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流动;农村青年;教育
一、导言
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受教育程度和提升教育质量显然是政策制定者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注重提高受教育程度是有充分根据的：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然而，一个家庭是否决定送孩子入学，往往受到其负担教育开支的能力、入学的机会成本以及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等因素的影响。虽然新的就业机会在短期内能够减少贫困的发生率，改善家庭的财务状况，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随着从贫困地区来的家庭优先选择就业而不是选择教育投资，那么新的就业机会可能会使分配结果恶化。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影响中国人口流动的不利因素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增长，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可以用来研究教育投资决策的范例。随着人口的流动，人们一开始会认为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可能会随着跨地区的劳动回报率的补偿而减少。然而，与个人出生地密切相关的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使得同一个区域内不同教育和居住层次的个体之间的不平等不断加大。最近，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人员不断发出警告，认为中国区域内以及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对政治造成巨大压力，从而威胁到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稳定。坚持甚至强化中国农村家庭把孩子留在学校上学的动机，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国家政策能够缩小长期的不平等。然而，为了确定政策干预能否起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非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机会如何影响教育投资的决定。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研究流动劳动力市场对中国农村家庭决定让初中毕业的孩子升学读高中的实际影响。在中国，完成初中教育是国家政策规定的，而高中教育既不是义务教育，也得不到国家资助。高中学费可能在家庭年收入中占到可观的一部分，受经济压力限制的家庭可能负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与流动或其他非农业就业机会相关的财富的增加，可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提高高中的入学率。另外，如果原住地或移居地的高中教育的回报不断增加，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农村家庭送孩子上高中的概率也会增加。
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流动就业的成本降低，会减少孩子就读高中的概率。这一经济学意义上的影响不一定是初中毕业生直接加入流动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后果。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原住地适龄劳动人口减少，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当地无劳动技能的人口数量的增加。
户籍登记制度改革使得有身份证的农村流动人口1988年以后在城市中生活更为方便。身份证发放的时间既与能够影响高中入学或流动人口需求的因时而变的地方政策无关，也与因时而变的反映地方行政能力的诸因素无关，可能与乡村领导者对当地出现的身份证需求的应对措施有关。
阐明人口流动机会对高中入学产生负面影响后，我们还考察了人口流动机会是否对不同类型家庭的高中入学产生不同的影响。人口流动机会对于那些来自父母都是自由职业者或者父母都有非农工作经历家庭的孩子的高中入学情况有着更大的负面影响。
最后，我们还要考察扩大人口流动机会影响的途径。农村以外的流动人口网络越大，意味着当地劳动力压力越小。随着农村居民不断地加入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上高中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增加，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流动人口就业的纯收益会不断增加，二是流动人口引发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萎缩，从而导致本地就业的相关收益增加。我们发现，随着流动人口劳动力压力规模的加大，高中年龄段的孩子在移居地或当地寻找非农业就业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
二、背景
(一)中国的城乡流动人口
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就业，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百分之一采样数据和1995年百分之一人口调查表明，国内流动人口从1990年的仅仅2000多万，剧增到1995年的4500万，2000年则达到7900万。
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动人口的经历表明流动人口网络对于在城市中找工作的重要性。2001年底，对中国第五大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开展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农村流动人口在第一次流动之前已经找到了工作，超过90%的人去往有老乡熟人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半的人在流动之前其家庭中已经有人在城市里生活，超过65%的人除了有大家庭成员生活在城市里，还认识家乡的熟人。
(二)农村教育制度以及城乡流动人口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以后，在中国农村，完成初中教育是必需的。但实际上，一些农村地区花相当多的时间去达到这个标准，而许多地区仍然只提供五年的初级教育来代替六年的规定。因而，在一些农村地区完成初中教育的孩子们实际完成了八年的正规学校教育，而其他地区的初中毕业生则完成了九年的正规教育。初中毕业以后，孩子们可以等着考试进入学院或职业高中，但通过考试的学生家庭必须在学生入学前交纳相当可观的一笔学费。
先前关于城乡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了完成学校教育和参与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然而，在这种关系中，一些方面很可能反映了从小学到完成初中义务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大多数流动人口受过初中或更低的教育。对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中所涉及的城市流动人口进行的统计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在城市里流动人口不需要受高中教育就能找到工作。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中所涉及的城乡流动人口，几乎有82%受过初中或更低的教育，有33%未能完成初中教育。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数据与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村家庭调查中所公布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有关官方数据基本一致。全国超过85%的农村流动人口受过初中或更低的教育。此外，农村地区在当地从事非农工作的适龄人员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21%)，要比流动人口(14%)高。
(三)来源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流动人口年龄与受教育水平证据
作为我们总体研究的补充调查，我们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合作，在2004年8月至10月间，对4个省52个村的家庭进行了调查。这个补充调查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它列举了受教育程度、出生年代、当前的职业、工作和流动历史，以及被调查家庭所有孩子和所有的当前和从前(包括已故的从前居民)居民的居住地。这一调查的设计避免了从前在研究受教育程度时对家庭样本的选择上只选择当前家庭居民资料的习惯。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补充调查数据显示，所选取的村庄的人群的受教育水平与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一致。受教育水平随着时间稳定增长，男孩与女孩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会聚点存在于1975年出生人群。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摘要还显示，首次人口流动同城市中流动人口的调查相一致。在1987至2004年间，所有年龄段的流动人口的数字都增长了，而只有在20岁时首次进行流动的人口的数据保持不变。年龄在30或者35岁以上的个体会慎重考虑是否外出，这样就使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变，尽管10至20岁的流动人口不断增长。
15、16岁的孩子流动就业数量增加，其增长率并不剧烈，人口流动的程度也很低，不一定导致高中入学率的下降。17、18岁的孩子和19、20岁的孩子从事流动性工作的比率快速增长。如果大部分的人口流动都是由于互相推荐使就业有了保障才发生的，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在完成初中学业后，在离开家乡到城市就业之前有一个短暂的等待期。
三、实证研究
为了理解人口流动机会如何影响到初中毕业生是否上高中的决定，我们需要对一些因素进行处理，如：人生财富、爱好、价格以及一些没有观测到的与高中入学及非农业就业机会共同变化的能力因素。
(一)分析策略
我们的评价体系将引入内在趋向因素，因为我们选择的流动成本、流动劳动力的规模，同时反映了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的需求与供给的因素。例如，对当地经济的不断破坏会对父母承担学费的能力形成限制，从而相对增加去较远地方就业的回报，这就形成了一个消极的关联。另一方面，如果家庭财富增长了或者是高中的容量伴随着流动就业的增加而加大(以及竞争性入学分数的降低)，在农村流动人口的数量和未观测到的影响高中入学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着积极的关系。为了弄清楚流动人口网络的影响与通过推荐而进行流动就业获得的净回报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同生活在农村之外的流动人口有关系但与未观察到的影响高中入学的个体、家庭及公共因素不相关的工具变量。
因此，我们对两项政策转变进行分析。这两项政策转变共同作用，影响到流动人口家乡外的流动网络的强度，并且看起来似乎和教育的供给与需求毫无关系。第一个转变是1984年新的身份证制度的引进。1988年户籍制度改革后，流动人口可以凭借身份证领取暂住证，身份证的发放就产生了两个影响。第一，当人们有身份证后，向城市流动的成本降低了。第二，如果从身份证发放后，流动人口网络的质量得以提高，那么寻找流动就业的成本也会随着时间增长而降低。
为了确定身份证发放的内在确定性趋势的可能性，确立我们的结果是由内在的确定性所支持的，我们继续做了如下的努力。
首先，我们把样本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三部分，检验其不同组别的平均特征，来区分明显的倾向性。
接下来，我们提供证据表明，身份证的发放不是对引起当地经济震动外在因素的回应。
我们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在身份证发放时间与可能影响流动或入学决定的乡村政策转变之间存在重要的关系。
(二)乡村之间在身份证发放后时代的差异
为了评价把身份证发放后时代作为一个模式的合理性，我们先把村庄分为如下几类：1988年之前得到身份证的、1988年得到身份证的和1988年以后得到身份证的，然后寻找1988年测定的乡村平均特征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在早期与晚期得到身份证的村子之间显示出一些不同之处，但是很少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发现在身份证发放以后，人口流动数量迅速增长，然后经历了大约10年的平台期。这一发现证明，乡村外流人口的规模与身份证发放后的时间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在对其他众多因素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我们更加自信地认为人口流动动机并没有促进身份证发放的时机出现。
最后，我们的方法可以同身份证发放之前的高中入学率相联系。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划分出在身份证发放时同一县中到入学年龄的相同年龄段的人群。总体上出生于1973年、其父母在1988年的时候要做高中入学决定的人群没有明显的不同。同时，在1973年前出生人群中也没有找到明显不同。然而请注意，在1988年之后得到身份证的村子里，高中入学率的增长比出生于1973年、在1988年前得到身份证的人群要快。考虑到中国农村收入的长期增长，这一模式特点同财富影响的显著积极作用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寻找非农业的流动就业成本较高。事实上，流动机会对高中入学决定的影响，反映在得到身份证早与晚的村子所显示出的不同入学趋势上。
(三)高中入学决定的时机
在中国农村的一些地区，小学要五年时间，而另外一些地区则要六年。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补充调查没有直接询问每一个村子的小学是五年还是六年。为了说明我们的设想，我们标识出了实行五年或六年制小学教育的村庄中和每一个年级在完成了前一个年级学业条件下的平均入学率。直到决定是否上9年级或者是10年级的时候，还有超过90%的孩子继续留在学校中学习。第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在于是否从8年级升入9年级(在五年制小学村中)，或者是从9年级升入10年级(在六年制小学村中)。我们通过考察在实行六年制小学的村庄中完成了9年级学业决定升入10年级，以及在实行五年制小学的村庄中完成了8年级学业决定升入9年级的学生人数这一变量，来衡量高中入学决定率。
四、结果
(一)第一阶段
即使在经济增长受到控制以及宏观经济发生动荡后，我们也发现在身份证发放年份与人口流动网络规模之间，不管规模如何，都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的研究模式下，把握了几个村子随时间变化的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可能会与人口流动及入学决定有关系。这些变量包括：财产指数、当地农业环境、潜在的经济压力和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为了把握好村庄的平均财产水平，我们引入了人均收入。为了掌握农业中的机会成本，我们引入了村庄中人均土地及人均可耕地的份额。可耕种土地的基尼系数制约着村中潜在的不平等，可能会影响到非正规信贷市场中的经济压力。此外，随时间变化的村内不平等可能加快各个村庄之间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不同态度发生变化，比如建立一个小学。这也与家长是否让孩子参加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系。最后，为了掌握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我们引入了村中劳动力规模。
(二)身份证发放时机和乡村层面的行政与政策地位
尽管前面的研究显示，身份证发放时机可能与乡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有着系统性的关联，但是人们还会关心身份证发放后的年月里，引起的变量是否还会与其他随时间变化的乡村层面的行政与政策地位有系统性关联。接着，这些政策是否会对人口流动和高中入学决定都发生影响。例如，村庄的领导者对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及村民的土地使用有重要的控制权。所以，对于粮食收购政策或土地使用的决策是否与身份证的发放时机有系统的关联，就成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如果这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关系，我们就会注意在人口流动之外的其他的影响高中入学决定的因素。此外，即使身份证在县级层面上可以很容易得到，而且每一个县包括几百个村庄，人们仍然会关心乡村行政地位同一个县的身份证发放时机有着系统性的关系。
首先，我们考察了当地公粮政策的执行情况。公粮政策是一个重要的税收形式，其内容是农业家庭以低于市场价格向政府交纳粮食。公粮制度也限制了那些不能提供现金或购买粮食上交来代替自己生产粮食的高中入学家庭的决定。我们观察到公粮占粮食产量的份额同身份证发行年月之间没有系统性关系。
接着，我们检验了农村土地及其使用权的安全性是否和身份证的发放有关系。1986年至2003年，农民名义上对其土地有15年至30年的承租期，租约以政策的形式存在，村庄的领导者不能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一部分农村土地种植果树，一部分家庭出租或承租土地，这些都是农村家庭理解土地长期使用权的安全性的指标。在整个调查区域，果树种植同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生产相比，是典型的高价值和更高程度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果树种植需要长期的特殊投资，如果土地使用权不安全，人们就不愿意做这样的投资。此外，在那些把土地出租交易行为当作一个家庭不再需要土地的信号，从而可能导致随后的土地征用的地区，或者是在那些对土地租让行为设置过多行政程序和条件的地区，通过土地出租进行的土地流转就不会发生。我们发现，在种植果树或者进行土地出租的家庭，同在给定村庄的县区里的身份证发放时间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重要关系。
最后，我们考察了当地家庭所支付的加权平均税率与身份证发放时机的关系。在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内，村子里要收取不同种类的行政费，来支付当地的公共事务投资及各种行政成本。村级加权平均税率对于其行政能力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指标。如果村庄的行政能力同身份证的发放时机有关系，是因为有能力的村庄领导更加善于为了身份证而游说上级领导，于是这种行政能力也可能会影响到人口流动和高中入学。我们没有发现与时俱变的村级加权平均税率同身份证发放时机的重要关系。
(三)人口流动对高中入学率的影响
当我们用人口流动内在因素来评估高中入学的决定因素时，我们发现村中流动人口的数量对高中入学有一个重要的统计学上的消极影响。从村中每增加十名流动出去的人口，就伴随着下年初中毕业生进入高中的比率下降2.4%的可能性。随着人口流动网络规模和质量的增长，人口流动的净回报及留在学校的机会成本的上升，我们发现了高中入学概率的实质性下降。
研究发现，村中劳动力多的家庭更有可能不让孩子上高中。当高中学龄的孩子小的时候，大村子更可能支持自己的小学教育，因此这些村子中的孩子会发现他们用很少的费用得到了高质量的早期教育。
个体的和父母的性格特点可能也会通过其对家庭财富的不同贡献水平，或者家庭教育背景影响到上高中的决定。因此，我们在研究模式中增加了选择性特征因素。
首先，我们把性别，即家庭中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一个变量指标加入到研究模式中。在多数的中国农村，教育上的性别差距已经不断缩小，性别不影响高中入学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父母面临着经济压力，出生顺序可能是受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支配性因素。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父母亲的一些先天性的性格特点。正如人们所期待的，父母亲的受教育年数对一个人参加高中学习的可能性有着积极影响。接受过更多教育的家庭可能会更加富有，而且更加积极地鼓励其子女的学习，或者是有更多的择校能力。当我们把存在潜在流动人口的家庭，即在该家庭生活16年以上的孩子，纳入到我们的考察方法中，我们发现不论是男女，都对高中入学有着重要的统计学上的消极影响。当现在的或者是从前的家庭成员到了可以人口流动的年龄时，家里就会有很多关于就业机会的信息，因此就更不会倾向于把孩子送进高中学习。如果流动人口市场能够帮助减轻家庭让孩子上高中的经济压力，或者是能够提供一个高中教育会带来潜在回报的信息，那么我们将会在潜在的流动人口中发现一个积极的信号。
最后，我们考察了其他一些随时间变动的可能影响人口流动网络和高中入学决定关系的村庄的特征。例如，如果身份证使当地的公司同远方的伙伴进行贸易方便了，或者是使家庭诉求社会福利更容易了(如健康保险或者孩子入学)，那么发放身份证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一些也可能影响人口流动的行为。不论流动人口有没有身份证，他们的子女都不能在其家乡以外的地方享受教育补助，所以这些孩子也别指望参加高中学习。
比照个体特征，村庄参与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没有改变，显示出村子里的流动人口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中初中毕业生在第二年进入高中的概率就会减少0.18%至0.23%。
(四)影响高中入学的参数的多样性
具有不同特征的家庭对同样的流动机会不一定有同样的反应。即使在同一个村子里，有不同教育背景、就业机会和经济压力的家庭，也可能对高中入学作出不同的决定。通过对这些不同维度的多样性因素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决定入学机会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入学决定。我们首先把在高中入学决定前一年孩子父亲如下的变动指标纳入进来：父亲曾经有过非农就业经历(在流动人口或本地劳动力市场)、父亲曾经进入过高中、父亲完成了高中学业。
如果一个完成了初中学业的孩子的父亲是一个专业工，他或者她大约有14.7%的可能性进入高中。父母是干部或者企业管理者的孩子很少有经济压力，父母有很高的能力，对高中入学会有更好的影响。同样，父亲曾经进入过高中的孩子，有17.8%的可能性进入高中。父母曾经受过高中教育的孩子家庭收入可能会高，从而可以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
(五)高中学龄孩子行为的直接证据
伴随着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网络的增长，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也可能经受了机会成本与高中入学之间的总体平衡的影响。由于流动人口离开村子，当地的劳动力规模缩小，这样就会使本地劳动(农业的、非农业的家庭产业)的回报增加，或者是当地的非农业雇工工资足以打动十几岁的青年不上高中。我们预计，随着流动人口网络的不断增长，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将枯竭，其结果是，我们将发现十几岁的青少年将更适合加入到本地的劳动力市场中去。
五、结论与探讨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脱离出来进入城市和沿海地区，曾经是中国经济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人口流动机会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后，选择流动就业开始对持续提高农村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形成了阻碍。这一发现重要吗?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来自国际组织的观察家，强调和持续关注不断加深的不平等可能对曾经支撑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快速增长的政策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不上高中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当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对于初中毕业生不选择教育投资，而是选择可能带来相对具有吸引力工资的人口流动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接受了自己从长远来看比那些几乎全部高中毕业并且大部分上过大学的城市青年收入低的前景。不再进入更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决定增加了农村孩子相对于城市孩子来看，一生的收入能力差距，这又可能导致不平等的加大。当人口流动发生后，在城市中，这种现象至少要在一代人中存在。
中国经济的制度特征可能会持续影响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相对不同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形成了高中入学的障碍。许多城市仍然明确地为城市居民保留一些职业的就业机会。尽管这些惯例已经有所松动，但事实上，在一些非技术性的服务业和建筑业领域，或者是其他城市居民不愿意让农村居民从事的、技巧要求相对较低的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对农村居民的限制。只要流动人口认为他们在城市非技术性的工作中能够赚取相对较高的工资，上高中的机会成本就会高于高中教育的回报。取消那些对农民用工限制的行业保护，在短期内可能会引起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就业摩擦，但是从长期效果看，可能会提高农村青年接受高中教育的回报，大大有利于促进几代人之后的经济活力。
不断上涨的大学学费和良好的助学贷款项目的缺乏可能也会导致人们对高中教育回报率下降的认识。在城市中可观察到的教育回报，从受教育年数看并不是直线形的，主要是由大学教育促进的。事实上，高中教育的主要回报可能是被看作初中教育结束后的再投入。随着中国的大学在1995—2002年间迅速扩大招生规模，承担高等教育成本的负担也转移到学生及其家庭上，以至于从1996年至2001年，学费上涨了将近600%。尽管学费上涨了，学生贷款项目却没有实际性的扩展。因而，当城市的大学入学率增长的时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大学距离他们更加遥远了。如果说高中教育的回报受到上大学可能性的影响，与中学毕业生流动就业回报增加的同时相比，急剧上升的大学学费也可能使高中教育在农村地区的吸引力减小。
即使不考虑大学入学率，提高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教育者的比例，将会缩小农村人口与城市出生人口之间的平均人力资本之间的差距。从长期来看，提高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将会随着对流动人口限制措施的取消，使他们更容易融入到所在的城市中。当然，对于城市和农村来说，要有足够的高中教育，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日益关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长期后果，那么，在城市范围内减少导致不平等的长期因素，很可能就是重要的长期有益的政策，那就是减少农村学生的高中教育成本，使他们能够在完成初中学业后继续接受高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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