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性传播持续成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扩散的主要途径。通过选取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四川凉山彝族地区Z县阿古村为田野点，深入进行以艾滋病防控为目的的实证调查，试图从地方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该民族地区基于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个体性实践行为和群体性网络结构与建构特征进行把握，对艾滋病在西南中国彝族乡村社区普通人群中的传播现状和风险进行评估和建议。
【关键词】性的社会网络 社会文化情境 艾滋病 彝族 普通人群
一、问题的提出
截至2009年底，估计中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74万人，其中经异性传播占44.3％。①在异性传播中，约1 / 3为配偶间性传播，2 / 3为非配偶间性传播。历年报告病例中性传播的构成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异性传播从2006年的30.6％上升到2007年的38.9％、2008年的40.3％和2009年的47.1％。②当前中国艾滋病疫情进展特点之一是性传播持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疫情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普通人群）缓慢扩散，且风险越来越大。普通人的性实践与艾滋病风险关系日益密切。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艾滋病高流行区之一。静脉吸毒共用针具传播是当地艾滋病感染的最初和主要途径。自1995年从外地遣返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截至2010年6月底，已累计报告凉山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20214例。疫情已经波及全州17个县市、488个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占乡镇及街道办事处总数的78％），平均每年新发现HIV感染者以40％的增长速度递增。③而通过性传播途径导致感染的比率也在逐年加大。一种假设认为，吸毒人群基数越大，性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艾滋病也就越难控制。④从疾病控制的角度来看，加大对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干预已经成为当前艾滋病防控工作的一个重点。
对作为社会问题的艾滋病的应用研究与干预，传统上以流行病学为主要理论工具。但传统流行病学往往在个体属性与行为特征的层面上展开性途径传播艾滋病风险的研究而忽略了个体层次之上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中的人们对性与疾病的地方性理解与互动实践关系，从而将艾滋病的社会风险问题局限在自然科学主义主导的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学视野内，试图通过针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干预”改变有“高危行为”的个人的生活方式或希望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干预来改变“个体行为”。主要关注高危人群（商业性行为人群、男男性接触者、性传播疾病患者等）的危险性性行为（多伴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商业性行为等）。从国际艾滋病研究中对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者计量单位的称呼：个人（person）、人群（people）、群体（group）……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对于这些人是不是形成了社会组织，怎样被组织起来的，一直认识不清或者莫衷一是。”⑤对文化情境变量的考察更不多见。
方法论上，则以定量研究为主流，在公共卫生学理论框架（如健康信念理论、行为改变理论等）的基础上进行量表工具开发和问卷设计，对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安全套使用率、高危性行为发生率等量化指标进行调查。这些调查为我们提供了艾滋病疫情的一些宏观信息特征，但因为缺乏社会文化整体关怀，其对高危行为现象背后深层社会文化动因探讨的缺失，导致干预建议往往流于“扩大健康知识宣传”、“加强安全套使用教育” 的表面倡导，这已经影响到对艾滋病风险的认知、理解和干预效果。
事实上，无论是艾滋病患者还是普通人群，其日常生活都是嵌合在多重层面的结构性社会文化因素当中的。作为一种产生于社会交往与互动过程中的传染性疾病，艾滋病的获得风险往往与个人体验层次之上的中观和宏观社会因素密切相关，是个体心理、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社会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当前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形势下，对艾滋病高风险人群嵌合于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中的性行为与性网络的关注就具有强烈的理论解释意义和现实关怀意义。
二、分析框架：社会文化情境中的性网络与艾滋病风险
古典社会科学时期，嵌合于社会情境中的性实践往往在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对立思维范式中得到解读，强调性实践的肉身性。杜尔干用社会事实来解释关于性的乱伦禁忌等性实践中的经验现象，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对个体观念和行为的决定。⑥马克思则将性置于生产关系与阶级对立的语境中解读，认为“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⑦的性实践私人化是人性解放与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性关系上要实现的理想。马克斯·韦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关注中提出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是资本积累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⑧
福柯在对性的社会建构的谱系学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历史中的性实践（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压抑）是权力 / 话语形塑的结果。⑨吉登斯则反驳了福柯的权力 / 话语理论，并认为在当前这样一个被其称之为“晚期”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时期，身体与性行为正在日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中的核心要素，并指出“避孕术导致了性的解放”。⑩
将性实践与疾病风险相关联进行研究的取向，尤其是将个体主义倾向的性实践置于社会文化情境中与艾滋病传播风险进行结合的研究则是近十多年来才出现的。学术历程上，人类学的艾滋病问题研究的范式转向与医学人类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理论取向转变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
斯柯耶夫（Brooke G. Schoepf）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问题出现后，人类学家经历了从早期研究“关注艾滋病相关的意义、象征、性行为等问题”到80年代中期“探讨贫困、政治经济不平等、社会文化变迁与艾滋病的关系问题”到90年代开始“将艾滋病流行放在地方社会文化进程与全球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中加以分析，在发掘艾滋病流行的地方文化特殊性的同时，探讨疾病的社会文化生产规律”三个阶段 。11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将人类学在艾滋病方面的研究轨线做了从“个人心理分析”到“文化分析”到“综合分析”三个范式的划分。在对艾滋病进行研究的第一个十年，人类学者与流行病学者类似，对艾滋病的研究关注与感染相关的个人行为，并未关注到背后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艾滋病的人类学者反思个人行为研究范式，开始注意到与艾滋病防控相关的性行为以及形塑性行为的文化系统的重要性。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方法与社会结构分析方法逐渐被整合，人类学者更注重强调政治经济结构对艾滋病高危行为等方面的影响，主张疾病应在文化意义中解读导致艾滋病易感性的结构性因素，社会不平等和政治经济学被引入视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学者日益意识到艾滋病不只是生物医学问题，而是文化、社会与政治经济的综合问题。当前国际人类学界的艾滋病研究试图在对社会结构性因素与文化情境进行关注和整合的前提下，提出更加丰富的个人主义的行为研究范式 。12
人类学视野下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怀有助于解决防病应用工作中“摇摆不定或者各行其是” 13的两难工作方针问题。当前的艾滋病防控工作主要在社会 / 个体的二元思维模式下展开，一种实践是基于原子化个人理论，忽视个人的社会关系建构，将防控对象个体化开展工作，比如“全民预防艾滋病”的倡导；一种实践是基于社会组织理论，将高危人群聚集研究，比如对贴着“吸毒人群”、“小姐群体”或“同性性行为者”标签的群体开展的工作。前者将高危性行为和注射吸毒行为个人化而后者将高危性行为和注射吸毒行为组织化，但事实上，具有高危行为的人既不是社会孤立的个体，也不是只生活在高度同质性和组织化的群体当中，而是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结构建构与关系互动中，是社会网络关系中具有能动性的节点。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作为对上述两种应用工作路径的修正，发端于社会网络理论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 14对于进行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风险评估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该理论论证了人类性现象实际上发生于、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和互动之中，而许多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就结成了整个社会的性现象的网络。该理论的出现甚至被认为标志着性社会学的确立。15它关注个体层面上的性行为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性网络建构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同时关注个体的能动性与社会网络结构的反作用，超越了社会互动论和结构论，试图与吉登斯的“结构化”及布迪厄的“惯习”与“实践理性”理论一致达到消解社会研究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鸿沟的目的。具体在艾滋病风险研究中，则弥补了以往个人 / 社会结构二分法中的个体高危行为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取向的不足。
作为社科领域的重要概念，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研究理论与方法日益成熟。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以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克尔曼（James Coleman）、博特（Ronald Burt）、波茨（A. Portes）、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林南（Nan Lin）等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过阐述。其中，格兰诺维特16、边燕杰17关于强关系和弱关系力量的假设、林南18的社会资源理论、布迪厄、科尔曼19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博特20的结构洞理论影响较大。各种社会网络理论都从个体与结构性社会整体发生互动的角度进行了社会行为阐释，张文宏认为，社会网络研究中观点差异源自不同取向的学者将分析的焦点分别瞄准网络位置、关系强度或嵌入性资源，从而造成概念界定的不统一、测量方法的差异以及分析层次的不同。21目前社会网络理论已经被初步运用于艾滋病风险研究领域。由于性行为涉及个体隐私，社会网络对性危险行为和信息的传播起重要作用，网络中的“核心人物”被认为对信息和行为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22有研究表明，通过同伴间的交流获得知识的比例往往高过社会网络中的其他成员。23作为社会现象，人们可能是直接参与到艾滋病的传播，也可能是通过鼓励或者反对危险行为而提供社会支持（正）或社会压力（负）来影响其传播。影响网络内部成员行为的方式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通过网络成员的互相作用，直接影响到对方行为；通过影响认知和态度，间接影响行为模式；通过社会网络压力和群体行为“准则”影响成员行为方式。24因此，社会网络成为影响网络成员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基于这种发现，国内已经出现通过社会网络干预方法进行男男性行为人群、吸毒人群和女性流动人口的性病艾滋病防控实践。25
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则更为直接地将关注点置于社会网络中的性行为本身。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创始人劳曼（Edward O. Lauman）和盖格农（John Gagnon）强调：“性”存在于而且活动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不仅社会网络会影响人们对性伴侣的选择以及与性伴侣之间的互动，而且性关系会建构出人们的社会网络。26简单来讲就是，如果A与B发生性关系，B又与C发生性关系，那么，虽然A和C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无关系状态，但事实上，性行为已经通过B这一桥梁（bridge population）将A和C联系起来。A、B、C就构建出了一个小型的性的社会网络实体。在社会实际当中，这个网络庞大而复杂。而通过桥梁人群，一个个几何增大的性网络实体互相产生联系，顺着这个网络，艾滋病传播风险就不断增加。
潘绥铭首次将该理论引入国内的艾滋病研究领域并尝试将这一产生于美国实证研究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经验的本土研究中。他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基础上指出，性传播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传播渠道有多少，就是究竟有多少人有过“多伴侣性交”；第二，渠道中的传播机会有多少，就是在“多伴侣性交”中，安全套的使用率是多少。27
因此，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研究对象人群性的社会网络特征和性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情况这两个“性的社会网络与艾滋病风险”研究中的关键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对性的社会网络建构与性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情况的解读，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和政治经济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从而将性的社会网络的理论框架与综合分析的方法结合进行艾滋病的社会文化生产规律探讨。
三、田野点介绍
凉山州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北端，地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之间，平均海拔2000～2500米，面积七万多平方公里。凉山共有17个县市，其中11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是中国主要的连片贫困山区之一。西南中国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已经成为艾滋病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28，该地区艾滋病疫情最初的出现与流入城市的彝人接触毒品关系密切29。
随着艾滋病患者的城乡流动和社区回归，当前凉山彝族地区的艾滋病疫情已呈现出从高危人群（吸毒人群）通过性传播和母婴传播途径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嵌合在彝族社会文化传统与变迁过程中的性传播途径加速了这一疾病扩散的速度。在征兵体检、病人就医、普通孕产妇、外出打工人员、农村社区居民、公务员、医生、教师、退休干部等人群中均发现有感染者。截至2010年6月底，凉山地区累计传播途径以注射吸毒为主（63.1％）、其次为异性传播（12.3％）。30
笔者所调查的Z县洛木乡阿古村31位于有“凉山十坝”之一美誉的莫海坝子中。该坝子海拔1900米，周边是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十几个村落散布在平坝周边以及二半山上。该地距县城13公里，交通较为便利，宜宾至西昌的132省道从坝子中穿行而过，将坝子与Z县城和美姑县城连接起来。作为凉山地区少有的较为平坦和广阔的小平原，莫海坝子的彝族与周边高山高寒地带的彝族生计模式有所差异，坝子里的彝族以水稻生产为主，生活相对富足。该坝子天然地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其间的两乡乡民来往频繁，多有婚姻联结与走动，在村落等级之外形成一个较大的社区共同体。
阿古村是一个自然村，现有居民73户，人口305人，全部为彝族。阿古村是艾滋病重灾区，在2007～2008年间由县疾控中心与NGO组织合作开展的感染者的普查项目中，全村已查出艾滋病感染者（尚不包括一些外流人员和在押人员）十余例。
四、从高危人群到社区：性与艾滋病的社区流行
（一）未婚年轻人的性：“耍朋友”与风险流动
历史上充满了对彝族传统社会婚前性自由的事实与想象的记载。林耀华在《凉山彝家》中多次提到彝族社会中确立恋爱关系和发生性关系的自由：“青年男女可自由爱恋，发生性的关系，只要不违反传统夷俗，好比父系同族不婚，黑白阶级不婚等例，包括田围之中，高山菽草之内，尽是青年男女言情谈爱的所在。特别是姑舅表兄弟姐妹，彼此家族间平日关系既密切，交错从表婚姻又为夷人习俗所赞扬，因是苟合换了，社会亦不为禁。”“罗罗的青年男女，无论在森林草野之中，或山涧田野之旁，皆可言情谈爱。只要不违反婚姻禁例，未婚男女可私自苟合。特别是姑舅表兄妹因由有限婚姻的权利，又因亲戚往来密切的关系，彼此自由爱恋，暧昧之事在所多有。”32
这种性习俗的延续与变迁处于时代情境之中。随着乡村生活的变迁与城乡流动性的频繁，当代彝人性的社会网络事实上不但超越了传统乡村社区结构的边界，也不仅仅是作为流动人口的都市边缘人社区中的关系互动，而是形成了一个跨越空间边界的性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在人群分布上跨越了吸毒高危人群与普通人群，空间分布上跨越了乡村与城市，在族群分布上则联结了彝族与其他族群。
凉山彝族乡村社区的年轻人往往在十几岁的时候结伴沿交通路线流动到成都、昆明、攀枝花等城市去“混世界”。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这几乎成为彝族年轻人的一个“成年礼”。社区的年轻人脱离了彝族乡村社会结构之后，性疏解的方式多元而复杂，性的社会网络也随之呈现出流动性、随机性和规模扩大化等特征，并带来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笔者于2010年7～9月首次在阿古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对7名未婚年轻人的深度访谈资料显示，年轻人几乎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多数人交往过一个以上的女朋友，且女朋友的交往范围大致可以分为城市交往和乡村交往两部分。
“耍朋友”是西南彝族地区对交男女朋友的叫法。“耍朋友”和结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一种自由恋爱和婚前性自由的体现。彝族地区男女缔结婚姻往往是两个家支的事情，要基于对家支荣誉、家支关系、社会层级的考虑才能实现。但随着社会的变迁，通过耍朋友最后结婚的现象也有增多的趋势。
在城市中流动的时候，年轻人生存主要依赖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亲属和老乡群体支持。较为安定以后，也会在前两种社会支持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私人社交网络，有的性活跃度较高，耍朋友甚为频繁，形成辐射状性网络。那么，他就在艾滋病的传播中扮演了桥梁人群（Bridge population）的角色，成为病毒携带和传播的高危者。
AB（男）：我曾经耍过十多个女朋友。（笑）在外面的时候，很容易找到女朋友。我刚出来的时候，是和朋友做生意。他就介绍一些朋友给我认识，大家就在一起玩，我就和其中的一个耍朋友。后来性格不合分手了，又自己找了一个。
朋友间有时会在不同的时期和同一个异性交往，形成性的社会网络联结。但这种性网络联系不具有时间上的同时性和对兄弟情谊的排斥性，但对于艾滋病风险来说，它也因多性伴而成为一种疾病传播的潜在载体。
QB（男）：我现在的女朋友以前是跟我的一个兄弟。他们感情不好。不过是我干涉他们分手的。是他们分手后我们才在一起的。
在个人为中心考察的上述两种简单理想模型的基础上，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是更为复杂的性的社会网络。每个性的社会网络实体中，只要有一个桥梁人物与其他的网络成员发生关系，那么，两个网络就整合成为更高层次的性网络，处于这个网络中的每个人都承担着艾滋病感染风险，虽然他们互相之间可能并不认识。
而在耍朋友的时候，年轻人们几乎很少有经常使用安全套的习惯，主要是出于感觉考虑。对于避孕问题，他们自有其他解决办法。至于疾病风险，则很少被考虑到。
AB（男）：用安全套不舒服啊。再说，自己的女朋友自己清楚，不怕（得病）。要避孕的话，很多方法啊。你可以看日子，也可以不射在里面或者吃药。怀孕还是很麻烦的。我之前的几个女朋友都有怀孕，打掉了。
这种戴套与不戴套的权力，往往掌握在男性手里。
MF（女）：我以前那个男朋友不知道疼人，总是让我事后吃药。有一次还去做流产。我要求他戴，他也不听，我也没办法。
但在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有时他们还是会选择主动使用安全套。
ZF（男）：和女朋友做，知道她没有病，就不会戴套。要是出去玩，还是注意点好。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就要戴。真的中招了，后悔就晚了。
因为乡村社区农田庄稼生长具有季节性，流动出去的年轻人在农忙时间回乡也随之具有周期性，如一般在每年的八九月份回乡收割洋芋。而在重大的节庆如彝族火把节和彝历新年期间，也有大批的彝族年轻人返乡过节，使年轻人聚会和社交频繁。在各个家支内部，当出现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的时候，也是年轻人聚会和交往的重要场合。在乡村另外一个重要的耍朋友机会是去“赶场”。乡村社会不同地区在不同的时间会举行集市，周边村落的人都会前来买卖。这也是年轻男女互相认识的时候。
MF（女）：我和现在的男朋友是在集市上认识的。那天我和一群姐妹们去赶场，吃凉粉的时候他和其他几个人就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大家聊天聊得很开心，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AZ（男）：我的一个叔叔之前也曾说过要介绍我现在的女朋友给我认识。有一次我的一个亲戚去世了，我去了，她也在。我叔叔就把我们叫在一起说了一下，我觉得她长得还不错，就开始耍朋友了。
回归到乡村熟人社会，耍朋友往往是一群同龄年轻人进行的社交和互动行为，这种耍朋友往往体现着群体内部的互助和群体间的竞争，甚至会发生因争夺女朋友而打架的事情。
AB（男）：我们A家支的几个兄弟上次把B家支的那几个家伙打了。因为有一次去集市，我们三个人，被他们十几个围住打。他们说我抢了他们兄弟中WL的女朋友。当时我们人少，被他们占了便宜。后来我们叫上了七八个兄弟，在他们人少的时候，在路上堵住报了仇。其实他们人多也不怕，他们没我们打架厉害。他女朋友跑了是他没本事。
QB（男）：AB是我们几个里面最有本事的。他在外面的时候，挣钱也多，买了摩托车，那些女的也愿意跟他。KB的父母吸毒死了，跟他叔叔家住。他没钱买摩托车，就没有妞。
AB和QB都将抢来别人的女朋友视为本事，体现了彝族青年对“本事”的理解。这种理解背后是一种对男性雄性征服能力的认可。交女朋友的能力和数量也成为衡量本事的标准之一。
除了一些有能力在城市中立足的人，大部分去到城市世界的彝族年轻人还是会回归乡村社区，娶妻生子。按照彝族传统婚俗，两人结婚以宴请亲友而不是以到民政局领结婚证为准。结婚后，两个人并不共同居住，女方继续在娘家，男方经常到女方家帮忙，有时留宿。直到女方怀孕后，才到男方家居住。这种在西南中国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婚俗被称为“不落夫家”。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庄，这种婚俗仍然被一些人实践。在这种婚俗背景下，结婚后在女方未到男方居住期间，仍有男方背着女方和其他异性发生关系的事情发生。婚后在家乡安家的彝族人，多性伴的情况往往随着家庭形态的稳定而终结，在熟人社会中遵守着较为严格的一对一的性规范。当年的年轻人一个个成家立业。当然，婚后仍经常流动外出“找钱”的男性，婚后性的社会网络仍然会随着身体的流动而扩大化，表现出与未婚年轻人类似的性网络。
MH（男）：我和我老婆结婚后，也还和隔壁村的一个女的好过。这些事情只要不让老婆知道就行。知道的话就麻烦了，她娘家家支的人要来找我们要赔偿。后来我有了孩子，就和那个情人断了。
（二）已婚夫妻的性：无保护性行为与艾滋病的家庭内传播
田野期间在凉山州Z县阿古村的20对夫妻访谈个案显示，彝族乡村社区夫妻发生性行为时，经常使用安全套的占5％，偶尔使用的占25％，从来不使用的占70％。其中访谈的5对至少有一方已经确诊为艾滋病的夫妻中在发生性行为时也从来不使用安全套。
YS（男）：我们这的艾滋病多数是男的传给老婆，老婆传给孩子，最后把一个家庭都毁了。现在来看，还是男的得艾滋病的多，但以后会传染给更多无辜的妇女和小孩。男的通过吸毒互相感染，再传给妇女，妇女传给了娃儿。
HL（女）：我男人在3年前进戒毒所时检查出得了艾滋病，去年县里到我们村做普查，他们告诉我也得了艾滋病。我知道老公得了艾滋病后，仍然生活在一起。他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外面打工。农忙和过年的时候才回来。我们过夫妻生活的时候从来不用安全套，这没什么。
在阿古村，因为夫妻无保护性行为而导致丈夫将艾滋病带给妻子的3对艾滋病确诊夫妇中占到100％。无保护的性行为已经成为艾滋病在家庭内部传播的首要原因。
安全套最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时代进入凉山彝族地区，当今彝族人对安全套的想象往往伴随着对当年计划生育干部粗暴蛮横态度的负面集体记忆，并嵌合在地方知识结构中成为影响当前安全套使用的新传统因素。随着当地艾滋病问题的日益严重，国家对于安全套的相关宣传开始添加了预防疾病的内容，使用安全套的意义具有了节育和疾病预防的双重意义。
但安全套的这种疾病预防的意义在夫妻双方发生性行为时会被理解为对对方的“不信任”。在彝族文化中，夫妻的性生活被认为是对彼此的责任和促进感情的行为方式，安全套的意义则隐喻着隔膜和不信任，甚或是排斥和拒绝。这被认为将导致夫妻情感关系的生疏和进一步的恶化。
MH（男）：我和老婆搞从来不用那玩意（安全套）。自己的老婆，干嘛用套。我们又都没有病。
AN（男）：两口子还用套子，她会说你嫌弃她脏，不愿意碰她。
从安全套的使用感受来说，它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到夫妻双方在发生性行为时的感受，或者说对于性行为带来的快感是一种阻碍。这成为个体意义上对于不用安全套的解释。
SJ（男）：安全套这个东西不好用。我没所谓的。但用了几次，我老婆说用了不舒服，我们也就不用了。
HL（女）：妇女主任也来说过，我男人得了艾滋病还是要用套安全些。但我觉得没什么，两口子做那个，还用那干啥，隔着层东西。男人也不痛快。
MH（男）：我们也试着用过安全套，用的时候没感觉，好久都不射精。我要接触的是肉，不是塑胶。
在社区层面上，夫妻双方性生活过程中使用安全套会让整个家庭成为社区的另类谈资，感受到源自地方社会情境中道德意义与隐喻内涵的舆论压力。彝族社会对男人赋予的角色符号往往和“雄性”、“强壮”等英雄主义意象相连，而用安全套的两套意义解释“节育”和“疾病预防”，无论哪种都与彝族社会中对男性气质的强烈期待相悖：繁殖能力强盛和家支的壮大是彝族社会的无上荣耀，“节育”则意味着男人能力的阻碍；“疾病预防”表现的是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这也与彝族社会中对男人勇敢和强壮的价值取向不符。
AN（男）：我们彝族以前不用这些，还不是一样（没有疾病）。男人要管住自己，靠的是头脑，不是靠这些工具。
QM（男）：我们都三十多岁了，有两个孩子，还准备再生多个（所以不用安全套）。
MH（男）：我们有5个孩子了，不打算要了。但节育也不一定要用安全套，有时事后让她吃药。听说吃药有副作用，她确实也变得胖了，就改上环。
（三） “骨头”与 血统：彝族社会性伦理与婚姻原则下的疾病生产
虽然在生物医学意义上，性传播艾滋病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并不与社会建构的婚姻制度有必然关系。从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来看，艾滋病传播也只与性网络规模的大小以及桥梁人物相关，而与是婚内或婚外性关系无关。但事实上社会文化中的性伦理与婚姻原则在时刻深刻形塑着性网络的规模与性互动关系的走向，彝族社会中婚姻事实本身对性交权的界定就是当地性实践的重要原则。所以，社会等级、家支边界以及优先婚的传统文化因素都是性的社会网络建构的重要影响变量。
传统彝族社会中，个体主义取向的性实践以不影响家支集团的生存、生产和发展为根本原则。按照从族群到核心家庭由大到小的顺序，彝族的婚姻结合原则主要实践着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家支内转婚、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等性伦理和婚姻实践原则。这些历史形成的性伦理与婚姻禁忌，以习惯法的形式嵌合在凉山彝族日常生活结构当中，成为地方性知识与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被集体认同与实践着。
虽然在现代国家力量的治理与地方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婚俗部分地出现调适，但这些性伦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并影响着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人们性行为的方式，从而对艾滋病的生产起到形塑作用，使艾滋病在彝族地区的流行呈现出独特的地方和民族特征。
1. 黑白分明：艾滋病的等级边界
传统的彝族社会等级结构主要分为土司、黑彝、白彝和娃子四个等级。其中，土司（彝语为“兹”）是地方的统治阶层，并接受中央政权名义上的管辖，事实上地方社会在土司的实际管辖之下。土司是世袭制的。20世纪初的时候，土司衰落，不得不与黑彝通婚并附属于黑彝，凉山社会实际上处于黑彝的统治下。社会结构分层导致婚姻分层。
黑彝（彝语为“诺火”）是传统贵族阶层，历史上以家支为单位划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势力范围，并以婚姻缔结的方式建立互相之间的友好关系，形成集团联盟，与敌对的集团联盟进行战争。白彝（彝语为“曲火”）是平民阶层，人数众多，但他们必须有某一黑彝作为主子来对其日常生活进行保护，以免被其他黑彝打扰，二者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娃子（彝语为“呷西”）处于社会的底层，在历史上是黑彝阶层的奴隶，附属于黑彝，对黑彝的土地进行耕种，黑彝为娃子提供生存。娃子的来源包括从敌对势力处掠夺来的战俘以及抓来的周边社会的汉人。
传统上彝族社会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万一出现黑彝男娶白彝女，则黑彝男及其后代降级为白彝；白彝男娶黑彝女则黑彝会将黑彝女排除出黑彝阶层并对白彝男进行惩罚；黑彝和白彝都不与娃子阶层通婚。娃子不能结婚或只能内部通婚。
新中国成立以后，凉山地区推行了民族平等政策，但历史上形成的婚姻习惯仍然在当今彝族社会有深刻影响。Z县的里木乡1957～1976年结婚的563对中，等级婚达527对，达93.6％。33现在的黑彝和白彝通婚情况已经没有严格的限制，但通婚情况仍然很少。笔者所调查的阿古村没有一例黑彝和白彝通婚的个案，甚至不存在黑彝和白彝耍朋友的情形。
AB（男）：我们白彝和黑彝耍朋友的几乎没有，要和黑彝耍还不如和汉族耍。
MH（男）：我们这里有种说法，说黑彝的骨头是黑的，白彝的骨头是白的，黑白不能混。如果混了生出来的就是黄骨头。按照你们汉族的说法，黄骨头就是杂种的意思，那是骂人的话。
彝族社会的等级边界衍生的等级婚制事实上阻碍了黑彝与白彝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性途径传播艾滋病风险。也就是说，在彝族社会，艾滋病跨越等级边界在黑白彝之间通过性途径进行传播的概率十分小，因为二者之间缺乏性的社会网络联结的桥梁人。
2. 交换婚与血的流向：禁忌、优先与性传播路径特征
在彝族社会中，同一家支内部的人禁止通婚。就是说，同一个姓氏的男女不能结婚而只能和其他家支的人结婚。同一个姓氏的男女发生性关系和结婚都被视为乱伦。在笔者所调查的阿古村中，大部分都以马海为姓氏，而他们的妻子都来自其他的姓氏，没有例外。
家支外婚也并非无序进行。实践中，仍然遵循一些基本通婚原则，如交换婚优先。在人类学理论中，三个或三个以上家族集团进行环状联姻的婚姻结合形式称为一般交换婚。彝族社会的婚姻缔结往往遵循此原则。
在一般交换婚的基础上，彝族社会至今严格禁止姨表兄妹通婚和发生性关系，而姑舅表兄弟姐妹则有优先婚配的权力。这一习俗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彝族人的性实践。在彝族人性的社会网络中，绝对不会出现姨表兄妹发生关系的情形。这在彝族社会被认为是一种乱伦，而姑舅表兄妹发生性行为和结婚则是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
QB（男，黑彝）：我不可以和妈妈的姐妹的子女结婚，血不能倒着流。但可以和爸爸的姐妹的后代结婚，而且是优先婚，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兄弟的子女间不可结婚，我把她们看成是自己的亲姐妹一样。
这种文化建构的姨表不婚和姑舅表优先婚原则，实际上通过情境中的“血不倒流”和乱伦禁忌表述，将彝族人的性的社会网络建构在地方性知识结构的禁忌原则实践当中，具有明显的地方与民族特征。
3. 家支内转婚：被动的桥梁与艾滋病扩散
当一对夫妻中的男子去世后，男子家支要考虑为女方寻找改嫁对象，这就是当地流行的转婚习俗。这种习俗的当代实践基础在于，首先，彝族社会中男女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女性往往通过的男方家支支付高额聘礼娶回，因此被男性家支视为是家支财产；其次，在实行父系继承制的彝族社会，女性有抚养作为男性家支成员的子女的义务。改嫁家支外的人意味着家支成员的流失或生活境遇的降低，女方如欲改嫁必须返还男方家支的聘礼并赔偿损失。因为改嫁带来的家支冲突较多，甚至以“打冤家”和“死给”的极端形式解决。因此，家支内转婚是首先被考虑的处理方式。
转婚原则：首先，转婚只能在族内挑选对象，不能考虑本家支以外的人；其次，根据与死者的关系从亲到疏选择合适的转婚对象。具体说来就是首先考虑死者的亲生兄弟和平辈堂兄弟，如果没有的话就再考虑同族内其他对象。根据成婚类型，可以分为妻兄弟婚、妻父子婚等。转婚事宜的商量和安排都在家支内部进行，外部人员不能参与和干涉，而一旦家支头人会议上作出决定，被选中的男子一般很少有商榷的余地和拒绝的权利。而妇女在这一有关自身命运安排的议事过程中，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处于命运被决定的地位。
彝族婚姻文化中的转婚传统是推动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以及在普通人群之间扩散的较为重要文化动因。在当代彝族社会，转婚传统已经对艾滋病的传播和扩散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MJ（男）：我是民间禁毒防艾协会的巡逻队长，转婚导致家破人亡的事情都看到好几次了。劝说也制止不了，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再说这是人家家支内部的事情，说太多了也不好。真是没有办法。
笔者在阿古村附近的文全村调查时，村内一名36岁男子因艾滋病去世，他的妻子只有30岁，并育有三个子女。死者家支商议将其许配给死者的弟弟。死者的兄弟只有20岁，尚在外地。在死者的葬礼上，他的堂兄弟告诉我，是否要将死者的妻子转婚给死者的兄弟，要等死者的兄弟回来后家支内部再开会讨论。而在此之前，在另一个村，已经发生过男子死于艾滋病而家支将其妻子转婚给死者兄弟的事情。结果导致兄弟二人最后都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
五、结论与讨论
以上对社会文化情境中阿古村彝人性的社会网络的质性调查发现和分析表明：
首先，个人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同样深刻影响着普通人群的性实践。个人层面上于安全套的理解以及使用感受；双方互动层面上对于情义的考虑；社会文化意义上对于安全套的意义赋予都成彝族男女朋友之间、夫妻之间、情人之间选择不使用安全套进行性行为的促成原因。
其次，在新的时代变迁背景下，彝族人性的社会网络呈现出规模扩大化和城乡流动性的双重特征。按照差序格局的思路，在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们有时还是会考虑到使用安全套进行保护。
最后，文化因素所塑造的社会环境是社区中的普通人群进行性实践的文化法则和自觉规范。在进行性实践和构建性的社会网络的时候，彝族社会中的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家支内转婚、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等性伦理成为行为指导规范。性的社会网络构建仍然在社会和文化的法则下受到约束，从而形成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性社会网络形态。
进一步地，我们要针对以上掌握的彝族乡村社区普通人群的性行为和性网络特征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降低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以及在普通人群内部进行传播的风险。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社区普通人群在与高危或普通人群发生性行为时都较为忽视安全套的使用，这是艾滋病病毒向普通人群传播的最大风险。不使用安全套的行为并非因为对艾滋病与安全套“科学知识”话语缺乏掌握，而是当地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中的因素导致。调查中夫妻双方性生活中经常使用安全套的例子没有被发现，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夫妻一方或双方都感染有艾滋病的患者。社区普通人群在性行为过程中的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背后基于当地社会文化的安全套认知心理与艾滋病病毒在普通人群中的传播风险密切相关，如何在夫妻情感因素考虑和疾病防控效果之间取得干预平衡，仍然是解决彝族乡村社会安全套使用率问题的关键。
凉山彝族地区高危人群与普通人群以及普通人群之间的高危性行为在庞大而复杂的性社会网络中进一步增加了艾滋病病毒扩散的风险。性的社会网络建构与当地的社会结构、婚姻形式、居住方式、家庭结构、家支制度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性行为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性行为中安全套的使用和认知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具有民族和区域特点的性的社会网络也在深刻影响着艾滋病病毒在当地彝族人身体上的流动风险。
*笔者在研究及修改过程中得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老师、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学院刘德辉老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侯远高老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程瑜老师和余成普老师的帮助，并得到匿名评审人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工作报告》，2010年5月30日，第4页。
②同上，第12页。
③凉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凉山州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报告》，未刊稿，2010年7月，第1页。
④张玉萍：《少数民族防治艾滋病的思考》，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⑤潘绥铭：《艾滋病给社会学带来的新视角》，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⑥［法］爱弥尔·杜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⑦［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⑧［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韦伯在下篇《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主要讨论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积累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着重讨论了“性交的理性主义”，新教徒认为性交的目的是严肃的生殖，是性满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此韦伯指出，“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第126页）。
⑨［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⑩［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等译，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1Brooke G. Schoepf， “International AIDS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Tak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risi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1， Vol. 30， pp. 335-361。以及张有春：《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2Richard Parker， “Sexuality： Culture and Power in HIV/AIDS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0， 2001， pp. 163-179.
13潘绥铭：《艾滋病给社会学带来的新视角》。
14Edward O. Laumann， et 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5潘绥铭：《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性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sex-study.org/article.php?id=1567，访问日期：2011年10月14日。
16M.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78， No. 6， 1973， pp. 1360-1380.
17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18林南等：《社会资源和关系强度：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郑路编译，载《国外社会学》2001年第3期。
19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 Vol. 94， Supplement：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s：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tructure， pp. S95-S120
20Ronald S. Bur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2杨廷忠：《艾滋病危险行为的扩散研究》，载《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年第3期。
23左霞云等：《上海市长宁区未婚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来源调查》，载《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5年第9期。
24杨红梅等：《社会网络与HIV传播》，载《中国艾滋病性病》2003年第1期。
25详述可参见朱军礼等：《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危险行为同伴干预研究》，载《中华预防医学》2008年第12期；刘芳宇：《学生志愿者开展艾滋病同伴教育干预模式的效果评价》，载《中华中西医学杂志》2008年第9期；张周斌等：《强制戒毒人员防治同伴教育效果评价》，载《中国健康教育》2008年第8期等。
26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7潘绥铭：《艾滋病在中国：性传播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载潘绥铭：《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
28据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合作项目凉山项目办官员介绍，2009年中国报告艾滋病疫情超过5000例的县已达4个，而其中四川凉山地区就有B和Z两个县，比例高达50％，另外两个县分别是河南省S县和新疆自治区Y县。据凉山州CDC内部资料显示，Z县平均每年新发现HIV感染者以超过40％的增长速度递增。截至2009年6月，全县报告疫情数为5839例。2010年12月1日的艾滋病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到Z县和B县等地考察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因此，选择此地做田野的现实关怀意义也就更为突出。
29详述可参见侯远高等：《凉山彝族地区性病艾滋病传播及防治工作现状调查分析报告》，载《（凉山）本土资源与弱势群体参与TSD / AIDS防治的途径和模式》课题组项目报告（中英项目），2002年。
30凉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凉山州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报告》，第1页。
31出于学术伦理规范和保护当事人隐私考虑，文中所出现的地名和人名皆经过处理，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32林耀华：《凉山夷家》，上海书店民国36年（1947年）版，第47页。
33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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