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邮编：712100

          联系方式：15829221856；[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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