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离、仪式变迁与农村“闪婚”现象的发展
——基于赣南B村农村闪婚现象的考察
邢成举
摘要：农村青年闪婚现象是农村婚恋研究领域新近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本文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农村闪婚现象的产生及其快速发展。对婚姻礼仪与过程的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婚姻原有的文化意涵逐渐远去，这也就是本文所称的文化流离。农村闪婚的出现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无力的表现，更是现代性观念冲击农村青年婚姻观念的客观结果。农村传统文化的流离与解体是农村青年闪婚的内在原因，而农村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则构成了消解传统文化进而推动闪婚出现的重要外因。
关键词：文化流离，仪式变迁，农村闪婚
“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打工经济在农村的纵深发展，农村青年的婚恋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如谢芬芳探讨了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青年婚恋观的变革；方卫虎考察近些年“性解放”、“性自由”等思想对我国传统婚姻观念的“入侵”，并指出这给婚姻相对稳定的农村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陈璁的研究指出，当下青年婚姻观念已实现了从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发展到自由恋爱、自主选择的多元化、时代化的婚姻观。裴斐、陈建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下审视农民工的闪婚现象并提出了其现实基础；施磊磊依据其对皖北个案村庄青年农民工闪婚现象的考察分析，指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动因。王冰、刘萍指出“80后”女性首批独生子女的特殊成长环境和家庭角色促成了新的婚姻模式，并认为这个群体对构成初级生活圈的家庭、婚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产生相应的影响。王会通过对多个地区农村闪婚现象的调查与比较，对农村青年闪婚的村庄社会基础进行了探究，指出了闪婚的内核与外因。以上研究紧跟时代脉搏，关注着农村与城市婚姻中的新生现象为我们对婚姻问题的研究确立了新的对象，也打开了新的视角。不过纵观以上的研究，我们并没有清晰地看到导致农村青年闪婚的多样化因素，更没有讨论这些因素背后潜在的文化根基与价值的变迁。
本文主要是用婚姻仪式变迁也即文化流离的角度去探讨农村青年闪婚现象背后的多重因素以及文化基础与价值变迁。传统文化和婚姻仪式提供了农村青年认识婚姻的知识来源和价值基础，而传统婚姻仪式的式微也就意味着传统婚姻所承载的文化意涵的流离。文化流离也即是文化形式的简化、文化功能的衰弱、文化价值的消散和文化传承的无力，文中着重强调的是婚姻仪式中的文化流离。
一、赣南B村闪婚现象介绍
1、B村概况
B村位于闽粤赣交接之地，坐落于两条绵延的高山谷地之中，形若布练故名长布。长布村是典型的山区，人口2800多人，有13个自然村，18个村民小组。“八山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道路与庄园”是对本地地形地貌的形象描绘。村中共有农田1098亩，山林23000亩，脐橙600多亩。距天心镇8公里，安远县城60公里，离广州、汕头、厦门400—500公里，非常近便，所以“下广东”成为当地人的家常便饭。
村庄有七个姓氏：刘姓（900多人），钟姓（约600人），李姓（约300人），易姓（约250人）、谢姓（约250人）、林姓（约200人），何姓（约100人）。其中刘姓和钟姓是大姓，宗族政治在村庄治理历史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各姓氏都有自己的厅堂（供奉祖宗之位），刘姓在北头村有自己的祠堂。江西赣南为客家人聚居之地，古代士大夫为躲避战乱举族南迁。在人迹罕至，自然环境较差的江西赣南落脚，在与本地人长期冲突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融入当地生活，一方面是在本地人的排挤下更加近宗族建设和文化信仰保持，形成了鲜明的客家文化圈。客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的传承载体，是被称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其村庄生活与文化样态的深入观察使得我们发现当地的传统文化已经出现了解体的趋势，不少传统的规范与仪式都已经在10年前消失殆尽。
2、B村闪婚情况调查
“闪婚现象在农村是一种新的婚姻潮流，指的是两人在短暂的相识后，未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确立婚姻关系的一种快速的婚姻形式。就笔者调查来看，闪婚多数为男女双方自愿，也有父母干涉的因素。闪婚现象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普遍，在非民工群体也并不少见。”所谓闪婚就是“闪电婚”，这并不是外来话语，而是村民在村庄的生活中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当我们问起自然村内的闪婚情况时，村民都会问：“你们说的是不是闪电婚啊？”。这时，我们就明白了闪婚其实是村庄生活所造就的概念，这与城市中谈论的闪婚虽然本质类似，但是内容不同。现在结婚越来越简单，不讲什么规矩，只要把彩礼给了女方，当天给彩礼，当天就可以把新娘带回家。近些年结婚的家庭酒席都少办了，以至于不同自然村的村民对年轻人的婚姻状况所知甚少，只有村干部才比较清楚年轻人结婚和出嫁的事情。
以下是几个自然村的闪婚情况统计表
为什么会出现闪婚呢？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水平的提高。在村民们看来，现在的4、5万元彩礼并不是婚姻过程的沉重负担。年轻人在外地打工，每年都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积蓄3年就可以为自己的婚姻准备好彩礼。第二个原因是打工在外，回家的时间很短。每年春节假期就成为了未婚青年相亲和娶亲的好时间。因为假期大部分都不超过半个月，所以只要男女方同意，年前就把婚礼举行了。这主要是时间原因，现在的时间更有价值，而且请假也不那么容易。第三个原因是闪婚可以展示男方家庭的殷实。“结婚时间越快，说明男方家庭条件越好。因为有钱人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几万元的彩礼。闪婚可以博得大家的好评，赢得社会面子”。第四，一些闪婚青年是在父母的多次催促下才闪电结婚的。这样的闪婚案例中，男女方一般都经受着父母催促婚姻的压力，在抗拒了2、3年之后，当他们无法忍受或是对抗这种唠叨和催促时，闪电结婚就出现了，这当中是有年轻人消极反抗父母权力的意味。第五，从女方的角度看，一些闪婚男青年家庭条件较差，他们不愿意更女方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两人的婚姻，男性也催促女性尽快成亲，所以闪婚也多有出现。第五，闪婚青年当中的一部分人是大龄的男女青年，他们都曾经历过相亲或是自由恋爱，但是最终失败。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必须尽快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闪婚就成为了他们的选择。农村闪婚现象首先发生于青年亚群体内，也是一种边缘性的亚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传统婚姻关系的确立需要缔约的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履行一番手续，确立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其目的在于使婚姻关系从个人间的感情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上表中是调查中统计的部分自然村的结婚、闪婚与离婚情况。村民们都认为闪婚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从2007年开始闪婚现象出现的更多。闪婚现象目前还没有明显地影响新婚家庭的稳定和夫妻关系，但是从已经出现的离婚案例来看，闪婚家庭的离婚率是一般婚姻家庭的10倍。闪婚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又带有现代婚姻的特征。所谓传统是指闪婚的双方还是通过传统的相亲方式即由媒人介绍而组合为新家庭，双方的这种结合方式与其父母结婚的方式的相同的；同时，这样的婚姻又是现代的，因为传统的婚姻有严格的程序，将所有的程序走完，至少要花费半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让彼此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和交往，出现问题的话也不会举办婚礼，而闪婚则将传统婚姻的繁琐程序一概抛下，而只注重两个人的自愿结合。这种在婚姻问题上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城市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受娱乐界将闪婚作为时尚的影响。因为大部分闪婚者都是有5年以上打工经历的年轻人。
二、闪婚现象背后的婚姻仪式变迁
通过对农村婚姻仪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在对比中发现农村婚姻在多个层面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构成了农村婚姻文化意涵的四个转变。
1、上世纪80年代的婚姻过程与仪式
从当地主要的婚姻形式来看，男女双方的结合主要是依靠媒人的介绍。在认识之初，媒人会分别向男方和女方介绍对方的情况，主要包括男方的相貌、家庭、兄弟数量、人品和男方家庭在村庄人际关系中的评价。同样，男方也会向女方了解以上类似的内容。经过简单的了解，若是双方有进一步交往的意向，男方家先生则会到女方家去取来女方的生辰八字，将其写在大红纸上。此时，男方家中会酿造一缸米酒，并使用写有女方八字的红纸将酒缸封盖好，经过一两个月的发酵，打开酒缸，若是香气怡人，那么就证明男女两方是和和美美的，以后的日子也会有滋有味。当然，只有在酒香的情况下，男方才会向女方下聘礼。至于在男方取回女方生辰八字并酿好米酒之后多久才能下聘礼，这个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至少要一个月。聘礼的红单是由双方的先生以及亲家共同商定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所谓的聘礼只是些事物，如肉、稻谷、大豆、花生和布匹等，而从那个时间之后，聘礼就以金钱替代了。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出嫁女儿就相当于是减少了家庭的劳动力，是家庭劳动人口的丧失，而加上父母对女儿的抚养之恩，所以彩礼就成为了对父母养育恩情的补偿和对家庭劳动力减少的一种救济。下完聘礼或是礼金之后，双方商量之后，找算命先生选一个黄道吉日即为大喜之日。
结婚的头一天，男方会住在女方家中，这天男方还要带去女方家摆酒席所需要的稻米、猪肉、鸡鸭和烟酒等主要用品。若是男方要带鸡过去的话，也成对地送去即送去一公一母两只鸡好好对待未来妻子这样的誓言，希望女方的先人能够保佑他们这个新家庭。以往，随男方过来的还有男方派出的两个先生，一个负责打炮仗，一个负责抬包。所谓抬包就是负责护送彩礼的，在将彩礼送到女方家中之后，先生会拿出彩礼的清单交给女方的父母。在女方的父母过目之后，女方的酒席就开始了。作为回赠，女方会制作大量的布鞋送给男方，基本上能够保证男方家的至亲，人人都有一双。除此之外，女方还要送花生、大豆、糖果和米果等物品给男方，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女方的心灵手巧，另一方面则是让女方家的亲戚感受到女方的慷慨与大度以及结成亲家的诚意。过去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送彩礼也要肩挑背扛的，男方到女方家接亲的时候，女方家要准备一大挂炮仗，一则表示对新郎的欢迎，另一则也是希望除去男方一路上可能带来的晦气与邪气，保证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无论是到女方家中拜祖，还是到男方家中拜祖，在厅堂中都要准备“三香”即猪、鱼和鸡。在女方家中进行完拜祖仪式之后，新娘上轿或是离开家门之际，亲人都会含泪挽留，这被称为“哭嫁”，如今这样的仪式也没有了。以前“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的说法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而如今随着交通的便利和人身流动自由的提高，嫁出去的女儿还可以经常地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所以哭嫁就没有了现实基础和曾经要割舍的感情纽带。
结婚的当天：新郎要带着男方家族的先生（即婚姻等各种仪式的主持人）到女方家中接亲。为了考验，女方家族的先生也要代表女方宗族出对联让男方先生对下联。男女双方的结合不仅仅是经济条件的考量，更是对彼此家族整体素质与文化修养的考量。与女方陪同过来的是新娘的陪嫁之人。女方的陪嫁之人一般是新娘的姐姐妹妹、弟弟和嫂子，总数为6个。让新娘的弟弟送嫁的寓意是希望女方可以早生贵子，陪嫁女方的女性当中也最好选取几个生育能力好，多子多女的女性，希望新娘可以为南方多多添下人丁。在将新娘迎接回来之后，女方进家门之后休息片刻就要去往男方家屋场中的厅堂进行拜祖，这是以往的仪式，如今这样的仪式已经没有了。在拜祖之前，男方的家人要准备好“三香”和“三品”。 “三品”就是大蜡烛、神案和香火。所有人员到位之后，鸣炮开始，新郎新娘就位，首先是拜祖堂，四跪四拜，这是对祖先的厚重礼遇；之后是拜父母，男方的父母分坐在神案两侧的扶手椅上，先生诵念赞语后，新郎新娘向父母三鞠躬。拜完父母后，他们还要拜姐姐姐夫、姑父、姑母、舅舅和舅妈。在扶女方进家门的时候，要指定命好的已婚妇女进行，所谓命好在当地的语境中就是指这个妇女多子多女，家庭和睦，没有离婚的。在文革之前，新郎新娘是要被亲友们抹花脸的，而今这样玩闹的情节也没有了，婚礼上少了许多看似放肆和无理的取闹，婚礼的热闹也就少了几分。在陪嫁新娘的几个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新娘的弟弟，如果没有弟弟的话，堂弟也可以。在送亲的队伍到达新郎家中之后，新娘的弟弟或是堂弟要到新婚的房间去坐下新郎床，这个仪式的寓意是希望新婚夫妻早生贵子。在男方举行完婚礼仪式之后，男方会举办酒席，招待宗亲来吃酒，宗亲也会带来礼物，如鸡蛋、肉、鱼等表示恭贺，或者是给一定数量的礼金。吃完酒席之后，以往还必须要有闹洞房的环节。在村民们看来，若是没有人来闹洞房，这家人在村子中和亲友中的为人处事就不怎么样了，所以闹洞房是对主家人品和能力的一种证明。而随着，权利与私密意识的提高，渐渐地大家都觉得闹洞房是不尊重新婚夫妇并且还有占便宜的味道，所以闹洞房的事情就渐渐地为人们所不愿接受了。
2、2000年以来的婚姻过程与仪式
1990年代中期，当地的婚礼6000元左右，而到2000年左右彩礼则上升为2、3万元。到目前为止，当地一般家庭婚姻过程中的彩礼则达到了4、5万元。按照当地的规矩，男方必须结清彩礼的金额才能够娶女方过门，对于家庭较为困难的，也允许男方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结清彩礼。1993年是村庄内传统结婚仪式终结的一年，当年有最后一个乘坐轿子出嫁的姑娘，而后迎亲与接亲则转变为自行车、摩托车和小轿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传统的婚姻仪式就没有了，年轻人觉得这样的结婚仪式太麻烦，太罗嗦。大部分的花轿都是在文革中间被烧掉的，1990年代的这个花轿后来被汽车撞坏了。所以这样的仪式就渐渐地淡出了村庄的婚姻过程。不过，谈起那个时候的婚礼，老年人觉得比现在有声有色，也有文化意义，现在的婚礼根本就没什么内容了。
随着的打工经济的不断发展，年轻人越累越多地通过自由恋爱地方式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而因为打工环境局限的则仍然在春节放假期间经媒人介绍认识自己的恋爱对象。现在的婚姻过程也显得很简单，其过程可以概括为：首先，男女双方经媒人介绍见面，留下联系方式进一步交往，几天后第二次见面，男方会带去一些水果和保健品，若是女方父母同意就留男方在家中吃饭，饭后男方回家；接着，双方的父母商定彩礼和结婚日期；最后，在过完彩礼之后就可以举行婚礼了。近些年，一部分新婚家庭根本就不摆酒席的，所以不同自然村之间对彼此内部年轻人的婚姻状况了解较少。为什么新近的婚姻连酒席都不摆了呢？主要是两种情况，其一是夫妻两人先有了孩子才办理结婚证的，这时候若是摆酒席，村民会说他们是为了赚钱才摆酒席的，不愿背负这样的评价，索性就不办酒席；其二是，不办酒席的家庭中99%的夫妻都有外出躲避计划生育的意味。当地生育男孩的偏好非常强烈，必须要有儿子才算是生育了后代，没有儿子的要一直生育到儿子为止。1980年代的婚姻中，女方向男方所要的彩礼都是实物，一般是400斤左右的猪肉，1600斤谷子，400斤大豆，还有糖果、花生和茶油等。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有4个以上的子女，所以经济条件都比较差，能一次拿出这么多彩礼的人家比较少。因为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准备彩礼，所以从定亲到结婚往往要经过半年以上。正是如此，那个年代闪婚是很少出现的。
三、文化流离与婚姻事件文化意涵的转变
农村婚姻仪式的急剧变化突显了闪婚现象文化内涵的极大转变。农村闪婚的出现从文化视角看是传统文化在婚姻过程中的流离与消散。闪婚所表现的文化流离主要是传统文化失去了对农村青年婚恋观念进行指导的能力和功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一套婚姻规范与程序被抛弃了。文化流离也意味着婚姻事件的文化意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婚姻：从宗族的公共事件转变为家庭和个体的事件
从婚姻仪式的变迁可以看到，婚姻经历了从宗族公共事件转变为家庭和个体事件的过程。这种转变的背后体现了宗族对个体控制能力的弱化，体现出了个体性精神与意志的上升。宗族失去了个体婚姻中的保护性角色，也失去了婚姻过程中的宗族荣誉感。因为婚姻过程与仪式的变迁已经让宗族退出了婚姻过程，也使得宗族难以体现在场的仪式。新娘新郎已经不再进入厅堂跪拜祖先，作为宗族文化代表的现实也难以在当代的婚姻过程中找寻用武之地，因而文化就在仪式的急剧变迁中走向了消散和解体。婚姻从公共性事件到个体性事件的转变意味着婚姻程序的简化与浪漫，这让青年人更多了对自由与自主婚姻的期待和尝试，这也就为当今的闪婚留下了伏笔。
2、婚姻：从神圣事件转变为日常事件
传统婚姻过程与仪式表演是让新婚夫妻体验类似宗教性神秘感与神圣性的重要手段。在厅堂的祭拜仪式中，新婚夫妇不仅要拜天地神，还要拜祖先，拜父母和亲人，这种公共场合的天、地、人与我的共同见证让婚礼变得严肃而认真，也让新婚夫妻体会到众人给予的期望和压力。男方与女方要留下子嗣，要完成祖先留下的遗志，要为宗族的发展与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这就让婚姻过程变得慎重而非草率。神圣事件中的婚姻双方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交流与考察，更是两个家庭，两姓人家相互考察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中，男女当事人的意见并不会对婚姻与否产生决定的作用，反倒是家庭和宗族代表的意见最具有分量。作为日常事件的婚姻就让宗族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手段，因为没有了传统婚姻仪式中的种种程序，宗族是不能插手的，况且宗族本身也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面临着解体与松散。所以，婚姻仪式中的庄重、严肃、负责和担当等的文化意涵就没有了，留下的似乎就是感情与性的需要。
3、婚姻：从社会事件转变为类市场事件
从婚姻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婚姻市场化的过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婚姻彩礼货币化的过程。以往时候，村民们虽然也会讲，“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毕竟只是使用一定量的实物作为向男方索取的彩礼。那是的婚姻看重的是，婚姻所造就的社会关联与家庭关系，其实就是比较看重男方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看重男方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评价和人家关系好坏，好名声似乎更加重要。在结婚之后，两家人也要相互走动，姻亲成为宗亲之外，男方可以依赖的重要力量。而如今的婚姻，将所有的彩礼简化为4、5万元的彩礼，而且发展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地步，如此境遇倒是让我们感慨：是否现在的婚姻更是买卖婚姻呢？从闪婚现象的发展过程看，农村婚姻似乎有退步的味道。在我们的访谈中，人们也认为，“娶个老婆不就是花费几万元的事吗，打工3年就可以再娶一个了”。如此说法，显然将婚姻类似地当作了一种市场行为。婚姻有价格，还可以讨价还价，其市场行为非常明显。尤其是闪婚出现之后，交完礼金就可以领老婆回家的事实更让婚姻带上了经济与交易的色彩。
4、婚姻：从人生大事转变为面子资本
从人们当前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闪婚意味着男方家庭有社会面子，结婚的时间越短，说明男方家庭的条件越好。婚姻从作为父母人生任务的大事件转变成了可以进行社会竞争和面子较量的事件，其中的意味转变让人们多少看到了宗族日趋松散之后核心家庭在婚嫁事件中的独立角色和意义。尽管在婚姻作为宗族整体性事件的时候，宗族也会在婚姻事件上进行竞争，但是这样的竞争毕竟没有脱离宗族文化规范下的一整套程序并且也保证了婚姻双方在文化、社会与经济地位上的均等化。而随着农村家庭社会分层的加快，有钱的家庭就开启了面子竞争的活动。无论是建造房屋，还是娶妻嫁女，如今的宗族性村庄都开始出现了家庭为单位的竞争。从人身大事到竞争事件的转变实际上导致了婚姻本质的异化，在这种异化的婚姻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在子女婚姻问题上给予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导致子女的消极性抵抗。“我们做子女的，也不能不听父母的安排，但是像结婚这样的大事，我们其实是应该好好考虑的，他们总是想着让我们尽快结婚，但是没有合适的对象，怎么结婚。父母多次催促下，我们干脆就答应结婚了，女方怎么样，我们也不怎么在意，可能以后还是要离婚的，婚姻不幸福的时候，父母就会后悔了”，这是访谈中一位闪婚男性青年告诉我们的。
四、结论
王会等文中指出“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处境，即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只是闪婚现象出现的外因，而村庄社会基础的变化才是闪婚现象在农村普及的根本原因。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考察闪婚现象的发生。主观基础是指青年农民婚恋观念的变化，这是闪婚现象发生的内在原因。客观基础是农村青年所处的村庄环境及打工境遇，这是闪婚现象发生的社会土壤。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农村青年闪婚现象发生、发展的村庄社会基础及心理基础。”主客观的考察让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思考农村青年的闪婚现象，但实质上对该问题两个维度的考察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文化与价值观的问题。客观方面要通过主观认识对个体的行为进行指导，而所谓的客观方面其实是两类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竞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竞争中，传统文化多半都是以失败告终，而以往指导农村青年婚恋观念的传统文化就被现代观念替代了。所以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其实可以通过文化仪式的变迁进行窥测。
传统农村的婚姻将子孙繁衍和传递香火作为家庭的核心人物和人生超越性价值的来源，传统文化也对夫妻双方的社会角色以及家庭分工等设置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规范和标准。作为妻子，要做到贤惠善良，要能够孝敬长辈，体恤晚辈；作为丈夫要能够做到吃苦耐劳、服从权威，要勇于担当家庭责任，要能够培养好后人，为祖先光耀门楣。在传统文化的要求中，家庭的生活中心围绕着子女运转，子女成为父母价值的体现，也是希望所在，所以婚姻不是为了追求个体的幸福和感情，而是为了完成祖先基业和遗愿。从祖先开始，这样的人生任务链条就建构起来，不断绵延，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了链条的断裂。市场经济与打工体验的结合让传统村庄经历着一次次的考验，农村青年在没有完成村庄传统文化濡化的时候就走出了村庄。文化尽管无形但是却通过生活的各种细节向人们传递着其内部的价值与观念。在接收了现代婚姻观念与自由权利观念的时候，返回村庄的青年人开始了在传统文化内部反抗传统的婚姻行动。返乡青年成为村庄中倡导时尚婚恋观念的践行者，村庄中没有出去打工的青年也在这部分人的带领下开始了新婚姻模式的尝试。就像王会等所看到的，当前缔结婚姻的原因“由‘生育合作社’转变为对情感、性、心理满足的要求”。
农村青年的闪婚是其对抗传统婚姻观念与文化意涵的结果，是一种胜利，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妥协。农村青年的闪婚也带有明显的传统文化影子，这种传统文化的印迹主要表现在80%左右的闪婚家庭都是通过媒人介绍的方式结识自己的妻子或是丈夫，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除此之外，父母给予子女婚姻的压力也是传统文化在闪婚现象上的明显烙印，传统文化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本地区的闪婚中同样有明显影响作用。而部分闪婚表面上显示出的对父母之命的遵从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对父母安排与权力的一种消极抵抗。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及此种内涵即子女将闪婚所表现中的随意性和不负责任等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归咎于父母的婚姻安排以让父母为自己的主观安排负责人。
传统文化的流离以及其对农村青年濡化的断裂导致进程打工的青年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现代城市较为异质性的婚姻观念，而对传统文化的不理解与不认同又导致他们在婚姻的道路上采取了与传统文化有悖的婚姻方式即闪婚。其实，从农村青年的婚姻心理上分析，农村的闪婚青年是比较困惑的，也是比较迷茫的。农村闪婚青年其实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挤压下采取了闪婚这样一种非正常态的婚姻。从闪婚目前带来的社会影响看，农村闪婚群体可能要面临着家庭破裂的挑战，这从闪婚家庭高比例的离婚率可以看到。因为农村闪婚现象是近10年才开始明显呈现的现象，尤其是近5年才快速出现的，所以我们还无法清晰、完整地分析闪婚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但是农村闪婚作为一种新现象是值得我们一直关注和研究的。从闪婚所带有的文化与价值观念混合痕迹来看，未来的农村闪婚可能走向更加现代的方向，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可能会消失。如果真要发展到这个地步，闪婚就可能真得真得没有了文化根基，闪婚群体也就容易成为一群无根的婚恋青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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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会，欧阳静．农村闪婚现象及其村庄社会基础，南方人口，2011（03）
Cultural Displacement and Disintegration, Flux of Ceremon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lash Marriage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lash Marriage in south Gan village
Xing Cheng-ju
Abstract:Humanism and Flash marriage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the young people in rural China，which has been the focus and centr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studies on marriag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undation and reasons of flash marriages emergence and its rapid development. By contrasting the marriage etiquette and marriage process, we can find tha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arriage has gone away slowly, which we called cultural displacement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emergence of flash marriage not only resulted from the powerless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the shocks to the conception of marriage about young people in rural China. Displacement and disintegration of conventional culture are the internal causes of the young people choosing flash marriage, while the increasing degree of marriage market dis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external cause.
Key words: Cultural Displacement and Disintegration, Flux of Ceremony, Flash Marriage in rural China
简介：
邢成举，男，（1984—），河南洛阳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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